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藏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博弈分析

由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使得我国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益由不同的地区承担和享受,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区际间利益冲突,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当区域收入不均衡的时候,提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纳什均衡结果也不相同,高收入者(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责任,而低收入者(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则会坐享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效益,因此在西藏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应当建立跨地区生态补偿的机制,由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补偿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成本,运用多种生态补偿的方法,解决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困境。     

森林生态保护与效益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回顾了森林生态保护与效益补偿机制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分析了传统的生态保护政策法律手段的作用和历史局限性 ,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律机制是生态保护和效益补偿机制的主要保障。着重研究了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客体、补偿强度、补偿方法 ;从立法、执法、监督以及产权改革等方面 ,系统提出了建立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措施     

地方政府官员的生态补偿认知及意愿——来自湘西的实地调查

政府官员们在生态补偿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对其生态补偿认知及意愿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专题座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湘西州、吉首市、凤凰县和古丈县等各级政府,通过对发改、税务、林业、水利、国土资源、环保、规划、经济开发区、统计、煤炭、科技、农业、畜牧水产及生态补偿相关职能部门官员们的调研。结果表明:官员们的生态补偿意识较好,比较了解生态补偿等概念;在生态补偿态度方面,认为国家和所有生态受益者是补偿主体,赞同国家按比例征收生态补偿税,补偿强度应该与地区发展实际情况相挂钩,在补偿标准确定方法上比较相信和服从国家政策的总体规定;在生态补偿技能与行为方面,大多通过报刊、杂志、书籍、电视了解生态补偿相关信息,最有效的生态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且比较注重将政府协调解决与其他手段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利益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建议。     

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博弈分析及建议

新疆煤炭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生态环境脆弱,尽快建立和完善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是当务之急。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对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中主要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违规处罚力度、政府检查成本、应缴补偿费与企业违规概率成反比,且重处罚优于勤检查和高收费;只有各利益相关者补偿后的净收益大于零,且生态补偿标准不宜太高,才能确保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基于此,提出建立和完善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建议:完善生态补偿立法,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努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科学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多渠道降低生态补偿成本;全面提高生态补偿的综合效益。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合作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生态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等生态问题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口之一。明确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责任,可以有效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文中量化京津冀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构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碳足迹的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测算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资源类型及补偿标准。结果表明:以2013年为例,河北省应对京津两地生态资源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相应生态补偿,补偿总量5 456.55亿元,但7类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供给量与消费量存在较大不匹配,耕地和未利用地两类生态资源是河北省向京津支付生态补偿,北京市需要支付的生态资源是森林,天津市应该支付的生态资源是草地;河北省应获得由北京市和天津市支付碳足迹的生态补偿量271.22亿元。     

基于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灌区农业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干流宝鸡段为例

针对非汛期河道生态基流保障引起的农业灌溉用水短缺问题，定量计算其对灌区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社会影响，并从补偿主客体、补偿额度与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构建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以保障渭河干流宝鸡段河道生态基流进行实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生态基流保障的灌区农业损失（农业生产损失、社会保障影响和社会稳定影响）可以作为不同生态基流调控值下的生态补偿额度；渭河干流宝鸡段河道生态基流保障补偿的主体为陕西省政府、宝鸡市和咸阳市政府，客体为灌区受损农户；基于灌区农业总损失的补偿标准在3.93～9.94元·m^-3之间；提出资金补偿、政策补偿和项目补偿三种补偿方式，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农业生态补偿资金、给予农业优惠政策、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方式来实施，以促进灌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实证研究

通过分析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确定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草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根据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草原生态退化程度确定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应处于第三个阶段,即＂补偿标准=直接成本＋全部机会成本＂,并以内蒙古禁牧为例,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     

关系质量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程度的影响研究

厘清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程度提升的内在逻辑,对引导整合异质性主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实现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关系质量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程度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关系质量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主体参与度在关系质量与多主体协同程度间起中介作用,关系质量可通过提高主体参与度间接影响多主体协同程度。3)协同关系促成方式使用度在关系质量与多主体协同程度间同样起中介作用,但高水平关系质量并不会削弱协同关系促成方式的使用程度。此外,从中介效应大小来看,协同关系促成方式使用度>主体参与度,引导型方式使用度>主导型方式使用度。4)政府规制正向调节主体参与度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程度的积极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高水平的政府规制下,主体参与度的中介作用较强,关系质量通过主体参与度间接影响多主体协同程度,但在低水平的政府规制下,主体参与度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环境服务付费减贫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自1996年哥斯达黎加推出第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环境服务付费项目PPSA以来,环境服务付费项目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和发展。虽然环境服务付费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然而由于意识到穷人可以成为环境服务的相关提供者,所以各国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试图将减贫目标纳入其中。在我国的生态补偿扶贫实践中,存在小农户参与存在障碍、补偿标准偏低、岗位型补偿作用面有限、减贫缺乏长期可持续性、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和退出机制等问题。基于此,文中从贫困识别机制、多层次和差别化补偿、多元化补偿手段、对农户的生计关注和项目的绩效评估与退出机制五方面着手,分析国际上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厄瓜多尔和南非五国较为典型的环境服务付费减贫项目案例,总结提出可借鉴经验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我国"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大背景下,生态补偿要想实现环境改善和减贫的双赢局面,必须基于农户的异质性特点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进一步的精心设计。     

