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经济法解读

从经济法视角对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进行了解读，确定了民间组织经济法主体地位和社会救助法的经济法体系范畴归属，进而阐述了经济法调控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逻辑探析——基于陕西M村的实地调查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长效运作离不开村民主体的广泛参与。通过对陕西M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的实地调查,发现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控制村民私利最大化倾向、促进村民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集体行动有明显正向作用。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村庄利益沟通协调,增强利益共识,化解利益冲突;社会规范能够约束村民的环境行为,提高个体对其他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确定性,增强村民的参与信心;社会信任有助于推动优势资本交换,吸纳村民为人居环境治理投资,降低人居环境治理成本。三者共同作用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可依赖性和可预测性,促进村民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广泛参与。     

社会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

社会创业生态系统是参与社会创业活动各主体频繁互动的产物。借鉴生态学概念对社会创业生态系统内涵进行界定，从生态学视角分析其结构和运行机制，并认为其由创业生态群落与创业支撑环境两部分构成，创业生态群落包括主导社会企业、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商业企业等种群，动力机制、平衡调节机制、共生机制、资源整合机制是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运行机制。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成效和思考——以临洮县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央有关文件及规划布局中被多次提及,临洮县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将2022年确定为“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年”,对标学习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全面实施“22211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成效显著,但还存在群众参与不积极、工作落实不达标、垃圾清运不顺畅、卫生整治不彻底、治理机制不健全等方面问题,基于此提出了激发群众参与新局面、统筹推进形成新合力、逐步构建环境新格局、确保治理工作新突破等对策建议,对开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长效治理新局面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农村民间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农村民间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落或村落联合体为单位的由农民自发组成的服务组织，即互益型组织，又可称为村庄组织；另一类是专门从事农村各种服务活动、协助农村发展的专业性服务组织，又可称为乡村发展机构。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新农村建设要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民间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新农村建设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晋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探讨

【目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是农村工作中的重点,是实现高水平、高层次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通过分析晋江市在治理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中的取得成效和尚未解决、改善的问题,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理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为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借鉴。【方法/过程】以福建省晋江市的16个乡镇(街道)的76个试点村(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调研法等研究方法,对晋江市农村的人居环境展开实地调查,研究晋江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分析发现,晋江市政府通过环境整治、设施配套、规划建设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当地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水平,但也存在着村容建设同质媚俗、环境治理主体错位等问题。据此提出将村容建设与地方文化特色相结合,并调动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等建议。     

基于PLSR模型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演变驱动机制研究（1992—2016年）

目的由城市绿地、农田、林地、湿地和水域构成的绿色空间对于保障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宜人和居住舒适，以及维护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清其景观动态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指导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合理规划以提升其大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北京市中心城为研究范围，选取1992、2000、2008、2016年4个时间节点进行绿色空间演变驱动机制研究，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探究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结果社会经济因素与各地类面积演变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常住人口、建设用地面积4项影响因子对各地类面积演变的变量投影重要性VIP值均大于1；自然因素中影响各地类斑块类型面积指数演变的变量投影重要性VIP值均小于1。结论社会经济是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演变的直接驱动力，人口规模的增加、地区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导致绿色空间演变的重要因素，而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相对静态，且不如社会经济因素明显。本研究科学合理地阐明了影响绿色空间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制定合理科学的绿地发展、保护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固沙植被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子

