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禁烧政策实施中村干部的行动策略研究——以苏北Z村为例

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秸秆禁烧政策,旨在实现"不着一把火"。但相关政策实施中不同村庄情况有差异,部分农民对秸秆禁烧有抵触,焚烧秸秆现象时有发生。村干部作为村庄治理的直接负责人,在秸秆禁烧政策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对村干部在秸秆禁烧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行动策略进行描述,并进一步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剖析了村干部行动策略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村干部会根据工作阶段和工作对象的不同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其行动策略取决于他在乡村场域中的位置。村干部通过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获取资本,保证策略的实现。惯习作为生成策略的原则,推动村干部采取行动策略,利用自身所占有的资本去完成工作任务。     

农村迁村并点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区(镇)域村庄布点规划是一种新的规划类型，这种规划类型集研究与实践于一体，农村迁村并点的发展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期间存在的障碍包括发展观念的局限、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缺乏统一的发展战略规划等。农村迁村并点的空间性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元素和社会元素都会重新聚集，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生活习惯转变。分析我国农村迁村并点存在的障碍，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迁村并点的持续发展。     

女性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特征、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乡村治理中女性村干部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为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上虞区29位女性村干部的调研发现:女性村干部在治村目标上更注重村庄稳定,在治村手段上以引导、劝导为主,治村绩效上优劣势明显,同时性别偏见、自身能力不足、政府政策模糊等影响女性村干部治村绩效。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得出有效提升女性村干部的治村绩效需要制度保证、氛围营造、自身修炼。     

发达国家“迁村并点”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发达国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进行过"迁村并点"工作。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发达国家"迁村并点"规划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迁移与合并问题,实现空间优化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     

多元治理、回流精英与创新模式——以福建省CA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乡村改革的基石,科学的治理模式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侨乡因在"侨"的作用下而具有特殊性,治理模式也具有独特性,存在多元治理主体:村干部、华侨精英及经济能人、村民及自治组织。在运作的过程中,村干部的权力被分解,华侨精英因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而在参与村庄事务管理中占有决策力量;村民及自治组织的参与使得公民在政治参与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创新治理模式使得CA村在多方面治理成果显著,治理经验对其他乡村具有借鉴意义。     

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人居环境优化——以天津市蓟州区小穿芳峪村为例

乡村旅游的发展契合了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的发展理念,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人居环境优化,实质是构建乡村生态意识、生态行为和绿色生态链的过程。天津市蓟州区小穿芳峪村在人居环境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就,但是由于没有长远规划、村民环保意识不足、周边村庄的负面影响等,造成人居环境问题。该村庄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乡村旅游发展前景广阔,因此在人居环境管理方面需要合理规划,采取环境保护、整治和提升策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管理机制,整合周边村庄,强化区域环境保护理念,从而将小穿芳峪村打造成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康养型美丽乡村。     

黄土丘陵区乡村“人、境、地”演变特征及迁并村庄诊断分类——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为探究黄土丘陵区乡村“人、境、地”演变特征及原因，并对村庄是否迁并进行诊断分类，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采用参与式乡村评估、遥感解译耕地变化等方法，在识别黄土丘陵区乡村人地系统演化特征、探究乡村衰落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迁并村庄的诊断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2001—2020年米脂县调研乡村人口流失率达54.75%，老龄化与低文化程度在村庄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8.44%、72.79%；调研村窑洞空置率达51.78%，基础设施缺失，本村就医率仅25.78%，人均农业水资源量仅有39.53 m³；农业载体的耕地因撂荒与退耕还林还草减少了61.67%；2)造成上述现状的主要原因包括:黄土丘陵区农业产量低，农业生产效率水平低，人均经营耕地少，乡村生活质量差等内因；城乡就业收入差距大，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外因；3)围绕人口、住房、城乡关系、水资源及耕地5个维度建立迁并村庄诊断指标体系，分类结果表明迁并村庄主要是生活与生产功能较差的偏远村庄。本研究建立的迁并村庄诊断指标体系可运用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乡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为科学、有效地开展迁村并点提供参考。     

古村落保护与乡村治理 ——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调查

京郊传统古村落保护和发展是推进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第一批全国传统古村落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的调查发现,当前水峪村在保护传统古村落和村庄治理中面临着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传统古村落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冲突、乡村发展受到有关部门的掣肘、现行项目管理方式给乡村治理带来挑战等四个方面问题,应该从加强统筹、依法治村、自主保护和社会共治等四个方面推动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实现在保护中振兴、在发展中善治。     

村两委负责人社会资本差异对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江苏省262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乡村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作为乡村建设的带头人,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2015年江苏省南通市、盐城市及淮安市3个地区262个村庄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村两委负责人的宗族基础、经济基础及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对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村支书同时任村委会其他委员或村主任任村党支部非村支书的其他职位对村庄的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性影响;村主任为当地大姓对村庄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而村支书为当地大姓对村庄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基础和关系网络对村庄发展水平也存在相关影响。本研究对科学全面地选举村两委负责人、管理和规范村干部行为、推动农村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以C村和F村土地流转中的村民参与困境为例

