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中部草原地区比较分析

"十三五"期间国家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深入贯彻了五个发展理念,以促进草原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研究从牧户视角出发,构建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框架,选取内蒙古中部东乌旗、镶黄旗和四子王旗三个草原地区的280个样本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方法,分析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下不同地区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内蒙古中部三个草原地区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东乌旗显著性因素有性别、年龄、教育、羊存栏量、畜牧业收入以及补贴收入;镶黄旗显著性因素有性别、家庭人数、羊存栏数、畜牧业收入、家庭支出和补贴收入;四子王旗显著性因素包括家庭人数、羊存栏数量、畜牧收入、补贴收入。针对不同地区牧户满意度的差异,笔者提出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拓宽牧民销售渠道和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等政策建议,从而实现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共赢局面。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五大草原类型15个旗(县)632户牧民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就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牧户满意度较高,均值为2.61;2)内蒙古自治区牧民政策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沙地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典型草原(P0.01),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3)户主年龄、草场流转情况、草畜平衡补奖收入、家畜数量变化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对牧民的政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4)政策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的牧民在人口统计变量上无显著差异,表现出政策实施无差异的良好特性;三类牧民的政策满意度与草场资源拥有量和草畜平衡补奖收入呈逆向关系,与政策实施效果呈正向关系。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五大草原类型15个旗(县)632户牧民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就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牧户满意度较高,均值为2.61;2)内蒙古自治区牧民政策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沙地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典型草原(P<0.01),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3)户主年龄、草场流转情况、草畜平衡补奖收入、家畜数量变化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对牧民的政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4)政策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的牧民在人口统计变量上无显著差异,表现出政策实施无差异的良好特性;三类牧民的政策满意度与草场资源拥有量和草畜平衡补奖收入呈逆向关系,与政策实施效果呈正向关系。     

我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效应评价研究进展

草原补奖政策旨在维持草地生态功能，促进牧民增收，是当前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依照政策的主体思路，梳理已有的政策效应评价研究，并对我国草原补奖政策做出总体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草原补奖政策存在制度体系缺失以及补奖标准偏低等问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程度存在区域差异，补奖资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民收入但对牧民减畜的激励作用有限。自2010年以来，我国草地生态恢复总体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局部区域效果不佳。未来的研究可适当聚焦于草地生态功能恢复产生的经济效益，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覆盖更广泛的政策试点区域，探明政策启动以前的牧民生计、草原生态基线值。     

甘肃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研究

在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的背景下,如何权衡牧民禁牧减畜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提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是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期(2011-2015年)已结束,第二期(2016-2020年)已经开始,评估牧民对第一期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完善第二期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甘南、肃南和天祝500户牧户为调查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选取牧民社会经济特征、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3个潜变量,构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牧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奖额度越高,其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也越高。牧民生活与放牧地区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从侧面反映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情况。因此,本研究从完善牧区教育机制,强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配套措施建设,鼓励牧民对草场进行科学管理等方面提出增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建议。     

甘肃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研究

在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的背景下,如何权衡牧民禁牧减畜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提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是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期(2011-2015年)已结束,第二期(2016-2020年)已经开始,评估牧民对第一期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完善第二期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甘南、肃南和天祝500户牧户为调查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选取牧民社会经济特征、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3个潜变量,构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牧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奖额度越高,其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也越高。牧民生活与放牧地区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从侧面反映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情况。因此,本研究从完善牧区教育机制,强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配套措施建设,鼓励牧民对草场进行科学管理等方面提出增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建议。     

