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俄恰克图至天津茶路的形成与影响

中俄恰克图至天津商路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迫切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背景下开辟的.俄商利用在这一线路上的特权逐步排挤华商,直至垄断这一线路的茶叶贸易,之后又违背条约规定在蒙古地区倾销砖茶,造成了蒙古和内陆联系的减弱.因此,清代恰克图至天津商路的茶叶贸易是中俄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并体现着两国间关系的不平等.     

论晋商精神与武夷山茶礼文化

茶,揉合了中国人中庸、俭德、谦和的特性;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融合,深入到道德、礼仪、修养、信仰的范畴;茶能够建立人与本身、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在150多年前,山西晋商就从福建闽北武夷山的下梅村,连接起了一条通往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的武夷岩茶贸     

晚清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考——以汉口为中心的考察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采茶歌在山西的演变与流传

山西的采茶歌是江西、湖北一带的采茶歌随着万里茶道的延展而播撒、沿途开辟,经由晋商学习、传唱并对之进行改编而成的民歌,在内容上反映晋商采茶、贩茶和运茶的生活,更加贴近山西民风民俗。山西采茶歌充分展现了晋商在万里茶道上的生活场景,更能从中窥见晋商的开拓进取的乐观精神。从另一侧面讲,山西采茶歌的演变和流传,反映了晋商通过万里茶道拓宽了茶文化的传播路径。     

南诏大理国与吐蕃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贸易初探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茶叶生产趋于繁荣,将茶运往藏区销售并出口到以安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成为王国重要的贸易活动。南诏大理国将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的管辖之下,保证了产地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茶叶贸易不仅维持着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存在,云南也借此强化了与西藏以及东南亚的政治文化交流。本文以茶叶及其对外贸易为媒介进行讨论,旨在揭示南诏大理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深化对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历程的理解。     

茶叶的审评与检验

<正>随着社会的发展盒人们生活的提高,以及质量安全意识的增强,对社会产品尤其是食品的质量要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单纯追求产品的品味、营养发展到关注食品的质量安全和对身体的调节功能,从温饱型食品发展到天然、营养、以及有益于健康的质量安全型食品。2009年6月1日我国实施《食品安全法》把食品安全提升到法律保护范围。社会物质的丰富和发展,都与产品的质量安全密不可分,甚至是以产品质量为前提或基础的。离开了产品的质量安全     

就业导向下茶叶审评与检验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

针对评茶员考试的具体要求和考核方式,从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教学3个方面提出了茶叶审评与检验课程和评茶员考试有效对接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就业导向下茶叶审评与检验课程的教学改革可有效提高茶学专业毕业生的评茶技能,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可取得评茶员资格证书,从而提高就业竞争力。     

浅析陈椽对安徽茶叶科技发展的贡献

陈椽是中国著名茶学家、世界农业科技名人,对安徽茶叶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数十年中,改革茶叶科技,推进安徽名优茶发展,为安徽恢复多种历史名茶、创制一批现代名茶;在教坛与茶区生产第一线,为安徽茶叶科技的持续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几度撰著《安徽茶经》,总结茶叶科技实践,形成茶叶科技理论,赋予《安徽茶经》重要的学术史价值。陈椽为茶叶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陆羽《茶经》与当代茶文化的发展

陆羽《茶经》是茶文化的“圣经”.发展当代茶文化必须继续重视陆羽《茶经》,以弘扬光大陆羽的精神;必须精研陆羽《茶经》,于继承中创新;必须超越陆羽《荼经》,接轨世界,与各国茶人合作.建议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组织各国茶经济、茶文化专家编撰《世界茶经》,以推动全世界的茶经济、茶文化持续发展,造福全人类.     

蒲安臣的声望与1868年《蒲安臣条约》的签订

作为中国首次派出的出访欧美外交代表团的团长，美国人蒲安臣在中美两国国内都具有良好的声望，而这种好声望与1868年双方能够顺利．签订《蒲安臣条约》是密不可分的。他为早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的《觉醒》

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觉醒》中所展现的十九世纪末期的伦理环境,女主人公艾德娜的伦理选择,她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其悲剧命运所引发的伦理思考四个方面探讨造成艾德娜悲剧的根源。     

乡村振兴视野下村规民约的落实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促进法》充分肯定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并对其具体内涵作出明确。由于村庄治权弱化、自觉发展动力不足、村规民约在实践中缺少有效的激励与惩处措施等原因,致使村规民约实效减损。基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村规民约价值的有效发挥必须赋予制定主体合法、有效的治权,其核心在于基层自治与法治规范的平衡与协调,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乡村的自主性、主动性发展能力。在乡村振兴视野下检视村规民约的发展,必须坚守法治底线,推动德治体系融入法治建设之中,探索建立合法有效的落实执行机制,以促进村规民约效用的有效发挥。     

