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县域乡村生活空间宜居性评价

为了探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与生活空间宜居性的理论逻辑关系,将土地利用多功能研究应用于宜居生活空间优化实践中。该文从土地利用供给人类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视角,探讨了两者的理论逻辑关系,并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构建了生活空间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基于GIS和RS技术的指标空间化方法,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综合集成遥感、调查、统计等多源数据,定量研究了张北县生活空间宜居性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张北县生活空间宜居性呈现以张北镇为高值中心、二台-沙沟镇为副中心的空间分布态势,较强以上等级宜居性生活空间面积仅占全县面积的2.42%。其中,生活承载功能呈现以张北县为高值中心,以主要交通干线为高值轴线的网状分布态势;生活保障功能呈现出张北镇、油篓沟乡北部和二台镇-沙沟镇2个组团式高值中心的分布态势;精神净化功能高值中心主要分布在张北镇,在沿张北镇西南方向至大河乡以及二台-沙沟镇两区域出现副高值中心。城镇区域宜居性等级多为较强及以上,主要分布在张北镇、沙沟镇、油娄沟乡、二台镇;乡村区域宜居性等级多为较弱及以下,主要分布在海图流乡、二泉井乡、大河乡、单晶河乡、两面井乡等,这些乡镇的乡村区域是"振兴乡村"战略推进过程中首要关注的重点区域。     

基于两维图论聚类的辽宁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分区

辽宁省土地利用功能间的矛盾相对突出,明晰区域土地利用多功能的现状、进行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分区可为促进区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选取2017年辽宁省县域土地利用生活、生产、生态方面22个典型指标构建区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两维图论聚类法进行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及分区研究。研究发现：1）研究区生活功能高值区于中部呈斜\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熵权TOPSIS和聚类分析对江苏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可以对改善江苏省13市土地利用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供有效对策,为促进区域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苏州和无锡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综合水平处于良好阶段,两个城市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徐州、宿迁、淮安、盐城、南通、泰州、扬州、南京、常州和镇江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综合水平处于一般阶段,而连云港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综合水平还处于较差阶段,其中南京、常州、镇江、南通和扬州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相似性较高,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云港和泰州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具有较高相似性。通过江苏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分析,苏南地区苏州和无锡土地利用综合功能发挥较好,苏南其他地区和苏中地区土地利用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苏北地区土地利用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普遍较弱,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江苏省13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发展水平在苏南、苏中和苏北各有不同,需要根据各地的具体土地利用情况制定具体措施提升土地利用率。     

西藏尼洋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敏感性的影响

[目的]以西藏尼洋河流域作为高原生态脆弱区的典型代表,对流域1995—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影响下的生态敏感性进行探索分析,为该流域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计算流域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土地利用变化下的生态敏感性指数,基于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各子流域内的时空变化,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获得尼洋河流域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状况。[结果] 1995—2020年尼洋河流域林地和建筑用地面积呈增加的趋势,而未利用地和水域面积呈下降趋势;土地利用强度指数由1.725 5上升到1.725 9,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了约3 000万元。土地利用强度指数上升的区域分布在下游流域;流域生态敏感性指数由0.3增加到9.4,流域中、高敏感区主要分布在中下游流域,且高敏感区面积呈扩增趋势。[结论]流域内区域生态敏感性变化由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移流动的方向所决定。总体而言,近25 a来流域生态敏感性对生态系统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较为明显,中下游区域生态敏感性呈恶化的趋势。     

湘江流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及障碍因子识别

为了促进湘江流域土地可持续利用,以湖南省湘江流域为研究区域,构建基于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功能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TOPSIS模型评估湖南省湘江流域在2010—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状况,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提高的障碍因子,并提出了优化土地利用多功能的路径。结果表明:(1)湘江流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总体上呈增强的趋势,其中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在增强,生态功能在减弱,2010—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值由0.392 5增加到0.574 5,土地利用多功能程度经历了从中等到较强的过程;(2)2010—2013年,PM2.5浓度、第三产业产值、人口密度、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指标是制约土地利用多功能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2014—2018年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乡村从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生境丰度指数等指标是制约土地利用多功能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3)2010—2018年生态功能对湘江流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提高的制约在升高,生产和生活功能的制约在降低。湘江流域未来应优先保护生态用地,严格耕地保护,增加乡村从业人口,从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武汉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

[目的]从经济、社会、生态3个维度对武汉市2005-2017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及其障碍度进行评价,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方法]根据目标层指标层—要素层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计算障碍度.[结果]①研究期间武汉市土地利用综合功能呈现总体上升的态势...     

