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至民国时期湖南森林开发利用变迁及原因探析

湖南省是我中国南方重要的木材产地之一,境内各族人民都有着悠久的人工造林历史,但在明代前未形成产业和规模。自明代以来,随着木材商品化和山区开发程度的加深,以杉木、油桐、油茶等高经济价值树种为代表的人工林大面积地取代了原始阔叶林。至民国时期,林业规模和产量空前扩大,并依托“四水”不断向外出口。湖南森林开发利用方式从原始粗放...     

古代山西枣地位变迁——以明清山西地方志为中心

枣原产于我国黄河流域,山西自古以来便是枣的主要产地之一。“园有棘,其实之实”,先秦时期,关于山西枣的培植已见于记载。汉晋时期,“河东枣”“安邑枣”有“大如卵”的美誉,是最早作为宫廷御用的枣种之一。“河中永乐出枣,为道家所贵”,唐宋时期,山西枣亦得士人的青睐。到了商品化加速发展的明清时期,枣在全国多省广植,而以“大”著称...     

传统与嬗变:明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宗族的历史考察

宗族是赣南农村社会的传统地方组织,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赣南农村宗族从宋元时期开始兴起,明代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清代是普遍发展和成熟时期,民国初期形成同姓联宗和逐步衰落特点。在经历文革时期的毁灭性冲击下,当前赣南农村宗族重新焕发生机,到处兴建祠堂,开展同宗联谊活动,呈现出现代化的气息。     

江南与华北传统麦作技术的比较分析——以民国时期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时期江南与华北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大田麦作技术体系,在麦作品种、土壤耕作、灌溉施肥、中耕管理、收获等工作环节上均有很大不同,甚或呈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势。这一点在地墒的处理上又表现得最为明显,即江南在泄水,而华北则是保水。而之所以如此,与两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条件直接相关,其中又尤以自然环境的影响最为明显。     

生态农业产业群发展模式研究——以黄土高原沟壑区域为例

分析了黄土高原沟壑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根据区域经济潜力综合效益分析,提出了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和生态农业发展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域生态适宜型中观经济发展模式。     

从1934年旱灾看民国时期的巫术救荒——以《申报》为中心

1934年,江南各地遭遇了近百年不遇的旱灾,巫术救荒在此次救灾中大行其道。人们举行各种仪式祈求天降甘霖,消弭旱魇。既有乡民自发组织的祈雨活动,也有以团体的形式组织的规模更大的祈雨仪式,官方也成为这一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巫术对于救荒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但对安慰民众,保持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时期西北农业科技推广初探——以陕、甘、宁三省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适时调整农业科技推广机构,颁行农业科技推广的政策和措施,在西北地区积极开展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棉麦良种推广等,使得西北农业科技推广成效显著。西北农业科技的推广在促进农作物增产、轻工业发展以及改变农民传统农业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推进了区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囿于农贷推行、农业科技推广区域和程度的局限,西北农业科技推广又受到极大制约。     

茶叶产销合作与茶区乡村变迁：以民国时期皖赣茶区为例

茶叶产销合作是民国时期茶叶改良与茶业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组织载体,茶叶产销合作社在促进个体茶农向合作社员社会角色的转变、变革以茶号为中心的传统茶叶生产格局、促进以合作社为中心的联合生产与共同运销、发展茶区乡村的合作金融等方面都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传统茶农与荼号、茶号与茶栈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受到新兴合作组织的挑战而日益变动。茶叶产销合作因此成为皖赣茶区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之一,也成为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中的重要一环。     

民国时期关于离婚问题的讨论——以1922年《妇女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受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离婚现象逐渐增多。1922年,《妇女杂志》对于离婚问题的讨论和社会调查进一步揭示了离婚涉及的诸多社会问题。在离婚诉讼中,妇女多是离婚的被动接受者,也是离婚的最终受害者。传统妇女往往诉诸法律请求同居以求赡养,婚姻的赡养功能在动荡的近代社会尤为突出。婚姻自主权作为女权运动的政治成果之一,在实践层面的意义有限。知识分子有关离婚问题的争论,反映了近代妇女运动的重重困境。     

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分析了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工程或项目无储备,盲目上马、设计质量不高、审查把关不严,流于形式、淤地坝实行招标投标制还不够成熟、坝系工程的建设单位(责任主体)问题还需商榷等淤地坝建设前期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施工操作不规范、工程变更处理不够严肃、建设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淤地坝除险加固矛盾突出等是淤地坝(系)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离村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视作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农村衰落的重要标志。苏南农民离村的形态反映出历史的复杂面相。它是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苏南地区出现的正常现象,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苏南农民离村问题并不严重,一般是在农村出现劳动力过剩后,仅靠农业生产无法维持家庭各项开支,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为农民离村创造了条件。农民离村促进了迁出地与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沉重的人口压力得以纾解,从而支撑起过密化的小农社会。     

困境与突破：民国时期农民生存路径探索——以冀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村社会是农民生活的载体,两者在长期的传统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赖以为生的农业发展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传统农村社会难以维系,农民一步步地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如何谋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社会各界纷纷为解决农村问题出谋划策。冀西位于华北平原农耕带向黄土高原农耕带过渡的地区,兼具两个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区域,无论从自然还是社会状况来说都独具代表性。从农民这一个体自救者的角度,和学者、社会团体以及政府在整体上规划农村发展的他救者的角度,探讨时代变革大背景下冀西农民的谋生状况,有利于对这一时期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也为解决当代农民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民国时期广西水灾危机与赈权让渡研究——以西江梧州口岸为中心

梧州是民国时期西江流域仅次于广州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然而当地却常遭遇特大水灾。频繁的水灾造成了严重危机,使得民众走死流亡,更让梧州政府颜面无存。学界对当时梧州水灾尚缺乏系统全面研究,经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如组建临时赈灾机构、报灾募赈、发放赈款赈物、蠲免钱粮等应对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长官赈灾能力下降、放赈人员效率低下等诸因素制约着赈灾工作的良性运转,使得政府赈灾权利逐渐让渡给社会。赈权让渡实际上是政府对社会整合能力下降的一种无奈选择。水灾形成有自然因素,但与当时政府治国理政能力不善亦有很大关系。     

晋陕黄河沿岸有机红枣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指出了晋陕黄河沿岸有机红枣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解决对策,以期为该地区的有机红枣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华南民族地区乡村土地典卖中的中保人——以清代至民国时期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地区乡村土地的典当和买卖中,中保人普遍存在。中保人通过在土地典卖中介绍作保,领取报酬。中保人的来源多样化,与土地典卖双方联系密切,在介绍双方认识、评估土地价格、监督典卖进程以及担保交易实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晚清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考——以汉口为中心的考察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土高原城乡融合区域差异——以山西省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空间分析对山西省县级区域2017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得出,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组团式分布的态势,从区域核心区向外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次降低.通过对比发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区域人均GDP、...     

试论黄土高原生态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

以地处黄土高原的宁夏南部山区为例,对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及其后续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加快发展的技术经济措施。     

民国时期上海餐饮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变迁的影响考察

民国时期上海受工商业发展、人口激增、居民收入增加等多种因素影响,在上海国内具有地方特色的菜馆林立,欧美主要国家餐馆竞逐市场,与餐饮业相关的饮食类工商业快速发展,这对农村经济尤其是上海市种植业、家庭收入结构变迁以及养殖业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谈淤地坝工程在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定西市安定区为例

水保淤地坝工程是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程措施。定西市安定区通过多年的淤地坝建设,为当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条件,为生态环境文明建积累了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