大遗址保护视野下的《古建测绘》课程教学研究

2010年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订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共建协议,拟将荆州片区建设为我国南方大遗址保护重要示范区。建筑学古建测绘与大遗址保护内容联系紧密,长江大学位于荆州片区核心部位,建筑学专业依托地域优势在大遗址保护视野下发展势在必行。结合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项目带来的契机,将建筑学专业《古建测绘》课程的教改与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的建设紧密结合,探索了以测促学、以测促研、以测促建的多赢教学研究,以期对《古建测绘》课程的教学研究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引领中华茶文化互文传承与传播的典籍《茶经》

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是我国古代茶典籍的卓越代表,也是世界茶文化专著的开山之作,被中外历史上许多作者仿拟引用。本文例举了清朝陆廷灿的《续茶经》和二十世纪初美国William Ukers的《茶叶全书》对《茶经》的仿拟引用;验证了《茶经》的生命力及其对中国茶文化的纵向历史传承以及横向世界传播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有些外国作者的引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著的文化语境,在某些方面会有别于独立原著,需引起读者和研究者们关注。     

《和汉茶志》与三谷良朴的茶道思想

日本对中国茶文化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学习、模仿,到自我树立的过程。三谷良朴所撰《和汉茶志》一书,融合了大量中国茶书与日本本土茶文化的内容。他在介绍中国茶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日本茶器的描摹,对珠光等日本著名赏茶家饮茶活动的回顾与总结,来强调日本茶道的本土意识,又将文艺的“体”“用”概念运用到茶文化中,提出了一种以茶礼为外现形式,以雅道风情为内在核心的文艺茶道思想。     

江西采茶戏的起源与流派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期就盛行饮茶之风,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就是被尊为＂茶神＂的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这部著作全面介绍了包括江西在内的全国11个主要的产茶省份。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理下的鲟鱼贸易及其资源保护

基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2000-2009年的鲟鱼贸易数据和我国海关2003-2009年的鲟鱼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了国际和国内鲟鱼贸易现状及其年度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目前国际上鲟鱼贸易出口国共68个,进口国共132个,涉及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鲟鱼国际贸易种类包括鲟属(Acipenser)、鳇属(Huso)和匙吻鲟属(Polyodon)的30个种(含11个杂交种),其中14个种为我国鲟鱼贸易物种(含5个杂交种);鲟鱼国际和我国贸易形式均以鱼卵和鱼肉为主.从贸易量来看,鲟鱼国际贸易中贸易量最多的种是西伯利亚鲟(Acipenser baerii),我国贸易量最多的种是史氏鲟(Acipenser schrenckii).从2000-2009年鲟鱼贸易变化趋势看,国际鲟鱼贸易量在2000年最高,2006年达到最低值;我国鲟鱼出口贸易量2005年最高,进口贸易量2004年最高.在研究结果基础上,分析得到我国鲟鱼出口贸易以土著种为主,以引入种和杂交种为补充;我国鲟鱼主要出口形式表现与国际贸易相同的产品形式;我国鲟鱼出口贸易总量表现出与国际基本相同的趋势.分析结果还表明,CITES对鲟鱼贸易数据录入程序不够严格,数据缺乏系统性,配额制订标准不太完善;我国鲟鱼产业结构需要优化,产业链需要扩展,野生资源数量有待提高.有鉴于此,建议CITES加强对鲟鱼贸易数据的审核和管理,严格数据录入程序,完善配额制定制度;我国要注意引导、合理规划产业发展方向和目标,提高行业标准,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并积极做好履约工作,加强对杂交物种的科学评估和外来物种的管理,加大野生资源的恢复力度,维护我国国际形象.     

《监察法》运行下检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与转型

在监察体制全面改革、《监察法》正式实施的现实背景下,认清检察机关的职责定位、把握好检察机关的职能转型尤为重要。原来隶属于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职能侦查权归属于监察委员会,这一职能转变对检察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检察机关行使权力时刚性手段显得不足,同时导致检察机关的威信力下降,权力重心也不得不由原来的主要以职务犯罪案件为主向现在的以民事和行政案件为主转变,在职务犯罪的调查和起诉阶段与监察机关的衔接不畅。但是检察机关的定位并没有随之改变,检察机关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行使着法律监督权。面对这些影响,首先要认识到检察权的理论基础、宪政基础、实践基础仍然坚实,其次检察机关应着眼于提高检察官素质、整合检察权等方面,进一步处理好检察机关事中监督及事后监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