生态奖补政策下的牧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肃南、甘南为例

以甘肃省牧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牧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牧民收入主要受生态保护补偿奖励金额、教育水平、家庭其他固有资产价值和家庭总人数的影响;引导牧民生产方式向舍饲转变,有利于草原生态的恢复;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草原进行测算,需要充分考虑草原的质量、产量及其配置状况和承载能力;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需要注重各区域间的合理公平,避免"一刀切"的补偿标准。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民减畜意愿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本文用内蒙古自治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和草原化荒漠5大草原类型的15个旗（县）844户牧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减畜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草原补奖政策能对牧民减畜意愿起到激励效果,即在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下牧民愿意减少家畜数量,且获得更高的草原补奖资金的牧民减畜意愿更高;汉族牧民比蒙和满族牧民的减畜愿意更高;家庭总收入对减畜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草场资源丰富、家庭总收入较低和畜牧业依赖程度较弱的牧民减畜意愿更高;草原类型值对牧民的减畜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位于较低草原生产力草原类型的牧民的减畜意愿更高。建议继续推行并完善草原补奖政策,改变福利式的补奖方式,提高政策目标的瞄准性。     

草原生态补偿下内蒙古肉羊养殖的敏感性分析

"十二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其中主要包括禁牧补贴和草畜平衡补贴。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肉羊产业是其草原畜牧业的优势产业,是广大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怎样在禁牧补贴和草畜平衡补贴实施的情况下更好地发展内蒙古的肉羊产业,使牧民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以此来增加农牧民收入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选取鄂尔多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牧户,通过问卷访谈了解牧民养羊和草原生态补贴的基本情况,获得各项成本与收入的数据,同时结合"十二五"期间的草原生态补贴和正在"十三五"期间实施的新一轮草原生态补贴政策,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成本和收入的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找出敏感性因素。这些因素就是牧民最需要关注的方面,市场以及其他的风险通过影响这些因素使其产生剧烈波动,从而使牧民遭受损失。     

草原补奖政策下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

为探究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基于锡林郭勒盟219户牧民调研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牧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草原补奖政策促进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低收入牧户家庭增收效果显著;草场使用面积、年初家畜数量、劳动力比例、家畜出生率及出售率对牧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当草场使用面积、年初家畜数量分别增加1公顷、1羊单位,人均总收入分别提高0.02%,0.15%;劳动力比例、家畜出生率及出售率分别提高1%时,人均总收入分别提高0.65%,0.43%,1.83%;各因素对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及作用程度具有差异性,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比例增收效果趋于加强,而家畜出生率和出售率的增收效果则趋于减弱。因此,建议引导牧民发展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大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以提高牧民收入水平。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牧户减畜行为的激励效应研究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自实施以来有效改善了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为探究补奖政策对牧户放养规模的影响,本研究对内蒙古自治区6个旗县、119户牧户进行实地调查,所得数据采用O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探究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对牧户减畜行为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实施对牧户整体产生显著激励作用,激励程度与补奖标准呈正相关,即补奖标准越高激励效应越强;激励效应在不同牧户间由于受牧户心理载畜率的影响差异很大,牧户心理载畜率与政策规定载畜率间的差异越大政策激励效应越低。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我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已历经7年,实证分析该政策对牧户牧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第二期补奖政策和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基于草原补奖政策实施前后甘肃省牧区及半农半牧区7个县220户牧户的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总体上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半农半牧区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高于牧区;草原补奖政策并不是影响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唯一因素,除补奖政策外,牧户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从前期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可能性来看,牧区主要受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而半农半牧区主要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后期牧户扩大多少牧业生产规模来看,牧区牧户关注更多的是资金、牧业生产的风险保障和饲草储备,而半农半牧区牧户则侧重于收入来源、市场行情和饲草储备。最后建议重视荒漠化草原类型,综合牧户家庭特征,实施差异化补贴;切合牧户需求,提高牧户主体决策水平,实现牧业生产效益最大化。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我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已历经7年,实证分析该政策对牧户牧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第二期补奖政策和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基于草原补奖政策实施前后甘肃省牧区及半农半牧区7个县220户牧户的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总体上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半农半牧区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高于牧区;草原补奖政策并不是影响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唯一因素,除补奖政策外,牧户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从前期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可能性来看,牧区主要受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而半农半牧区主要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后期牧户扩大多少牧业生产规模来看,牧区牧户关注更多的是资金、牧业生产的风险保障和饲草储备,而半农半牧区牧户则侧重于收入来源、市场行情和饲草储备。最后建议重视荒漠化草原类型,综合牧户家庭特征,实施差异化补贴;切合牧户需求,提高牧户主体决策水平,实现牧业生产效益最大化。     