甘肃省古浪县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协调度评价

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协调度评价对指导区域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参照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的相关概念,从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评价模型,对甘肃省古浪县2000—2008年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的相对和绝对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定量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古浪县的相对协调度等级变化较大,2001,2002和2006年属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型,2003年属于土地利用倒退型,2004—2005,2007—2008年属于土地利用快速发展型;绝对协调度等级较高,2000年属于中级协调,其余年份协调度等级属于优质协调;协调发展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轻度失调社会经济滞后型上升到了良好协调土地利用滞后型。     

佛山市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

以佛山市为例,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采用PSR模型,从生态环境系统状态、生态环境系统压力、生态环境系统响应3方面建立了佛山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分法对2004年佛山市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2004年佛山市生态安全综合值为0.508 4,属于"较差"安全等级;佛山市生态环境的状态子系统较好,但面临的压力较大,并且响应较弱。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了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安全对策。     

重庆市北碚区土地利用转型及生态环境效应

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利用2009年、2013年、2017年3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基于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视角,建立了“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分类体系,运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重心模型及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响应模型,对该区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009—2017年,北碚区土地利用功能结构转型明显,生产用地面积减少,而生态、生活用地面积增加。（2）2009—2017年,除服务以及其他生产用地、工矿生产用地的重心向南偏移外,其余各功能用地重心均向北偏移。农业生产用地分布较为均衡,生活用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有所缓和,而生态用地分布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工矿生产用地、服务以及其他生产用地分布的不均衡性先加剧后有所缓和。（3）2009—2017年,北碚区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质量维持稳定,生态恶化趋势略大于生态改善趋势,农业生产用地被占用是该区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珠江三角洲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探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该文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1990－2006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构建了区域生态风险指数,并以5 km×5 km的单元网格进行系统采样,借助空间自相关和半方差分析方法,探讨了珠江三角洲的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0－2006年,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面积高达12 105.05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29.35%,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基塘持续增加,耕地、林地迅速减少;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生态风险指数由1990年的0.2713增至2006年的0.3318,风险程度增加了22.31%,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逐渐增强,深圳、东莞、广州市区、花都、南海、顺德、佛山市区及中山等是生态风险指数高值聚集区,指数变化更为明显,风险程度明显提高;高、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快速增加,由1990年的4874.52 km2增加到2006年的12 494.93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11.82%增至30.30%;生态风险程度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以佛山市区－广州市区－深圳为轴向外风险程度逐渐降低。研究结果为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而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该研究为生态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环京津贫困带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县域尺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是土地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环京津贫困带31区县为分析单元,构建指标体系对该区2000、2014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4年环京津贫困带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水平呈现西高东低、中部高南北低的空间格局。2000-2014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水平整体有所提升,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较高水平区县向坝上高原及坝缘山区扩展,中等水平区县大幅收缩且略有东移,较低和低水平县域向市域边缘地区集中。2)2000-2014年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生产功能空间格局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高水平区县向张家口市区及周边区域扩展,较高、中等水平区县分别呈现北移、东移态势,较低、低水平县域向市域边缘地区集中。2000-2014年土地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空间分异格局无较大变动,局部地区略有变化。3)环京津贫困带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演化是自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格局演变的根本因素,而社会经济与区域政策是推动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30年西藏耕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

耕地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藏生态环境脆弱,深入了解西藏耕地分布及其变化过程,可以为指导西藏农业发展、保障生态安全提供参考。本研究以4期遥感资料为数据源,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区位指数和土地区域差异模型,对1980-2010年西藏耕地面积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近30 a西藏耕地面积总体呈增长趋势,从3 252 km2增加到3 703 km2,占西藏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0.27%上升到0.31%,年变化量15.37 km2,年变化率0.46%。2)西藏耕地主要分布在日喀则、拉萨、山南、昌都4个地区,海拔3 800~4 200 m之间,28°~30°N地区,其中拉萨、海拔3 800~4 000 m、28°~29°N是耕地最为集中的地区。3)近30 a西藏耕地相对增加较快的是昌都地区、海拔3 200 m以下和4 200 m以上地区、30°~33°N地带,西藏耕地的变化表现出向高、低海拔地区、纬度较高地区扩展的趋势。近30 a西藏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是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与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土地利用和地形因子影响下的西藏农业产值空间化模拟

农业产值空间化模拟是客观评价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是科学制定农业发展政策的依据。该文综合运用地统计学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功能,根据海拔高度与农业产值不同的拟合关系将西藏划分为Ⅰ型和Ⅱ型地区,分析了两类区域土地利用和地形因子与农业产值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以土地利用为指示性因子,综合考虑地形因子对农业产值空间分布的影响,运用因子相乘的方法实现了多源数据的融合,建立了西藏农业产值空间化模拟模型。分析模拟结果：Ⅰ、Ⅱ型12个检验样本中共有8个县相对误差小于30%,模拟结果比较理想。同时,该模拟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西藏农业整体发展水平低,80%以上的农业用地每平方公里产值低于5400元, “一江两河”流域和昌都地区农业产值相对较高的实际情况。这有助于正确认识西藏的农业发展状况,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服务。     

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及其土地利用意愿分析

认识农户土地利用投入的变化规律,把握当前农户的生产意愿,对制订相关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基于湖北省咸宁市1 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粮食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肥与农药等生产因素方面,对1981年以来农户的土地利用投入要素的变化特征及当前的土地利用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30 a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化学肥料与农药总投入量明显增加;经济因子与农机技术进步是驱动农户行为变化最重要的2个因素,劳动力转移与"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的影响有限;农户农地利用的目标出现显著分化,传统"全民式粮食生产模式"正向"专业化规模化农户生产模式"转变,专业化规模生产农户应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补贴与扶持的对象;国家在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如何有效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面积,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对策引导;随着边际土地从农地利用范畴析出,区域性生态好转出现新的机遇,国家宜出台生态用地整理的相关政策,提升区域性生态服务功能。     