草原生态四元补偿主体模型的构建与演进研究

草原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供给的不足与消费过度的矛盾,导致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草原生态补偿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补偿主体的确定.文中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范式从理论上界定了草原生态补偿主体的范畴,构建了多元化补偿主体范式-“草原生态四元补偿主体模型”,并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偿主体从单一补偿主体到二元补偿主体再到三元补偿主体,最后将发展成为四元补偿主体模型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草原生态四元补偿主体模型”的演进历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最后走向自觉补偿.     

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生计策略由是生计活动组成,通过系列生计活动来实现。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来实现生计策略。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主要对受补偿者给钱、予物,提供实物、资金、智力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这势必影响到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随着生态补偿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生态补偿工程的广泛实施,提高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遏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环境的进一步退化。实施生态补偿的环境保护作用显而易见,不乏论述,但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水平,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效用却鲜有论及。从农户生计入手,评估农户的生计资本,量化实施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揭示农户生计策略对于实施生态补偿的响应机制,对于系统优化生态补偿设计、科学指导生态补偿实施、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与提高发展能力"双赢"的生态补偿本质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通过文中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张掖市来讲,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其区域经济优势,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水平,从而整体上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研究区主要存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和以非农经营为主的生计策略,前者更倾向于选择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两种生态补偿方式,而后者则倾向于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两种补偿方式;并且采取以农业生产为主生计策略的农户,偏好多种生态补偿方式组合的补偿机制。     

基于博弈论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以米脂县孟岔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设计农户问卷,将研究区农户划分为种粮农户、打工农户、种果农户、种粮兼顾打工农户等四大类,并利用GIS、GPS技术将土地利用的空间信息和农户微观主体的社会经济行为与特征联系起来.随后使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建立了不同类型农户的两两博弈关系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 (1) 农户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并考虑了其他农户的决策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孟岔村最终形成了"少数农户承包旱地经营果园,部分农户承包水浇地,部分农户完全脱离土地外出打工,大部分农户农忙时种粮和农闲时打工"的土地利用和家庭经营模式;(2) 上述土地利用模式使研究区域土壤侵蚀量有了明显的降低并有效地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农牧业生态补偿的国际比较及其借鉴

以美国、欧盟、尼加拉瓜农牧业生态补偿计划/项目为案例,综合分析的结果表明:农牧业生态补偿制度存在于国家总体农牧业和农村发展框架内,与农牧业和农村发展政策保持一致。实施生态补偿的目标主要是补偿或避免农牧业生产的正负外部性,补偿农牧民为改善环境而作出的努力,通过补偿转移社会财产给农牧民等。农牧业生态补偿必须以设置基准线、客观地计算补偿额度为基础,生态补偿绩效要经过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第三方的评估。在发达国家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在发展中国家补偿资金则以跨国组织和基金会资助为主。通过生态补偿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及其景观,但是,由于贫困家庭参与能力弱,缓解贫困的效果一般。我国的农牧业生态补偿多为行业性计划或工程的形式,以固定价格补贴为主,存在补偿目标单一,补偿对象界定模糊,补偿效果评估滞后或缺省等问题。借鉴国外成熟的农牧业生态补偿经验,应在补偿目标多元化、明晰补偿内涵、实行第三方评估等方面完善我国农牧业生态补偿机制,对改善我国生态环境将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双线”背景下城市生态空间补偿机制:现实需求与理论模型

研究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市生态空间保护压力较大,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难以落地。以外部性理论和机会成本理论为指导,结合"双线"管控要求和生态补偿实践,提出了"纵向委托有限责任"和横向补偿坐标系,明确第三象限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城市非生态空间补偿第一象限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城市生态空间,由此构建了基于"金字塔"模型的城市生态空间补偿机制,并进一步对补偿标准和方式进行了讨论。该机制通过补偿激励解决了现有"委托-代理"型城市生态空间保护制度在不同层级和不同主体纵横两个方向上的不公平问题,对于保护城市生态空间、推进"双线"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补偿的复制动态及其进化稳定策略研究——以黄河流域上游青藏高原区为分析背景