目的植物固沙作为重要的防沙治沙手段，在中国北方沙区生态重建与恢复工作中应用已60余年。了解不同固沙植被的景观格局动态及影响因子，可以为沙区的植被建设提供依据。方法本文通过中国植被图数据，选取了以蒿属（褐沙蒿和黑沙蒿为主）、锦鸡儿属（中间锦鸡儿、小叶锦鸡儿和柠条锦鸡儿为主）、榆树和樟子松为优势种的典型植被，在四大沙地（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沙地）内的分布区域，采用景观脆弱度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其在1990—2015年间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蒿属和锦鸡儿属灌丛总体呈扩张趋势且逐渐稳定，景观格局主要受年降水量的影响（贡献率分别为 0.31、0.41），榆树疏林和人工樟子松林表现出衰退趋势，其主要影响因子分别是土地覆盖（贡献率为 0.34）和生长季气温（贡献率为 0.24）。结论在未来可能的气候条件下，蒿属灌丛和锦鸡儿属灌丛能够稳定存在并继续发挥其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榆树疏林和人工樟子松林可能会发生进一步退化，在植被建设工程中需要根据沙区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树种并加强管理。      

日本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乡村建设经历了3个阶段的发展,实现了乡村人居环境的全面提升。中国乡村在传统文化、人口分布及面临的发展问题上与日本有颇多相似之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文分析了日本乡村建设经历的3个历史阶段,总结了日本乡村生态环境建设、人居建设创新实践和农业环境建设的经验,并结合中国乡村建设的现状,得出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即创新乡村区域规划、构建创新农业生产环境和加强乡村人文社会环境建设。     

上房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上房绿化建设有限公司是上海市园林绿化协会理事单位，成立于1984年，是沪上最早从事综合性城市景观营造、环境装饰的专业公司之一。几十年来，公司始终走着一条绿色的道路，本着“贡献社会，致力城市景观；造福百姓，美化居住环境”的经营宗旨，为上海及境内外的环境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并屡获嘉奖。     

北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需求和意愿分析——以房山区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农民生活品质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工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是整项治理工作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以房山区为例,对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需求强烈,但参与意愿不够强,主要原因是村民个体认知能力低和村干部引导互动少。基于此,从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个体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政策建议。     

民间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在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民间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用愈加突出。目前，民间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发展方向模糊、缺乏合理的内部管理机制及稳定的资源支持等问题。基于民间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化情况及困境分析，提出了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明确发展地位、探索发展方向，增强自身能力、强化内部管理，深化本地参与、注重品牌建设的实现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实困境及对策

以E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走访,了解该镇人居环境治理现状。经过不断治理,E镇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实践中可能存在村民参与积极性、相关政策、基础设施、专业型人才、资金及产业优势等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包括坚持多方合作治理、完善人居环境管护机制、加强基础设备建设、拓宽筹集资金渠道、注重培养专业型人才以及积极打造地方特色产业等策略,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参考。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基于简约设计理念的八迪河中心社区乡村景观建设研究

由于建设方式失当,乡村景观建设问题日益突出,景观特色逐渐丧失,用简约设计的方法可以解决或者规避乡村景观建设中存在的多种问题,保护和延续乡村景观特色。为营造良好的乡村人居环境,提出简约化乡村景观建设模式,并将之运用到罗田县八迪河中心社区乡村景观建设中,以其生活性、生产性、生态性为特色和基点,从规划、建筑、法制、社会、经济等方面去指导乡村景观建设,着力打造美丽乡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难点及对策——以贵阳市X县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目前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难点和痛点,如部分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性问题成为挑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主体单一等。为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效性更强,可通过有技巧的宣传动员、共享城乡发展红利、发展集体经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完善激励机制等方式,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更易推进、更具长效,不断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引向深入。     

