基于新媒体营销的苹果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效应分析

基于山东省烟台市405名苹果种植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对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收入的影响效应以及新媒体营销对绿色生产行为增收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讨论了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和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可以显著提升苹果种植户收入,即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于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收入农户;新媒体营销是促进苹果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的中介变量,其间接影响占比为53.49%,表示农户采纳新媒体营销的渠道越多,对于农户增收效应的正向影响越强。因此,增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效应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和新媒体营销参与,强化政策帮扶精准度,以期实现农户增收致富。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贫困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增收的机制

为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及对贫困社员的增收作用机制,构建了能力视角下的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社减贫的内在机理与理论框架,并根据实地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以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需求表达能力3个社员能力维度,检验其在合作社中贫困农户的参与行为和减贫增收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贫困社员收益的提高程度不仅取决于其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资本参与和农业生产经营等业务参与行为,更取决于社员个人能力的提高程度;2)在贫困社员三个维度的能力中,技术应用能力的提高对其收益提高的影响程度最大;3)为了促进社员稳定可持续减贫与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作用,在鼓励贫困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同时,更应注重提升社员的各维度能力。     

山东省农户数字资本测度与空间分布

通过借鉴Ragnedda创建的数字资本框架，构建山东省农户数字资本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K-均值聚类算法测度农户数字资本水平；借助ArcGIS、GeoDa软件，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法，探索农户数字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三大经济圈对山东省整体农户数字资本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农户数字接触水平高于数字应用能力；农户数字资本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存在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基于云南省900份农户残膜回收意愿问卷的SEM实证研究

为探讨云南省农户残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农户问卷调查,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900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均对农户残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影响路径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政策感知>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同时,生计资本通过政策中介影响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政策引导农户进行残膜回收效果好于其他方式;此外,生计资本高的农户比生计资本低的农户更加关注政策,接受和认可程度也更高。基于此,提出加强补贴和大力宣传以及循序渐进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数字技术使用、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乡村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和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信息效应与决策行为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探讨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创业比例为9.4%,创业积极性不高;数字技术使用的农户比例为44.6%,使用率偏低;主观风险偏好超过其样本均值和持有金融产品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0.6%和1.9%,风险偏好程度较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创业比例高出8.8%,主客观风险偏好较高的农户创业比例比主客观风险低的农户分别高出4.0%和10.1%。数字技术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强度,且低学历、在婚、参与借贷、人情支出较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户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创业;数字技术使用强度（时长）和深度（学习、社交、商业活动）均可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提升农户创业概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通过加快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农村互联网创业技能和创业...     

土地流转如何促进农户增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不断加快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步伐,可以解放原本束缚于土地上的劳动力和资源,使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收入得以提升。分析了土地流转是否会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影响路径,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土地流转影响农户收入的路径。将土地流转细分为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将农户收入细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此基础上,从转入转出2个角度提出“土地转入-农业机械化-农业收入”和“土地转出-非农就业-非农收入”这2条影响路径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户的家庭收入比未流转户高12.41%,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土地转入促进了农业收入,土地转出促进了非农收入。(2)进一步发现土地转入是通过农业机械化推动农户农业增收的,农业机械化在土地转入影响农户农业收入的路径中发挥了26.13%的中介作用。土地转出通过非农就业推动农户非农收入增收的,非农收入在土地转出影响农户非农收入的路径中发挥了50.71%的中介作用。基于此研究结论,从推动土地流转、形成现代化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善非农就业服务体系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为探索数字素养水平提升能否赋能农户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和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对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数字素养每增加1单位,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概率提高20.7%。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响应和环境认知是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主要路径。数字素养水平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农户数字金融响应和提升农户环境认知程度,从而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3）进一步分析表明,邻里互动与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存在有益的互补关系,农户通过邻里互动能够增强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未来应从加快提高农户数字素养水平、扩大农村数字金融覆盖范围和强化农户环境认知能力、注重发挥数字素养与邻里互动有益的互补效应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基于质量经济学视角

技术创新与应用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质量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全国范围内1 946个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增收效应,在反事实框架下,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可以使农户家庭总收入提升18.37%,家庭纯收入提升27.93%。不同绿色生产技术中,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最为明显;不同农户中,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业兼业户的增收效应高于非农业兼业户,对普通农户的增收效应高于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质认证和政策支持是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增收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渠道拓展的作用不明显。针对此,提出加快健全绿色生产技术的宣传推广机制,通过示范效应和政策支持等提升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完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增收路径等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提升研究

如何提升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是小农融入现代农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开展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提升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提升“公司+农户”的关系稳定性,“公司+农户”良好的关系质量能够提升“公司+农户”的关系稳定性,“公司+农户”的关系质量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公司+农户”关系稳定性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总的来说,农业企业有意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直接或通过提高企业与农户的关系质量间接提高企业与农户的关系稳定性。     

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绿色认知的中介效应

农业绿色发展最终要落实到农业绿色生产行为上。基于对肥西县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绿色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禀赋显著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其中,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正相关,经济资本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负相关;资本禀赋通过绿色认知间接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其中,环境知识在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责任意识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农户分化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江西、安徽三省的调研数据

为破解因农户分化引发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以长江中下游部分省份农村地区的222份实地调查样本为例,采用社会分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以及认知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分化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影响的研究框架,并开展了相关的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具有一定的集中居住意愿基础,且集中居住意愿与其分化程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2）农户的收入结构分化对其集中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分化对其影响不显著。（3）农户认知变量在农户分化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基于此结论,提出应从尊重农民权益、提升政策合理性与透明性、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等角度制定相关政策建议。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助于提升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吗?——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

为探索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缓解其正规信贷约束的可行性，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方式进行识别与分类，从是否衔接、不同衔接方式、衔接广度3个维度分析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对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直接影响，并考察增收机制和增信机制的间接作用以及小农户资源禀赋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有助于提升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不同衔接方式对正规信贷可获得性产生差异化影响，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型衔接方式的促进作用最强；衔接广度的增加对小农户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增收机制和增信机制是衔接现代农业行为缓解小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重要渠道；劳动力资源充足、农业经营能力较强和位于西部地区的小农户通过衔接现代农业的方式提升其正规信贷可获得性的作用更明显。     

数字素养、资本禀赋与农户数字治理参与意愿——以河长制为例

基于488份微观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ic模型,以河长制为例探究数字素养与资本禀赋对农户数字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河长制数字治理参与意愿;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河长制数字治理参与意愿,而物质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河长制数字治理参与意愿。鉴于此,提出完善数字知识普及工作,打破资本禀赋短板约束效应,综合提高农户资本存量等建议以提升农户河长制数字治理参与度。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