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粮食主产区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东北粮食主产区18个典型村为研究区,运用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测算模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农地价值功能、农地生产功能和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及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较高,农地价值功能基本不需替代,农地生产功能完全不需替代。2)研究区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越大,农地转出率越高;农地价值功能替代程度越大,农地转入率越高,农地转出率越低;农地生产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地转入率越低,农地转出率越高。3)研究区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差异明显。农地价值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转入率呈正相关性,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中等、低等和高等收入农户;农地生产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转入率呈负相关,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高等、中等和低等收入农户;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转出率呈正相关,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低等、高等和中等收入农户。     

关系网络、农户分化与农地转出行为研究

在中国农村地区,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可能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关系网络、农户分化和农地转出行为的分析线索,利用陕南3个地市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分析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探讨农户分化在关系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3.4%的农户发生农地转出行为,但转出户的农地转出规模相对较大,平均每户的农地转出率为65.9%。关系网络中的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分化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促进作用要强于关系网络。但是,农户分化抑制了强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的促进作用,增强了弱连接网络对农地转出规模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构建农地交易平台时应充分发挥关系网络信息共享和建立信任的优势;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与提供就业信息等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农地流转正式制度;让农户分化后扩大的弱连接网络与资本、企业家能力相连,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陕西省农户土地再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促进土地合理有效的可持续流转,稳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专业大户的土地供给,利用对陕西子长县492名农户进行调查获得的数据,构建农户土地再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模型,分别就农地已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专业大户两类农户的土地再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农地已转入合作社的农户,其土地再流转意愿与农户文化程度和转出农地的租金呈正相关,而与农业收入、农地的转出期限和经营现状以及转出自发性呈负相关;对于农地已转入专业大户的农户,其土地再流转意愿与农户所从事职业的农业属性和土地租金呈正相关,而与农户年龄、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人数以及转出农地的经营现状呈负相关。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农户家庭总人口、土地转出面积、协议形式、转出形式均对农户的土地再流转意愿没有影响。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砚山县的农户调查

分析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解决生产经营零散,实现全面小康、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依据云南省砚山县的问卷调查数据,采取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受教育年限、承包地块的面积、承包地块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户所在区位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性影响。(2)年龄、职业类别、承包地距离、家庭总人口数以及务农人口数对农地转出意愿影响不显著。农地转出意愿是受到承包地块特征等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的。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为增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盘活农地承包流转,提高农户耕地利用效率,需要加大农村科技、教育投入,立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和服务水平,制定优惠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确保农村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     

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地区差异及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农户的调查

利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采用模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的地区差异,探讨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地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在无锡和南通,农地就业保障被替代程度和经济保障被替代程度愈大,农户愈是愿意转出农地。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这种影响程度就愈大;在无锡农地基本生活保障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微弱的负影响,南通农地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替代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提高农民收入多元化的程度,是加快农地流转,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根本途径。在农地流转制度设计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     

河南省小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目的]明确河南省小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小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意愿调查问卷获取相关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小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的主要因素.[结果]小农户经营规模小,户均耕种面积0.37 ha;种植结构单一,主要为小麦、玉米等省时省力作物;兼业化较重,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5.5%.小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意愿较强,68.9%的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经营权,农地流转潜力较大.小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影响显著的因素主要为非农收入、耕种面积和农机数量,其中,非农收入和耕种面积对小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达5%和1%的显著水平;农机数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达10%的显著水平;非农收入影响较大,估计系数为1.105,发生比率为3.020.[建议]为促进河南省农地经营权流转,建议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户非农收入水平;调整农机补贴政策,实行与农地经营规模挂钩的农机补贴政策;弱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建立土地退出激励机制.     

信任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扩展TPB的实证分析

运用扩展计划行为理论(TPB)分析信任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之后利用吉林省10个市(县)的526份农户调查数据,结合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社会信任、流转对象信任、政府信任均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社会信任、流转对象信任和政府信任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其农地转出的意愿。加大国家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扩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加强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服务和保障能有效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新常态下农户风险态度对其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哈密市伊州区6个乡镇48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农户风险规避态度对其农地转出行为及转出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信息识别能力、非农就业率、周围平级群体数量、转出户对交易对象的了解、家庭特殊事件经历等控制变量也有助于提高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质量和效率;由于拖欠土地租金、分期支付的出现使更多的农户对土地流转交易没有安全感,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增多,其土地转出意愿减弱。因此,加大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的形成力度,规范农地流转双方的保障项目,鼓励农地不集中、规模较小的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是有效推进农地流转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农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地转出行为与农户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土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测度的指标体系,利用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农地转出户与非转出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探讨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两类家庭的生计资本水平总体均不太高,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总值略小于农地非转出户。其中,农地转出户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农地非转出户,而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存量均低于农地非转出户,特别是自然资本的差异比较明显。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均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户的金融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农户的生计资本还受到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等特征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非农就业机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强化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促进其生计转型的对策建议。     

