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地约定5年调整一次是否合法

问：我村二轮土地承包采用了延包的方式，当时村委会和村民约定：土地每5年进行一次小调整。调整时，凡结婚嫁到我村的妇女以及新出生的孩子都可以分到土地。女儿出嫁、老人死亡以及孩子上学户口迁出的均需退出土地。我村去年已进行土地调整。今年，由于修建公路，我村被征用了部分土地。村里以此为由，又要重新分配承包地。很多农民不同意村委会的做法。请问：我们村在二轮承包时的约定有效吗？如果调整，     

“农转非”后承包地是否必须变回？

读者庆民来信问：2006年,我家的承包地因修建高速公路被征用了4亩,剩余2亩。2007年,政府将我家人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农转非”后,我家仍在原地居住,家人都没有工作,想继续耕种剩余的2亩承包地,可村委会不同意,硬是把剩余的2亩地强行收回了,请问,村委会这样做对吗？     

户口迁出了就一定要对承包地进行调整吗

编辑同志: 我家有0.5公顷承包地,2008年我儿子考上大学,户口迁到了大学所在的城市.2009年村委会人员找到我,说村里不断增加人口,而我儿子的户口已经迁出了,要求收回我家的一部分承包地分给新增加的人口,我不同意,我认为村里还有一部分机动地可以分.请问,农户的人口发生了变化,是否一定要对承包地进行调整?     

基于农户愿景的安徽省农村承包地流转研究

结合学生“接触社会,走进农村”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安徽省土地流转开展调查。结果显示：调研农户的户主学历层次低,农户经营的土地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特点;农户对土地权的归属认知不清,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和承包期尤为关注,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主要依靠村委会解决;土地产权不明晰、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土地碎片化、保障体系不完备等因素导致农户的愿景和现实背离。基于此,制定土地政策时应该保障土地流转利益主体的权利,积极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利用政策的激励作用促进土地流转有序、健康发展。     

对部分农户要求调整承包地的对策探讨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但是,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减免农业税、种粮补贴及其他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在承包地上的收入较前明显增加的同时,部分无地或少地农户（以下简称部分农户）不仅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政策心存芥蒂,还进而提出按现有人口数调整承包地的要求。为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障党和国家农村土地政策的顺利实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村委会能否重新分配去世村民的承包地？

读者李主任：我是北京密云某村村委会主任,最近几年,我村因地少人多,有部分新结婚及新出生的婴儿未能得到承包土地。他们反映,村里这几年去世了几位村民,村委会应当考虑将近年来已故村民的承包地收回,重新分配。请问,村委会能否重新分配去世村民的承包地？     

承包期内发包方能否调整承包地？

答：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但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儿媳改嫁后是否还对原承包地享有承包权

编辑同志：我是一位年逾六旬的农民。大儿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结婚，当时正值村里调整承包地，大儿媳吕某因而得到了一份承包地。2001年大儿子病逝，2002年大儿媳改嫁邻村，她的那份承包地一直由我耕种。最近，吕某由于在新居住地无望得到承包地，就提出要继续耕种她的那份承包地。在我被迫让出承包地后。她本人并没有耕种，而是转包给了其他村民，并收取了一笔转包费。土地是国家的，怎么能让她私自转包他人并收取费用呢？请问，吕某这样做符合法律规定吗？     

嫁到城市后，可否对原承包地主张权利？

吉林省四平市读者赵女士来信咨询：村里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我的户口与我哥赵某一家在一起,我的承包地为1．3亩,与哥哥一家3口人的承包地合在一起计算,总共5．2亩。2005年秋,我再婚嫁到城里后,户口一直未迁出,我的承包地一直由赵某耕种。2011年,村里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我们的承包地依然是5．2亩,户主同样是赵某的名字。     

村委会能要农户土地流转收益吗？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6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扣缴。”第58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的,应当退还。”     

对双柏县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后承包地管理有关问题的思考

<正>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承包土地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双柏县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好农民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农民工进城不愿落户、不愿转为城镇居民问题还很突出,其原因还是对其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及各种强农惠农政策不愿放弃,特别是承包土地问题加重了城乡户籍"二元"结构,成为全县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一大制约。本人通过对双柏县农转城工作的深入调查了解,对农转城后居民承包地的管理问     

