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收入结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分析——基于安徽省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业经营的主体出现了分化,农户内部出现了兼业化、非粮化、非农化的现象,并且这种趋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而不断加深。基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的,农户不断对其家庭拥有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资源投资结构进行重新调整,最终导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农地生产投入、耕地可持续性投入和土地流转等发生变化。农户兼业行为的出现会引起粮食生产效率的变化,粮食生产效率的变化会引起粮食产量的变化,进而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从微观视角研究安徽省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差异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农业支持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现代农业发展视角的农村家庭非农化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引导农村简单劳动力非农化是实现现代农业生产,进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本研究选取农村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基于农户随机问卷调查,运用binary logit回归模型深入探索农村家庭非农化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年轻的较高学历劳动力是非农化的主力军,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2)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是在相对比较优势选择下的一个渐进的过程;(3)地区环境和交通因素的影响力逐渐弱化。因此,有针对性地设计非农化引导政策很有必要。     

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分析

介绍了农村工业化的内涵,并且根据农户投资与经济发展历程分为外生型、内生型与综合型3种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指出尽管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认识上的偏差造成农村工业化进程缓慢;农村工业发展速度快但效益低下;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还很低;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矛盾突出;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提出了政府必须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的政策建议。第一,继续加强政策性支持;第二,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第三,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建设;第四,积极引导农户投资行为;第五,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养猪业高风险的背景因素下,我国农村生猪散养农户大规模退出是当前养猪行业的一个突出现象。生猪散养农户退出养猪业生产后,农户的重新就业问题密切关系着"三农"问题,退出农户的再就业将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也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本文通过对四川省863户生猪散养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对399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农户分析他们退出及其再就业行为,分析结果认为生猪散养农户退出养猪业后对重新就业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退出机制和再就业机制。     

农地流转对农户分化的影响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筛选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的(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和2015年的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做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分化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相对于纯农户,农地转出对农户兼业化和非农化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并且对农户非农化的影响更加显著。相对于兼业户,农地转出对农户非农化没有显著影响;(2)相对于纯农户,农地转入对农户非农化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农户兼业化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兼业户,农地转入对农户非农化没有显著影响;(3)户主为老年人、家庭人口、承包地面积和所在地区总体对农户分化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交通状况总体对农户分化产生负向影响。     

分散农户农药施用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中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分散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从分散农户的视角,以中国江苏省为例,分析了分散农户农药施用的主要行为,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了影响农药施用行为的分散农户的主要特征。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对分散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而其它特征对不同的农药施用阶段的分散农户行为影响显著性各不相同。研究认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增加对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投入,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升农业生产者素质在江苏等中国工业化发达地区已显得非常迫切。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的调研数据

在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村大量人口进城,造成了农村宅基地的闲置现象。找出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才能有效引导农户进行宅基地退出。选取山东省曲阜市为样本区进行调研,对其所辖4个乡镇18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基于个体决策的相关理论,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社会环境因子、农户个体因子、农户经济因子、房屋状况因子、宅基地禀赋因子、宅基地替代因子、家庭人口因子共7个因子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因子影响最大,家庭人口因子影响最小。并针对实证分析结果,在政策实施、社会保障及宅基地退出补偿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演变

为分析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规律,以河北省东马营村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ArcGIS矢量化等方法,分析其工业化发展历程,并选取扩展强度指数、容积率、吉布斯-马丁多样化指数等指标,在微观尺度上对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动态演变及其驱动过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1985—2015年,东马营村箱包工业的发展导致当地经济非农化、农户从业结构非农化,当地纯农型农户所占比例不足1%,其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2)东马营村农村居民点的用地规模、扩展强度、多样性、建设面积与建筑面积等持续增长,其动态演变是与工业化发展历程相适应的。研究认为,未来应借助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作,通过农村土地整理、复垦等缓解快速工业化农村地区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同时应做好耕地流转,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土地流转意愿分析

土地规模流转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必然选择。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非农化和专业化成为新时期农户分化的主要趋势。在阐述当前农户分化现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不同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提出了促使土地规模流转的思路与建议。     

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与新农村建设

我国农村耕地土地资源缺乏,大量的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增收缓慢,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为此,本文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与新农村建设这一课题,在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3种途径的前提下,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相关对策。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转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转化不仅是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如何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转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研究课题。文章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转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新疆番茄产业化背景下3种合作化模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比较

