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地区乡村治理的困境分析及对策思考

中西部地区乡村治理困境面临着治理资源匮乏、乡村关系行政化、乡村生活失序和"最后一公里"四重困境。深入分析乡村治理困境的原因,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构多中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重构乡村社会价值体系,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将会成为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对策。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之考察

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需要重点关注村民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育村民主体意识。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制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通过"增权赋能",培育村民权利意识,提高村民自我认同;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和引导村民行为,养成村民法治思维;通过共享乡村治理成果,保障村民主体性和乡村治理目标的统一,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提升村民主体性。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乡村治理中村民的主体意识,创设了村民主体意识培育从理念到实践的可行路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民间信仰在乡村治理中的内在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民间信仰是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元素。它具有凝聚精神力量,促进乡村社会整合、提供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社会善治、搭建娱乐平台,丰富乡村文化生活、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乡村经济繁荣等重要价值。因此,要通过尊重民间信仰人士权利,引导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规范民间信仰组织发展,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引导"和"管理"结合,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民间信仰在乡村治理中的内在价值,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稳步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浙江“五位一体”乡村治理效能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同治理的交汇融合。"十三五"时期,浙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五位一体"乡村治理效能,展现了"重要窗口"的实践伟力,同时也显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十四五"时期,浙江应从数字经济"补短板"、政治治理"固根基"、文化建设"上水平"、社会主体"增后劲"、生态发展"调机制"出发,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整体性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整体性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很大意义。乡村治理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助推器"、生态宜居的"保护器"、乡风文明的"粘合剂"、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生活富裕的"发酵剂"。乡村治理仍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薄弱环节,主要体现为乡村治理的作用被低估,乡村治理工作呈现碎片化,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现实需求相脱节,创新活力不足。因此,应当把乡村治理放在乡村振兴战略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整体性思维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弥补乡村治理短板,推动农村全面振兴。围绕"三农"现实需求,强化组织,增强乡村治理的针对性,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善治道路,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云南乡村教育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困境及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乡村教育是实现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路径。乡村教育基层治理功能是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结合当前云南乡村教育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面临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社会学视野中的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意义深远而重大。在社会学视阈里,促进农村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建设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乡村社会公共精神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改善和保障乡村民生、实现乡村社会"七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托底;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抓手。     

“无为”传统的回归与当代乡村社会治理困境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着一种"无为"的传统。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无为"传统被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是"无为"传统的回归。然而在现代社会,支撑"无为"政治的一整套体系已经走向崩溃。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依然面临很多困境,主要表现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缺失、组织经费的缺乏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位。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需乡村振兴战略中新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历经传统社会的"县政绅治"模式、新中国成立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模式和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阶段的历史变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由"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以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新模式——以浙江省上虞区祝温村为典型案例

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新的乡村治理方式也被寄予期望。浙江省上虞区祝温村推出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有效构建了"德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自治为目的"的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新发展,实现乡村善治。本文以上虞祝温村"三治合一"治理模式为典型案例,分析德治、法治、自治三治模式的具体实践和主要内在运行逻辑,以期为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供参考。     

"乡政村治"模式制度性缺陷分析

当前乡村社会的诸多冲突,根源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所以,在充分肯定"乡政村治"模式的制度初始绩效的同时,对"乡政村治"模式制度性缺陷的梳理和剖析对变革和选择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实现国家乡村治理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     

“推力-拉力”下乡村精英流失缘由及对策探讨

乡村精英是中国乡村巨大的社会优质资源,对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流失严重影响着乡村的发展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基于"推力-拉力"因素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乡村精英流失的缘由:乡村社会认同度偏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强势地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市优厚的落户与人才引进政策等。为此,需通过出台优厚的政策、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举措来吸引、留住乡村精英,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活力。     

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治理共同体构建——基于3个实践案例的启示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主要体现为农村由封闭型走向流动型、农民由群体化转向个体化以及治理单元扩大化3个方面,由此相应带来了村治主体空心化、公共精神淡漠化、网络关系陌生化等消极影响,成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困境。针对于此,湖南宁乡大成桥镇"六化社团"、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和湖北秭归"幸福村落"3个地区的乡村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成功构建了乡村治理共同体。3个实践案例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4个方面的启示:注重党建的重要推动作用、注重提升村民的参与深度、注重挖掘传统治理资源、注重引入切合地方实际的激励机制。     

基于农合组织视角下乡村治理结构创新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乡村治理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比如人口"空心化"、人口流动常态化、乡村社会阶层多元化等。在这一背景下,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本文在充分认识到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结构——合作共治治理结构,实施"丰"字型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巩固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核心纽带作用、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与机制创新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关系到乡村振兴其他方面要求的完成.从传统到多元化治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发展需要互相适应,需逐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这样可以在乡村建设中充分调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项资源,增强乡村社会发展活力.本文明确界定了乡村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深入探讨了实现"治理有效"的机制创新策...     

小议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三农"理论和实践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多种问题和挑战。从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设施供给、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性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治理也有了许多不同以往的特征和困境,需要进行新的体系建构。其必要性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重塑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治理具有新的内涵和定位,已有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从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看,应该建立以"一核引领、三治为纲、六系支撑"为框架的"136"新型乡村治理基本体系。这一体系有利于准确反映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进展,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与规范化水平,有利于指导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伟大实践,有利于回答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一些认识难题。     

乡村经济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角度来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今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考量和政策抓手。乡村治理现代化是符合新时代发展趋势而提出的客观理论,基于上述战略,在乡村治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指导研究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与方向研究不仅是对治理进程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更是对当今治理模式的补充与发展,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促成乡村良性治理运作方式、创新法治与礼治融合的治理新模式、加大市场引领机制和发展多元治理主体,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这既是对乡村治理理论的补充,也是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从而推动乡村治理在新时代实现向现代化的成功转型。     

以“一核三治五共” 打造乡村全域治理体系

<正>乡村全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加快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点上治理"向"全域治理"转变,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央精神、顺应社会治理规律、切合鄞州区情的全域治理和乡村善治之路,即"一核、三治、五共"的全域治理模式。该模式主要内容为:"一核",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三治",坚持自治、法     

乡村振兴战略与内生动力机制：现实困境、耦合关系与路径选择——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乡村秩序发生变化,乡村治理面临新的困境与任务:"自上而下"的外源式模式已不能满足乡村治理多元化需求,而单方面追求"自下而上"的内源式模式也不是可持续策略,于是就需要构建上下互动、内外合作的复合型治理模式。为此,本文以乡村现代化治理为视角,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与内生动力机制,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价值和路径耦合关系,与此同时,以发挥农民主体地位、利用政治权威以及"三治合一"为路径,对提高两者耦合度尤其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