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生态安全评价进展

中国是大豆(Glycine max)的起源中心,大豆是中国的重要作物。转基因大豆向环境释放后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自然状态下分布着丰富的野大豆(G.soja)遗传资源,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能够在自然条件下与野大豆发生基因交流。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释放后,由于大量单一使用草甘膦,田间杂草已经进化出了抗药性。大量使用的除草剂以及转基因大豆根际分泌物会对土壤微生物、非靶标生物产生影响,并影响到植物的固氮能力。本文在综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基因大豆生物安全研究与管理的建议,为我国将来转基因大豆的产业化提供参考。     

转基因抗虫植物对昆虫天敌的影响

随着商业化种植的迅速推广,转基因作物在给人们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其对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已成为关注的焦点。转基因抗虫作物在对靶标害虫有很好控制作用的同时,对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及其种群数量的影响是其生态安全评价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天敌个体及种群两个方面综述了转基因抗虫作物对天敌的影响。目前,大多数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作物在有效控制靶标害虫的同时,对昆虫天敌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也有研究报道认为对某些天敌有一定的不良影响,除个别Bt棉田外,未发现转基因作物田中天敌种群数量受到不良影响。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Glycine mac (L.) Merri）杂草性评价的试验实例

 【目的】评价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40-3-2作为加工原料引入中国可能带来的演化为杂草的生态风险,验证转基因大豆杂草化环境安全评价条款的可操作性。【方法】在农田生态环境下比较了抗性大豆、受体品种和当地常规品种的生存竞争能力、繁育能力、自生苗、种子落粒性和延续能力。【结果】在适宜季节种植的转基因大豆的生存竞争能力和繁育能力明显低于当地常规品种,表现在复叶数少、植株较矮、结实率低;受体品种的生存竞争能力和常规品种相似,但繁育能力低于常规品种。在非适宜季节三者的生存竞争能力相似,而受体品种和抗性大豆的结实能力都比常规品种略强。3个品种的落粒性都不强,形成自生苗的可能性也都很小。所有供试大豆种子的延续能力都很弱。【结论】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40-3-2在中国南京地区环境条件下演化为杂草的可能性较小,其作为加工原料进口后演化为杂草的生态风险小。试验证实了转基因大豆环境安全评价标准的杂草性条款具有可操作性。     

转基因大豆在中国发生基因漂移的风险性

随着越来越多转基因作物的出现,外源基因对普通栽培种和野生近缘种的基因污染以及通过自然杂交发生基因漂移的可能性都在增加.转基因大豆作为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2007年占据了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1%.中国野生大豆的种质资源丰富,且每年都要大量引入转基因大豆.这必将带来一系列的生态风险.笔者综述了转基因大豆在中国发生基因逃逸并与野生近缘种杂交的可能性以及杂交后可能的生态效应.并提出了今后应开展工作的方向,以期为中国转基因大豆管理提供依据.     

害虫对苏云金芽孢杆菌的抗性及其延缓措施

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简称Bt)在害虫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已表明,有近20种昆虫可对Bt生物制剂产生抗性,转Bt基因作物的释放更加剧了害虫的抗性进化。开展害虫的抗性研究,加强对Bt基因的保护,对持续利用Bt生物制剂和转Bt基因作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生态风险及对策研究

转基因生物技术是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开发和应用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们在利用生物技术造福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安全问题,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滥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都可能构成危险或潜在的风险,即生态风险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应用进行监管。我国当前没有关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生态风险防范的全面而系统的法规体系,在分析和比较国内外转基因生物技术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     

转基因大豆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使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对转基因检测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不断增加,现有的常规转基因检测方法已不能满足快速、灵敏、高通量及准确定量的要求,进而对转基因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通过对转基因作物蛋白质和核酸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重点介绍ELISA、PCR和基因芯片技术在转基因大豆检测中的最新应用情况,并对不同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比较.近年来,蛋白质组学、生物分子互作及近红外光谱分析等新技术在转基因检测中逐渐兴起应用,其中质谱技术和同位素标记技术是今后转基因检测技术发展的方向;由于多重连接探针扩增(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技术可在单一反应管内同时检测多种转基因成分,实现了高通量转基因检测的目的,提高了转基因检测效率,今后需加强其在转基因大豆检测中的研究与应用.     