以黄河流域上游青藏高原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为分析背景,将保护者(破坏者)和受益者(受害者)视作补偿客体和补偿主体利益群体,依托地方政府,引入第三方NGO组织作为“惩罚”和“支付”平台,构建了博弈双方收益矩阵.运用有限理性非对称博弈模型分析了补偿客体和补偿主体的复制动态和进化稳定策略,并借助雅可比矩阵及其迹对均衡点抗扰动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三方NGO组织的“双向惩罚”约束机制下,补偿客体和补偿主体之间的非对称博弈系统在关系1下才存在唯一的具有抗扰动的稳定性的均衡点,即(保护,支付),而且补偿客体的长期和短期经济收益(L1和S1)及策略选择在该博弈系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博弈双方在该非对称博弈系统中的初始状态处于何种位置,通过第三方NGO组织的“双向惩罚”约束(或刺激)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行为,均可增加博弈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向均衡点(保护,支付)调整的比重.     

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基于渭河流域572户的微观实证

文中基于渭河流域572户城镇居民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信任在风险感知与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渭河城镇居民对其无法归还贷款的财务风险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对其有能力改善渭河流域生态环境、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了解程度、对保护上游环境可以改善所属地区生态环境的认知风险感知以及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2)政府行政行为信任和角色威望信任均显著正向影响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3)政府信任在认知风险感知与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其中政府角色威望信任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据此提出了提高渭河城镇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陕北能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研究

陕北生态环境区可分为风沙滩地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风沙滩区的防沙治沙问题和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水土保持问题是陕北能源开发以前就存在的生态环境老问题。陕北能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新问题主要是地貌和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退化;地面塌陷、地下水位下降,居民生活受到影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自然灾害增加;废水、废气超标排放。陕北能源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日趋破坏的法律原因是生态补偿过于概括,缺乏可操作性;税收法律法规及地方规章规定的资源税率太低,税收分配比例不合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要求未能被全面适用。陕北能源开发中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应选择的法律对策是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环境法原则;完善生态环境法补偿机制;提高陕北资源税率,并在分配比例上适当照顾资源开发区人民的利益;制定环保产业规章制度,研究和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     

自然资源产权交叉制度下生态补偿问题探析——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216户居民的调研取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自然资源产权的交叉问题日渐凸显。虽然,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但关于自然资源交叉产权的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相应的法规规定,进而带来生态补偿制度的系列问题。文中分析了自然资源产权交叉问题的制度根源,认为中国大陆法系下自然资源产权的规制特点不可避免地带来“产权公共域”问题,且因资源不同用途的产权规制程度差异,产权的界定程度也不同。这是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产生错位、隐性“寻租”、资源价值扭曲等问题的产权制度原因。文中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216户居民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产权争议草地的生态补偿责任主体不明、生态补偿资金错位、补偿草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切合、隐性“寻租”、“混合”产权土地流转后生态保护责任主体不清晰等问题。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以上问题会进一步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及对生态保护公平程度看法,一定程度上导致生态补偿纠纷。文中进而提出加强自然资源产权协同立法,生态补偿资金用于扶贫等其他用途要有法理依据,完善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以避免“切割”补偿带来的利益失衡问题,补充关于生态补偿中涉及土地流转的相应法规规定等...     

农户秸秆收集利用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秸秆收集利用是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生态补偿是实现秸秆收集利用经济与生态双重收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以湖北省4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684户农户家庭为实证,将社会信任引入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UTAUT)形成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二元Logit模型以及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农户秸秆收集利用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90.35%的农户愿意接受秸秆收集利用补偿,其受偿额度为47.81～52.92元/667m²;2)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社会信任对农户接受秸秆收集利用补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无论是高社会信任组还是低社会信任组的农户,经济绩效期望均显著正向影响其接受秸秆收集利用补偿,且两组之间的经济绩效期望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加快建立健全农户秸秆收集利用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差异化的秸秆收集利用生态补偿标准、加大对秸秆收集利用以及资源化利用的知识普及和技术宣传。     

新疆准东煤田生态补偿费用估算及标准确定

确定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以我国最大的整装煤田-新疆准东煤田为例,分别从土地恢复治理费用、煤矸石治理费用、水污染治理费用、大气污染损失费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生态环境维护成本等六个方面估算其2010年生态补偿总费用,结果为51243.18-97287.86万元,相应的生态补偿标准上下限为17.08-32.43元/t。在分析新疆煤炭企业实际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建议目前应按照生态恢复治理成本(即补偿下限)确定准东煤田的生态补偿标准,而补偿上限可作为远期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