农户死亡成员生前承包的耕地是否应当交回

当前,农户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死亡,其生前承包的耕地是应当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耕种,还是应当交回发包方,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争论的焦点。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地方法规对此问题没有明确界定,导致人们认识上存在分歧,对死亡人口承包地的处置也不尽一致,     

陕西凤翔地区农户家庭对农业旱灾的认知与响应:以人口流动为分析视角

为降低家庭层面农业旱灾脆弱性并为制定防旱减灾措施提供依据,采用实地走访和发放问卷调查,以人口流动为分析视角,对陕西凤翔地区农户家庭农业旱灾认知与响应能力以及不同群体认知与响应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流动使农户家庭成员结构发生变化,留守老人、儿童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呈现低文化水平和老龄化趋势,对农户家庭农业旱灾认知与响应综合能力和水平产生较大影响;2)农户家庭农业旱灾认知与响应综合能力尚不理想;3)男性对农业旱灾的认知与响应能力明显高于女性,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不同年龄人群对应农业旱灾的认知与响应能力波动下降,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业旱灾的认知与响应能力越强。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户家庭负担的影响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使大量农村中小学校被撤并，尽管国家已经出台政策制止盲目撤并学校，但已被撤并的学校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学校撤并给学生及其户农家庭造成的影响将长期存在。文章使用河北和内蒙古两地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给农户家庭负担造成的影响，包括学生上学距离和时间的增加、学生上学方式的改变、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加重等，并针对这些负担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库车县人口驱动力对耕地变化的作用

采用1949～2004年的统计资料,对库车县人口和耕地的时间变化做出定量分析, 建立耕地与人口相关模型并分析了库车县耕地与人口相关性变化趋势.研究并分析了50多年来人口数量和质量给库车县耕地带来的影响和压力.结果表明:①50年来研究区耕地面积三增三减波动变化,耕地面积峰值呈减小变化趋势;②利用50年耕地与对应的农村人口数据建立非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发现耕地面积与农村人口数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③鉴于库车县的现状提出解决人地矛盾的对策和建议:控制人口总量,提高当地人口素质,并通过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益,运用法律手段等措施来减轻人口素质给耕地带来的负面影响.     

拉萨市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分析了1997～2008年拉萨市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人口密度状况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意义,探讨了人口非农化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非农化趋势较为明显,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拉萨人口非农化与耕地协调系数均小于1,拉萨市目前的人口非农化对耕地的影响并不严重。     

自然灾害对农户收入来源变化的影响研究——以西南民族贫困地区650户农户为例

【目的】分析自然灾害对农户收入来源的影响和导致农户灾后收入来源变化的主要因素。【方法】以对西南民族贫困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家庭的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自然灾害对家庭支出和生产资源的影响程度、农户的防灾手段和防灾减损能力对农户收入来源发生变化的影响显著。【结论】劳动力转移量与质并举,发展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组织,提高贫困地区防灾投入和防灾减损能力。     

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参与“粮改饲”了吗？基于农牧交错带农户调研的微观证据

在互联网强国战略背景下,基于农牧交错带陕西和甘肃两省1 479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CMP）,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粮改饲”的影响,并关注不同养殖规模和不同人力资本禀赋条件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粮改饲”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农户参与“粮改饲”的可能性,即在给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有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农户参与“粮改饲”的几率比是没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农户的38.82%,该结果在经过子样本检验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检验后依然稳健。2）异质性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粮改饲”的影响在不同养殖规模和不同人力资本禀赋条件下存在差异,即非规模养殖户和低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通过使用互联网参与“粮改饲”。由此提出,完善农牧交错地区互联网利用配套设施,提高农户农业经营的网络化水平,实施差别化的互联网扶持措施等政策建议。     

提升或损伤？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

为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采用陕南安康项目区657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选择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生计能力的方法,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的内生性和选择偏差问题,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以考察和理解农户生计能力的变化。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物质资本和生计资本总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不同搬迁类型对农户五大资本的影响表现各异。结合计量估计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