村民是农村的核心,土地是农民的核心,土地问题不仅影响着农业、农村及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决定和影响着国家、村委会与农民的关系,但我国的乡村治理困境并未得到解决。通过对C村和F村的田野观察,以及对两个村庄内有土地的村民分别进行了30份和20份的深度访谈,从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困境中可见村民的参与不足。从法治和德治方面提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半月谈》刊文指出 村干部离村现象值得警惕

据《半月谈》第10期报道,笔者最近两年在河南、湖北、贵州、浙江等多省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村干部的离村化现象。所谓村干部离村化,是指村两委的干部不在村里,农村基层组织在村中只是留一块牌子而已。在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农村,大量富人担任村干部,甚至有些在外发展的富人也被当地政府邀请回来到村庄任职。笔者在山东一个农村调查发现,村干部几乎全是村中最富裕的老板,包括在市区投资房地产的老板,在镇郊开办石灰厂的企业家等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合村并组:实践样态及其内在逻辑——以鄂西侗族乡Y村为经验样本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合村并组有助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参与和引导村庄实施乡村振兴。由于合村并组改变了村庄的利益格局，其推行面临着来自村庄的阻力。基层政府采取干部和机构两种调控手段予以应对。合村并组的过程暗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即国家对村庄的政治规制。政治规制的实现有助于国家权力进村，为乡村振兴的有效开展提供指导。鄂西侗族乡Y村的合村并组实践完整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村域干群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干群关系直接影响村干部对村民的组织动员效果,进而影响政策的执行、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以H旗W嘎查村村干部、村民为调研对象,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材料.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分析发现,影响村域干群关系的因素可以分为表层因素和深层因素两类.表层因素即涉及一些可感知的价值,其直接影响群众心理状态,进而影响群众对村干部的心理认同程度.而深层因素虽并非直接影响群众对村干部的心理认同程度,但却对村域社会的干群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是营造和谐干群关系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为促进村域干群关系从干群矛盾走向干群和谐提供了较好的政策切入点.     

贵州省村干部队伍建设探究——以水城县村干部职业化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是理解中国政治和乡村社会的重要路径。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农村干部对村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影响。在乡村治理研究现状下来探究六盘水的创新村干部管理模式,深入刨析其实施政策,并结合实际推进的现实情况,总结村干部职业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困境。     

产村融合视角下村庄景观要素分析及其宜居设计研究——以邵东大丰村为例

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推动下,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在探析国内宜居村庄设计演化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国外乡村发展的经验和特点,尝试对乡村景观要素进行分类,并从产村融合的角度探讨宜居乡村的设计策略,从而指导产村友好型宜居景观设计。     

分类推进首都乡村产业振兴的思考与建议 ——基于首都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调查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然而,当前首都乡村振兴普遍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各类型村庄产业发展面临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困境。通过对北京市 13个涉农区 48个乡镇 116个村的 1 272个农户的调查,具体分析了首都乡村三无村、拆迁村、倒挂村、空心村和传统村五类村庄产业振兴存在问题及原因,针对五类村庄,围绕完善乡村产业振兴的体制机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服务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分类推进首都乡村产业振兴的建议。     

转型期农村政策实践的体制约束与社会基础——对山东S村计划生育的实证研究

当前学界对农村政策的研究是从多个维度展开的,如农村政策文本、县乡村关系与体制以及村庄社会性质等,但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对农村政策文本进行多视角的解读。本文从县乡村关系和村庄社会性质两个维度对转型期农村政策的实施机制进行了探索,认识到中央政策之所以在全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施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区域村庄社会性质的不同,并把这一维度放在县乡村关系的框架中加以认识,从而从社会基础和体制约束两个维度揭示了转型期农村政策的实施机制。以此为切入点,对县乡村三级组织运作的真实图景和转型期村庄社会性质展开研究,可为农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基础。     

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乡村精英是新农村建设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以粤西20个村庄为例,通过对428个样本的调查,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意愿非常高。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事的主要工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老人和儿童所占比重、家庭主要生活居住地、村庄主要产业、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干部能力和行为的满意度、新农村建设内容的知悉程度、新农村建设状态及建设预期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作用;村庄基础设施水平、村庄环境评价以及新农村建设最重要参与主体的认知对乡村精英参与新农村建设意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民俗艺术体验村落发展定位的思考——以福建省漳浦县大埔村为例

【目的/意义】漳浦县大埔村虽然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特色民俗村)",但其民俗文化资源挖掘不足,"三国"主题定位牵强,规划设计尚显散乱,旅游效益转化有限,需要在发展定位上进行升级提高。【方法/过程】基于发展定位框架,分析大埔村发展所面临机会、市场需求、潜在竞争,以及所拥有资源,将其定位为"城郊型特色民俗艺术体验村落",并据此从策略、产品、取费和客群4个方面阐述定位落地。【结果/结论】大埔村可以采用"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串点并线,差异互补"等策略,创建漳浦特色艺术传习基地,呈现漳浦地方艺术表演,并对村庄空间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建议开展研学旅行,开发夜游项目,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收益。     

农村社区级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需要具备的条件——基于皖南J村和C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两个普通农村J村和C村的个案对比分析,讨论了当前我国农村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所需具备的条件.认为村庄精英的积极引导和组织,村庄内部较强的社会关联是两个必备条件,而一定的村集体经济则是村庄公共物品可以高效率、高层次地自发供给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