无标记基因抗虫水稻外源基因向常规栽培水稻漂移研究(英文)

[目的]该试验旨在研究外源基因向非转基因常规栽培稻漂移频率,评估无标记基因抗虫水稻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方法]该试验以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为研究对象,将几种非转基因常规栽培水稻种植在其周围,按不同距离收集F1代非转基因水稻种子。采用PCR技术对各点收集的水稻种子进行转基因杂种鉴定,统计并分析抗虫转基因水稻中外源基因向非转基因常规栽培水稻漂移的频率。[结果]外源Bt基因向P13381和春江063水稻平均漂移频率皆为0。而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非转基因水稻合系22-2、天香、明恢63和P1157几个品种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转基因漂移,平均漂移频率最高为0.875%,并且漂移频率随着距离加大而逐渐降低,而在7m以外的所有采样点平均转基因漂移频率为0。[结论]该研究表明抗虫水稻华恢1号外源基因的基因漂移频率非常低,其对生态环境的在风险很小,通过田间合理布局进行物理隔离,保持合适距离,以及科学安排农时,错开花期等方式,能有效控制转基因水稻外源基因漂移和降低因转基因逃逸带来生态风险。     

转基因大豆发展现状与中国的对策

综述对世界大豆主产国转基因大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就转基因大豆对于人类、动植物及环境安全可能存在的现实和潜在的影响进行了叙述并对中国大豆产业的未来进行了展望;认为,目前应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非转基因大豆这一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亦注重进口非转基因大豆,使中国成为世界非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加工和出口中心;同时加强对大豆生物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早日创造出知识产权属于中国自己的、安全和环保的转基因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业实现新的腾飞提供技术储备。     

抗病毒转基因植物释放的风险性研究进展

抗病毒转基因植物在农业生产上有着远大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随着转基因植物田间试验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商品化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抗病毒转基因植物的潜在风险也日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风险主要有3种:重组、协生和异源包壳.根据各种风险产生的机制,已发现一些减少风险的有效方法.     

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哲学反思

[目的]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进行哲学反思。[方法]从哲学方面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进行讨论。[结果]从哲学分析层面提出:坚持机械论、还原论的科学观是转基因技术风险生产的认识论原因;转基因作为人工选择技术取代自然选择,转基因技术在自然属性上"僭越"是风险产生的内在原因。转基因的技术风险失控根源于社会制度,制度性风险才是转基因技术风险的根本原因。[结论]提出从独断、片面科学转变到反思、综合的科学,从消灭、创生的技术转变到保护、共生的技术,是人们科学观和技术观的必然变革。     

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哲学反思(英文)

[目的]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进行哲学反思。[方法]从哲学方面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进行讨论。[结果]从哲学层面提出:坚持机械论、还原论的科学观是转基因技术风险生产的认识论原因;转基因作为人工选择技术取代自然选择,转基因技术在自然属性上"僭越"是风险产生的内在原因。转基因的技术风险失控根源于社会制度,制度性风险才是转基因技术风险的根本原因。[结论]提出从独断、片面科学转变到反思、综合的科学,从消灭、创生的技术转变到保护、共生的技术,是人们科学观和技术观的必然变革。     

大豆规模化转基因技术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

大豆是最早进行转基因品种大面积商业化种植的作物,也是目前转基因品种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在食品、营养、工业和医药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2012年的17年间,全球共累计种植转基因大豆76 310万公顷,给种植户带来了约370亿美元的收益。2013年,共有11个国家种植了8 450万公顷转基因大豆,约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48%,大豆种植面积的79%。尽管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已在全球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长期以来大豆的转基因技术体系一直未能实现重大突破,高效、稳定的转基因技术体系仍是开展转基因品种选育和基因功能研究的瓶颈因素。根癌农杆菌介导的子叶节转化系统和基因枪介导的体细胞胚转化系统是目前最为常用的大豆转基因技术体系。自1988年采用这两种方法几乎同时获得了首批可育转基因大豆植株以来,大量的研究工作者对其开展了改良和优化研究,实现了转化效率的提升和再生方式向胚性悬浮细胞等的拓展,在大豆农艺性状改良和基因功能研究中发挥了作用。文章综述了大豆转基因技术的主要研究进展和问题,比较了大豆不定芽器官发生再生途径、体细胞胚再生途径和原生质体再生途径的特点;归纳了根癌农杆菌和基因枪介导的大豆转基因体系构建研究的典型案例,总结了其在大豆基因型选用、外植体选材、再生方式、筛选策略等技术参数和转化效率。分析认为：尽管通过多年努力,目前,可用于大豆转化的基因型、外植体类型等均有了很大拓展,转化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多个报道中获得了超过10%的转化效率,甚至出现了转化效率高达30%以上的研究报道。但这些转化效率数据多数是在样本量较小的试验中获得的,而且在同一研究报道中,不同转化操作重复间的转化效率差异往往很大;在单因素对比试验中获得的高转化效率,往往在多因素整合试验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演。这说明试验中尚有很多难以控制的未知因素对转化效率产生着影响,不同转化操作技术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操作习惯等人为因素,不同实验室设施设备条件的差别等环境因素,也都会对转化效率产生很大影响,这就造成了同一转化流程在不同实验室间的重演性不佳、不同操作人员间的转化效率差别较大、同一实验室的转化效率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豆规模化转基因技术体系的形成。文章还概述了中国大豆转基因技术体系构建和转基因材料创制研究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在农艺性状改良转基因大豆材料创制工作中取得的主要进展,并对基因组编辑技术、定点整合技术等新兴转基因技术在大豆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Bt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研究进展及其对家蚕的风险评估

