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阳县贫困村空间分异及其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响应

以行政村作为研究单元,基于2015年田阳县各类土地利用和贫困度相关数据,建立贫困度指标体系,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与二元局部Moran的I指数等方法,分析该县贫困村空间分异特征,并研究其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响应。结果表明:贫困村在空间分布上受到生产生活条件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连片特征,空间分异明显;贫困村的土地利用程度与该地区的贫困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区域贫困度。     

六盘山特困片区村域空间贫困调查与分析——以宁夏西吉县为例

基于贫困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SPG指数、贫困承受等指数对样本村的贫困广度、深度及强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各地形区和各民族村的恩格尔系数、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指数三者之间的动态趋同度较高。2)各地形区和各民族村的贫困承受指数和SPG指数整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贫困状况向好趋势明显。3)各贫困村的脱贫时间在逐年缩短,扶贫工作取得切实成效,而黄土丘陵沟壑区贫困村的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是三地貌之最,扶贫负担仍然很重。村域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必须确保前期问卷设计的多维性,注重扶贫政策制定的均衡性、特殊性和资源分配的区域性,并要加强后期的技术动态监测与创新管理。     

精准扶贫视角下贫困村测度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且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当前我国确立的精准扶贫政策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保证。研究利用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确定的连州市66个贫困村的基础数据,借助多维贫困理论构建了连州市贫困村的多维贫困测量体系,利用A-F双临界值法测算了多个维度的权重,同时结合AHP-熵值法计算各测量指标的组合权重,借助维度权重和组合权重构建综合贫困度测算模型,计算了连州市66个贫困村的自然致贫、社会致贫、经济致贫指数,以及3个指数加总所得的综合贫困度。结果表明:66个贫困村中的综合贫困程度可划分为4个等级,其中轻度贫困村占21.2%、中度贫困村占16.7%、重度贫困村占34.8%、极重度贫困村占27.3%。连州市贫困村的贫困深度较重,重度贫困和极重度贫困村的占比较大且分布较集中,因此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中需要充分考虑其贫困深度和空间分布问题。     

新疆墨玉县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防返贫对策研究

基于新疆墨玉县296份实地调研数据,采用Alkire和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法(AF法)识别和测算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对农户可能存在的易返贫致贫诱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地区、各指标间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各地区卫生设施和人均收入的贫困发生率为0,不存在剥夺;其他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夺。不同地区农户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芒来的农户贫困程度最为严重。(2)随着k值不断提高,多维贫困发生率(H)持续降低,多维贫困平均剥夺份额(A)稳步上升;多维贫困指数(M₀)逐步降低。当k∈[0,0.4]时,H>50%且明显降低、A<50%且稳步提升,M₀呈下降趋势;当k∈(0.4,0.6)时,H<50%且极速降低、M₀同样极速降低;当k=0.7时,H、M₀趋近于0。(3)不同维度对M₀的贡献率差距较大。其中,教育、生活水平、生活压力指标的贡献率分别为36.45%、23.76%和16.59%,居前3位;家庭资产的贡献率最低,仅为2.17%。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呈递...     

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测度与分解

采用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方法,基于拉萨市农牧区民生调查数据,对拉萨市农牧区总体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拉萨农牧区扶贫效果显著,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农牧区在教育维度上被剥夺程度明显,纯牧区的多维贫困指数高于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维度和指标分解上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生活水平,预防性保健检查和生活燃料对于总体的贡献也较高。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脱贫村治理效果评价——以T县为例

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需关注脱贫村治理效果,巩固摆脱绝对贫困成果。本研究选择T县3个脱贫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德尔菲法构建乡村治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从而编制成乡村治理效果调查问卷,利用SPSS分析问卷数据信度效度,在问卷数据可信有效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乡村治理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生态宜居程度、治理有效程度和生活富裕程度对脱贫村治理影响较大,需要给予更多关注,以提升脱贫村治理质量,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研究

利用2004—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4轮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选用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质量4个维度8个指标,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并将总体多维贫困分解为慢性多维贫困和暂时性多维贫困,同时考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多维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和剥夺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暂时性多维贫困;暂时性多维贫困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慢性多维贫困比重则相反。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河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径创新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淅川县90个深度贫困村进行实地调研,结果发现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原因比较多,相较于一般地区的相对分散的个体贫困,其原因较为复杂,呈现出精神、能力、生态、病残、文化、权利等多维度深度贫困现状。精准帮扶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大小不一致、低收入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严重且在扶贫中受关注度不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户思想保守落后与时代严重脱节。最后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重庆市贫困村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障碍,同时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难题.按照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数据,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算、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重庆市贫困村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关联格局、空间密度、垂直分布等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1)重庆市贫困村比率为22.89%,贫困村面积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26.02%,贫困村数量占比、面积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国家级贫困区县、市级贫困区县、非贫困区县,贫困村多向库区、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集聚;(2)重庆市贫困村整体呈均匀分布的空间分布特征,全局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分布热点区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具体表现为一个核心热点区,多个条、环带状热点区;(3)贫困村高程分布呈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状"结构,低高程带、高高程带贫困村分布相对较少,中高程带贫困村分布较多.分布在500m以上山地地区的贫困村达78.8%,重庆市贫困村空间分布的垂直差异性具有典型的山地型贫困特征.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农民幸福度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是脱贫农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本文以CFPS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A-F法建立多维贫困指数,以多维贫困指数衡量幸福度,并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社会福利对农民幸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村卫生室数显著正向影响多维贫困指数,养老机构数显著负向影响多维贫困指数,而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只有村卫生室数显著影响多维贫困指数。本文就政府、社会两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更好地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以提升农民幸福度。     