不同幅度景观格局与水分利用效率耦合研究

景观格局是生态过程在一定时空尺度上综合作用的产物,它对生态系统内的碳水分配以及碳、水循环过程中的耦合作用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目的为了探讨多尺度下景观格局与水分利用效率的相互作用规律,为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耦合关系的研究以及区域生态规划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方法本研究采用PEST模型参数优化后的Biome-BGC模型模拟了千烟洲森林生态系统2000—2014年的水分利用效率,并分析了多尺度下景观格局指数和水分利用效率,年总初级生产力的相关性及其变化趋势。结果（1） 景观破碎化指数（斑块数量、斑块密度）与水分利用效率在缓冲区为10 ~ 80范围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平均斑块面积和水分利用效率在缓冲区为10 ~ 80范围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 景观形状指数（景观形状指数、分维度指数）与水分利用效率在缓冲区为50 ~ 100范围内呈显著正相关。（3） 景观聚合度指数（相似邻接百分比、聚集度指数）与水分利用效率间的相关性在缓冲区为10~50范围内呈显著正相关。（4） 景观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与水分利用效率间的相关性在缓冲区为10 ~ 20时呈显著负相关,70 ~ 100时变为显著正相关。（5） 景观格局指数和水分利用效率的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尺度效应。（6） 总初级生产力和景观格局指数相关性的变化规律同水分利用效率和景观格局指数相关性的变化规律一致。结论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耦合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建议区域生态规划要充分考虑尺度效应,使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发挥最大的耦合效用。      

基于ENVI技术下的蒙山风景区景观格局动态评估与分析

目的风景区景观结构随人类活动不断发生变化,过多人为干扰及不合理用地布局将影响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梳理风景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对于指导风景区合理规划及促进生态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山东省蒙山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在ENVI技术支持下解译其2003、2008、2013、2015年遥感影像并借助景观格局指数分析软件Fragstats栅格版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基于2003—2015年蒙山风景区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结合景观现状评估显示:（1） 研究期间林地、耕地类型缩减与建筑用地扩张是该时期风景区发展的典型特征,林地向耕地转化、耕地向林地转化、耕地向建筑用地转化是风景区景观类型转移最主要的3种方式,转换面积分别为1 760.49、1 197.27和1 497.15 hm2,依次集中于边缘区、边缘区、外围区。（2） 风景区整体破碎化程度呈现波动性变化,其中2008年为风景区破碎度最低的一年,同时也是林地类型破碎度最低的一年。（3） 典型空间结构上,风景区各个分区破碎程度排序为边缘区 > 外围区 > 核心区,边缘区破碎化程度高,生态较为脆弱。（4） 景观各类型均呈波动式变化,其中建筑用地破碎化加剧最为显著。结论风景区研究始末对比破碎度加剧,林地、建筑用地是影响景观格局稳定的关键因子,特别是边缘区林地、建筑用地布局应引起重点关注,同时破碎化程度不是判定景区发展的唯一因子,应结合景观品质的判定综合考量。      

基于多因子叠加的绵阳市富乐山公园绿地建设评价

绿地系统是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园绿地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础,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以富乐山公园为对象,以现状情况为基础,以因子叠加分析为技术手段,从社会服务、景观美化、文化教育、生态效益四个方面对富乐山公园的建设进行研究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对应的发展策略。     

面向多类型、多尺度协同传导的乡村景观特征识别与评价方法

  目的  提升乡村景观品质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形成良好居住环境的关键。面对新时代中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需求,乡村景观亟需通过规划设计来突出地域特征、展现地域风貌特色。本文探索了面向多尺度乡村空间的景观特征识别与评价方法,以期为营建地域化乡村景观提供新思路。  方法  文章探讨了景观特征评估工具在乡村景观风貌识别与营建中的实践应用。以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为例,首先,在传统LCA工具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尺度乡村景观特征评价的工作框架;其次借助地理信息分析平台进行了国土—区域—场地多尺度视角下的乡村景观特征分类识别与描述;最后,构建了基于具体发展目标的景观决策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景观发展策略。  结果  通过分析获取了研究区域的景观特征分类图,并根据分类及决策评价结果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思路,完成了从国土空间到场地、从景观特征区到景观特征要素的多尺度、多层级乡村景观分类与决策协同的实践探索。  结论  相较于传统的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研究中的多类型、多尺度的景观特征评估强调了对乡村景观自身特性及多样性组合方式的关注,不仅能够更好地衔接国土空间一体化发展,更在进行地域化的乡村风貌特色识别与区分时具有明显优势,为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了全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