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压力及土地利用模式变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给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是缓解土地压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该文以上黄试区为例,针对试区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用地需求,从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三方面构建了土地压力指数定量评价方法,根据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了上黄试区不同时期土地压力指数和土地利用模式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982年,上黄试区土地压力指数达到0.738,为重度压力等级,1982-2000年,土地压力大大缓解,2000年土地压力指数降至0.247,为轻度压力等级,2001-2010年,土地压力指数继续下降,达到0.164。在整个研究期间,土地利用模式与土地压力相互作用,不同时期其作用的表现形式存在着明显差异。治理前,由于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土地资源面临巨大的压力,土地利用模式粗放,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土地压力与土地利用模式变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资源环境的利用与保护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人地矛盾突出;1982-2010年,虽然人口有一定的增长,土地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形势,但在科技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引导和干预条件下,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土地利用模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实现了粮食增产、经济增收,生态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从土地压力和土地利用模式相互演变的关系来看,人口增长是土地压力的主要来源,而土地生产力水平是缓解土地压力的关键。     

不同土地利用模式与管理实践下的土地经济效益响应

农户土地利用要素投入具体表现在土地利用模式与管理实践的差异。不同的土地模式与管理实践不仅是农户对局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及土地政策的响应,而且还是诱发土地质量变化最直接的外部诱因。该研究以重庆市万洲区万洲居仙试验区作为研究区,选取5种土地利用模式及与之相应的土地管理实践,获取576个0～20 cm表层土壤样品,分析不同土地利用模式下土壤性质变化及其经济效益的响应。结果表明,2003－2005年,试验区紫色土的土壤肥力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不同土地利用模式对其贡献程度不一,其顺序为：粮、经、菜间、套土地利用模式（CEV）＞菜、经、菜间、套土地利用模式（VEV）＞果、粮、菜间、套土地利用模式（FCV）＞粮、豆、粮间、套土地利用模式（CBC）＞单一土地利用模式（MONO）;土地经济系数对土壤性质响应明显,其变化方向较一致,土壤保肥供肥能力越强,其土地经济系数越大;菜、经、菜间、套土地利用模式（VEV）更适合于试验区,是农户选择的最优土地利用模式。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怀柔水库流域生态服务价值研究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以怀柔水库流域5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流域内1990-2008年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该流域林地是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林地和水域面积呈逐期增加趋势,农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而未利用地面积逐渐减少;研究期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与1990年相比,1995、2000、2005、和2008年生态服务总价值分别增加0.57%、1.58%、2.46%和2.88%。林地和水域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成中贡献最大的土地类型,占到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80%以上;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大小依次为:维持生物多样性>水文调节>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土壤形成与保持>提供美学景观>原材料生产>废物处理和食物生产。     

基于DPSIR模型的农业土地资源持续利用评价

该研究以北京顺义区为例,分析农业土地资源所承受的压力;在DPSIR框架下设计25个指标,系统评价1991－2002年间农业土地资源“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指数的时空特征。时间变化上,顺义区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和“压力”逐步增强;系统的“状态”和“影响”呈不规则下降趋势;“响应”水平在2000年以前变化平稳,之后快速上升。空间分布上,“驱动力”高值区分布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压力”高值区分布在农业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系统的“状态”和“影响”具有空间“互补”的特点,“响应”与“驱动力”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适度发展工业和城市,科学施肥与养殖、降低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调整种养结构,建立“节地、节水”型农业,改善农业发展条件和提高农业土地经济产出是提高农地资源持续利用水平的有效措施。     

2008－2018年拉萨市温室蔬菜地时空变化特征

随着居民对蔬菜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拉萨市温室蔬菜地得到快速发展,但对温室蔬菜地格局变化过程仍缺乏清楚的认识。该研究基于2008－2018年11期拉萨市高清遥感影像,结合实地调研,采用重心转移分析、地统计分析等方法,研究了2008－2018年拉萨市温室蔬菜地时空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8－2018年,拉萨市温室蔬菜地面积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6.93%。研究时段内,温室蔬菜地变化经历了发展、调整、稳定三个阶段,各阶段年均变化率分别为11.08%、-2.13%和0.77%。2）研究时段内,拉萨市城关区和堆龙德庆区温室蔬菜地比例下降56.2%,达孜区和曲水县温室蔬菜地比例上升51.58%,温室蔬菜地分布重心向远离城区的城郊转移,向东南方向迁移了约4 896 m。3）新增温室蔬菜地向高海拔和大坡度区域转移,海拔3 675～3 800 m范围内温室蔬菜地面积比例由22.05%上升到30.41%,坡度6°～10°区域温室蔬菜地面积占比上升5.92%。4）温室蔬菜地新增源于耕地,减少多因为建设用地扩张。蔬菜需求量大和温室蔬菜收益高是温室蔬菜地面积增加的基本动力,区域土地利用调整是温室蔬菜地格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