Bt基因是目前农业上使用最广泛的抗虫基因。近年来,Bt基因已广泛用于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研究,进展极为迅速。我国在Bt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培育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且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率先商品化种植Bt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国家之一。为此,概述了Bt基因的发展状况、国内外Bt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研究进展及其对非靶标经济昆虫家蚕的生态风险,以期为Bt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商品化种植和重要经济昆虫的合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     

土壤中毒死蜱及主要代谢产物的降解与生态风险

为探讨施用农药毒死蜱后土壤中毒死蜱及其主要降解产物3,5,6-三氯吡啶-2-酚（TCP）污染分布特征,评估农田土壤环境中毒死蜱及TCP的环境风险,以玉米、小麦和大豆3种作物农田为研究对象,开展旱地农田田间试验。通过对施用后不同时间农田土壤中毒死蜱浓度检测发现,土壤中毒死蜱均在前期消解较快,后期逐渐变缓。小麦、大豆、玉米种植土壤中毒死蜱的半衰期为7.86~24.84 d（均小于30 d）,消解速率常数为0.027 9~0.088 2 d^-1。前期均表现为0~5 cm土壤中毒死蜱残留量最大,15~20 cm土壤中毒死蜱残留量最小,即随着深度的增加土壤中毒死蜱的残留量逐渐降低;随着时间的延长,0~10 cm土壤中毒死蜱残留量逐渐减少,10~20 cm土壤中毒死蜱残留量逐渐增加。TCP比母体毒死蜱更容易迁移,对环境的污染风险较高。随着毒死蜱施用剂量的增加,小麦、大豆、玉米3种作物种植土壤中毒死蜱及TCP的短期和长期生态风险均增大。超推荐剂量施用毒死蜱导致毒死蜱及TCP产生较高的短期和长期生态风险,TCP生态风险在3种作物农田中均达到了高风险等级。     

遗传利用限制技术（GURTs）的发展及应用前景

介绍了两种类型遗传利用限制技术（GURTs）的内容,分析了将其应用于转基因作物时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在防止转基因逃逸方面潜在的应用价值。结合当前国际社会各方不同观点,综述了围绕GURTs应用引发的争论。     

转基因水稻环境安全研究进展

随着抗虫、抗病、抗除草剂、抗逆境和高产优质的转基因水稻从实验室逐渐走向开放环境,转基因水稻可能带来的环境安全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就近年来我国转基因水稻环境安全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综述,主要包括转基因漂移及其生态风险,转基因对非靶标生物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转基因对土壤生物群落的影响及转基因水稻本身杂草化风险等方面,旨在为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研究和转基因水稻商品化提供科学参考。     

转Bt基因水稻安全性评价研究进展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为利用外源基因培育优良品种提供了新的途径,目前国内外已培育出多个高抗水稻害虫的转基因水稻材料,并获准进入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但是,人们对转基因抗虫水稻潜在的风险尚存在疑问,这是目前转基因水稻未能进一步获准商品化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简要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转Bt基因水稻研究现状与安全性评价的最新进展,主要涉及食品安全性、环境生态安全性及昆虫对其产生抗性,并对将来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探讨

转基因作物具有传统农作物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对人类未来生活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等方面可能存在风险。在此背景下,论述了转基因作物的发展现状、优越性、安全性问题、管理和发展策略,旨在说明转基因作物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促进其今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