新疆番茄产业化过程中农户与番茄加工企业的合作模式包括订单型、中介型以及车间型3种模式,各自的合作内容、紧密程度与合作的稳定性各不相同。不同合作模式下,龙头企业和农户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其技术推广的速度与效果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3种合作模式下的农业技术推广情况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车间型模式下,极大地减轻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增强农民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也因此能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因而,车间型模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疆番茄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福建省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对策思考

本文概括了福建省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及特征 ,分析了制约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提出了推进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三化四改一提高”的策略和思路 ,即通过推进山区农村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和工业化 ,改革完善城乡劳务市场、户籍管理制度、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Granger因果检验——以寿光市为例

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研究了城乡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相互关系。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变量序列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年均收入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后者与职工平均工资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使得寿光农村人均总收入高于寿光乃至潍坊市的城镇居民平均工资,收入角度的比较利益使得城市对寿光农村居民不具有吸引力,极大地减小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压力。从而指出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就地转移的重要途径。     

“Never at ease”: cellphones,multilocational households,and the metabolic rift in western Kenya

Western Kenya has been a labour-exporting region for over a century, with many households straddling both rural and urban contexts. While the spatial separation of migrants from their rural places of origin represented the first tangible metabolic rift within Keny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that rift is being reshaped as rural families engage in new forms of interconnection with migrant members (“multilocationality”). These changes appear to be driven by the ongoing crisis of agrarian livelihoods and are supported by the advent of cellphone communication and mobile money transfer technologies. Interviews and ethnographic data collected in a western Kenyan community and amongst its out-migrants reveal the role of cellphones in mediating social, financial, and knowledge flows within multilocational households. The increased ease of communicating and sending money is associated with less frequent physical movement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ettings, with commensurate disruptions in th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o-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a shifting burden of agricultural labour. Gender relations are also put under further stress: migrant men remain (or believe they have remained) involved in rural affairs but appear to be using cellphone technologies to reinvent their household roles, replacing previously social or labour contributions with financial ones and by asserting claims over the on-farm decision-making of rural households previously considered female-headed.     

基于农业产业化视角的农户分化行为研究——以鄢陵县花木种植村为例

通过对鄢陵县3个花木种植村共102家农户的实地调查,结合问卷数据,研究了农区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户分化现象。重点讨论了不同类型农户的物质联系空间、信息联系空间的特点和等级尺度。以此为基础剖析了由专业农户向经纪人分化和由经纪人向企业经营者分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户分化的一般经验模式。结果表明,花农、花木经纪人和企业经营者的物质联系空间、信息空间的区域尺度依次增大,花农的信息空间小于其物质联系空间;花木经纪人和企业经营者的信息空间和物质联系空间大致相当;农户的分化具有一定的模式,花农依赖自身技术优势成为花工,当资金、网络关系及个人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分化为花木经纪人,在适宜的政策、由于地方政府推动而创造的创业机会、花木经纪人个人的风险偏好特质以及有利于企业家衍生的制度文化传统下,花木经纪人开始规模化种植,在突破经纪人的物质联系和信息联系空间时就分化为企业经营者。     

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

【目的】耕地资源的非农化过度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其区域的差异性,有助于揭示如何在坚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耕地资源安全与城镇化的发展。【方法】首先采用2001-2008年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资源禀赋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进行研究,为了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进而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对比分析三大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方面的差异性。【结果】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耕地禀赋变量均呈现显著状态。东中西部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方面存在差异性,在控制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后,耕地资源禀赋变量在东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而固定资源投资变量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弹性系数要大于西部地区。【结论】耕地资源非农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规律。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人口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7个百分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因素在东中西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东部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耕地资源非农化的显著因素,耕地资源禀赋富足的区域趋向于更高的耕地资源非农化速度。中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的非农化则受到固定资产投资作用强烈,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     

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制度建设

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全面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促进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是加快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不容乐观,呈现出低水平非耦合发展的现状,严重制约着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非耦合发展的制度成因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从农村社会基础环境、小城镇建设、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乡镇企业4个方面构建促进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制度创新框架,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天津市郊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初步分析

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几种发展阶段理论为依据,从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6个方面对天津市郊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做出综合判断,得出结论:天津市郊区经济发展按H·钱纳里的经济发展理论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