黄河源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减畜效果评价

以黄河源区为研究区,基于实地调查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和机会成本法分析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减畜效果及其产生原因。结果表明:(1)补奖收入的估计系数为0.0029,统计上不显著,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黄河源区的减畜效果有限;(2)黄河源区当前的草原生态补奖标准低于牧户减畜的机会成本是制约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减畜效果的重要原因。为提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效果,建议提高黄河源区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标准,同时综合考虑影响机会成本的草地生产力、畜群结构、牲畜价格等因素,并在不同地区间做出调整。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基于生产性补贴政策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蒙古地区9个市(盟)160户牧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描述统计方法和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针对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政策中的生产性补贴政策,进行了牧民的满意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牧民对于生产性补贴的评价并不十分满意,该政策仍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牧民对该政策的满意度评价主要受到有无草地管护员、草地管护员的作用、生产性补贴总金额、生产性补贴领取是否方便和补贴对收入的作用等因素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典型牧户调查报告

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区423户牧户调查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牧民收入仍以卖畜产品为主,但草畜平衡区牧民收入高于禁牧区,而政府补贴已成为牧民第二大收入来源。目前存在禁牧区与草畜平衡区均有超载现象;牧民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禁牧区与草畜平衡区相比生产生活条件更差等问题。建议国家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适当提高补奖政策补贴标准,应形成逐年提高的动态补助机制,以保障牧民的收入水平不降低并有所提高。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文章阐述了巴彦淖尔市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的现状、对牧民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和建议。     

环境认知与家庭禀赋差异对肉羊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西藏牧区885户肉羊养殖户的调查

本文依据西藏那曲地区和日喀则市885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了牧民肉羊养殖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牧民扩大养殖规模较为普遍;牧民的生态环境认知、政策认知、家庭收入水平、肉羊养殖收入比重、文化程度、村民相处情况、村干部经历等对家庭控制肉羊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此,政府在草原保护中需要强化草原监管中牧民参与、加强政策内容与草原退化情况宣传、提高牧民政策满意度、拓展牧民增收渠道,在降低牧民肉羊养殖规模的同时提高牧民家庭生计水平,进而促进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下农牧复合经营问题与对策

[目的] 分析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下农牧复合经营情况。[方法] 以内蒙古巴林右旗X村农牧复合经营户为对象,通过查阅文献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其基本特征、享受政策性补贴情况以及影响因素;使用利益最大化分析法分析农牧复合经营家庭收支情况;应用归纳推理分析法总结研究结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结果] 农牧户的家畜舍饲圈养时间较长,一般为4.5个月,成为农牧复合经营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虽然养殖规模大的农牧户租用他人草场和饲料生产基地,但大、中规模户的放牧密度明显高于该地区放牧密度标准,出现过度放牧的现象;中、小规模户的禁牧补贴基本弥补了禁牧期间增长的饲草料费用,但大规模户的禁牧补贴不足以弥补禁牧期间增长的饲草料费用,从而出现禁牧期间放牧的现象;大、中规模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而小规模户以政策性补贴为主的转移性收入接近家庭经营性收入,说明是以草原生态换来的规模经济效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修订放牧标准、借鉴“蹄腿理论”经验、推行“三变改革”制度、改变草原生态保护补奖资金发放方式等对策建议。[结论] 明晰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下农牧复合经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农牧复合经营户增收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精准、有效实施提供了参考。     

格尔木市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落实效果

从草原生产力、牧民经济收入等方面,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格尔木市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落实前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效果评价,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