产权风险下农户农地无偿转包方式选择——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

发育农地流转市场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农户农地无偿转包一直被认为是农地交易市场发育不充分的表现。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农地存在产权风险的原因出发,利用山东、湖北和广西三省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双重制度下农户选择以何种转包方式规避产权风险,探讨产权风险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是否选择无偿转包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转出中有偿转出占比为67.87%,无偿转出占比为32.13%。确权农户中无偿转出占比仅为27.27%,低于未确权农户无偿转出占比61.70%,转出对象为亲友时的无偿方式占比为69.53%,远高于非亲友时的9.26%。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无偿转包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确权安全感知可显著抑制无偿转包农地行为;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可显著促进农户选择无偿转包行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农户确权安全感知的提高有助于解除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对农地无偿转包的锁定效应。因此,需以农地确权为契机,提高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充分发挥农地流转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效应,实现市场与关系的契合,引导农户积极实现土地财产性收益,从而有利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和优化资源配置。     

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村非农创业的稳步发展在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户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进而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农户家庭保险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比例不高,仅为14.6%,农地转出行为参与率和转出规模平均比重均呈现出较低水平,分别为17.4%和14.4%。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农创业在青壮年农户中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老年农户。非农创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参与保险,进一步推动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家庭保险参与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基于农户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扶持和就业引导,通过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提高农户保险参与率等政策建议。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白水县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省白水县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土地总面积、劳均耕地面积、农地亩均收益、家庭外出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基础教育与农民技能培训投资,积极扶持乡镇企业,支持种田大户发展农业生产,提供非农就业信息、保障农民务工收益等建议,以促进农户农地的转出,发展农地规模经营。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评估与驱动机制辨析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农地流转对不同流转行为类型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辨析转出户和转入户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流转确实存在农户收入效应,对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效应为20.5%和17.3%. 2)转出户和转入户家庭收入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占主导地位.转入户家庭收入增长依赖规模报酬递增机制驱动,农地资产变现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为促进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持续实现,应采取稳定流转租金、引导非农就业、发展农村金融等措施,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能力,促进转出户和转入户利益共享.     

基于Logit-Tobit的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索农民农地流转行为和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推进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政策依据。【方法】基于河南省8县（市）问卷调研数据,选取户主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区域经济特征3个方面11个具体变量,构建Logit模型分析变量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影响,再利用Tobit模型对转出和转入实际规模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的因素不尽相同,影响流转行为和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基本相同,但显著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对农地转出呈正向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本村土地租金及村集体是否组织流转等,其中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对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对农地转入呈负向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非农收入比重、本村土地租金,呈正向显著影响的有流转期限、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是否拥有大中型农业机械、地区类型等,其中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等变量对转入行为和转入规模均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建议】从农地流转主要影响因素着力,推动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等中介组织中介、合同管理作用,适时合理调整租金水平,从而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供给行为关系研究——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

在农地市场发育过程中,愈是具有从事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虽然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可能性和流转面积有负向影响,但是它并没有构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农户是否向市场提供农地,主要取决于农户要素禀赋。利用2005年江西省21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以上假说进行验证。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仪征市刘集镇217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苏省仪征市刘集镇21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总体上较强烈,影响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显著性因素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从众心理、对租金的满意程度;其他因素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显著。为了增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需要增强农户的土地政策意识,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等。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对丘陵山区农地弃耕的影响———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

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及生计资产出发,为解释丘陵山区农地弃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本文以地处重庆 渝东南翼的酉阳县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PRA)对6个典型村进行农户调查,得到246份有效问卷,利用经 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及农户生计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解释该地与农地弃耕的影响 因素.研究结果:(1)酉阳县存在大量弃耕现象,调查结果显示,撂荒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7.72%;转出耕地面 积占耕地总面积的10.09%;(2)在县域尺度来看,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农户家庭务农机会成本中短 暂的务工、打零工等形式的工资性收入较高;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程度也存在地域差异,其大小顺序为:槽谷平坝 区,低山区和中山区;(3)务农机会成本的变化是丘陵山区尤其是中低山地区农户弃耕的重要原因;(4)农户的生 计资产中,自然资产、物质资产和社会资产对农户弃耕行为具有一定影响.农户务农机会成本及生计资产能够较好 地解释丘陵山区农地弃耕的影响因素,为深入研究丘陵山区农地边际化提供借鉴依据.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传统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以及现代农业的普及推动了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使用.当前,小农户经营格局的限制导致多数农业经营者购买农业机械的难度较大,由此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出现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通过替代农业生产劳动力、普及生产技术以及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农地流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的影响,同时还通过对样本分组开展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推广对农地转出和转入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入行为和转入规模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2)农机社会化服务在不同年龄类型农户以及不同生产区域的农户中所发挥的影响也具有差异.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农机租赁服务主体;基于不同类型农户的发展特征,实施多元化的农机服务和技术保障;针对不同农业生产区域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地加强农机租赁推广和技术帮扶力度;提高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组织化水平.     

延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及农户意愿的调查研究——以图们市Y镇的M村和Q村为例

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Y镇的M村和Q村为调查对象,以农地转出农户和转入农户、自作农户等3种立场不同农户的访问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他们的农地流转现状,进而比较3种立场不同农户对农地流转的意识和意愿。     

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地流转吗?——来自CLDS的经验证据

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工商资本下乡行为异质性的视角,从租赁农地和提供机耕服务两个方面梳理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可能路径,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44.46%和25.01%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机耕服务;21.17%和72.06%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不止一次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多元化惠农服务。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影响不显著;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机耕服务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户主年龄、性别、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和村居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因素也能够促进农地流转。随着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强度的增加,将降低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概率;若工商资本下乡提供多元化惠农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因此,需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警惕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大量"圈地"导致的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现象,加快建立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