绥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差异

基于1978～2007年黑龙江省绥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极值比法,利用SPSS软件分析了绥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时空差异。结果表明,从时间来看,1978～2007年绥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加,阶段性差异和地区差异非常明显,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2007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44;从空间来看,收入增长最快的为肇东、安达、北林和庆安县,最慢的为望奎、兰西、青冈和明水。     

基于村级生态足迹分析的村落生态安全策略研究

为了制定村级生态安全策略,利用建立的生态足迹模型,对辽宁省葫芦岛市东窑村2008年生态足迹和生态容量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该村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546 4 hm2,人均生态容量为1.041 0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0.505 4 hm2。通过对6种用地类型的供给和需求比较研究,揭示了当前该村生态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调整土地使用、合理规划建成用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加生态环境用地4项东窑村生态安全策略。     

成都平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讨——基于彭州市葛仙山镇熙玉村实证分析

在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转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四川省彭州市葛仙山镇熙玉村的实地调查,运用劳均耕地法和产值吸纳法对熙玉村富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吸纳能力进行测算,归纳出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并提出转移建议。     

毕节地区苦参的生态适宜性区划

为对毕节地区苦参适宜种植区及人工规范化种植基地的选取和生产布局提供依据,利用空间分析技术,结合苦参生长的主要指标,对苦参进行最适宜生境与生态适宜性区划研究。结果表明:影响野生苦参资源分布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为最湿月降水量、最暖季降水量、年均降水量和坡度,贡献率分别为76.80%、12.40%、6.60%和2.20%;最适宜生境范围为最湿月降雨量在140~160 mm、最暖季降雨量在380~430mm、年均降雨量在680~780mm、坡度0°左右;氧化苦参碱与年均降水量间相关性显著,与最湿月降水量、最暖季降雨量和坡度间相关性不显著;苦参最适宜区主要集中在毕节地区的赫章县野马川镇、平川乡、哲庄乡和古基乡,毕节市七星关区的放珠镇、大河乡、鸭池镇、梨树镇、海子街镇、八寨镇、小吉场镇、燕子口镇和层台镇,大方县的响水乡和长石镇。     

华北平原地区农村生活污水产污特征研究

为了解华北平原地区农村生活污水产污特征,准确评价农村生活污染状况,本研究选取华北平原地区典型农村(保定市徐水县荆塘铺村)不同收入水平的15户典型农户,对其生活污水的产污情况进行12个月(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的调查和监测,得到农户的生活污水人均日产生量、pH、COD、TAN、TN和TP的产污系数。农户生活污水人均日产生量为21.03L·d-1·人-1,pH值为6.14,COD、TAN、TN和TP的产污系数分别为7.87、0.581、1.31g·d-1·人-1和0.0662g·d-1·人-1。各项指标从高到低依次为中收入水平农户,高收入水平农户和低收入水平农户,且高中收入水平农户与低收入水平农户各项指标差异性较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华北平原地区农村生活污水人均日产生量和污染物产污系数与收入水平有关。     

牡丹江市农民人均收入的GM(1,1)预测

运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GM(1,1)灰色预测模型,以牡丹江市2005～2010年的农民人均年收入额为例,对其2011～2014年的人均收入状况进行了科学预测,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     

傣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农民收入分析——以云南省景洪市曼听村为例

以云南省景洪市曼听村为例,分析了傣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以及农村人均纯收入现状,发现林业收入是曼听村农民收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三产业收入是曼听村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指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依托特色资源进行。     

贵州省六盘水市温室气体排放动态分析

[目的]估算贵州省六盘水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分析其2005—2014年的动态变化情况。[方法]参照《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推荐方法,对2005—2014年六盘水市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估算。[结果]2005—2014年六盘水市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为89 495.78万t,其中,能源部门排放量为75 083.60万t,占总排放量83.90%,是六盘水市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贡献源;其次为森林碳汇(20 859.40万t),占总排放量的23.31%;农业生产排放量最小,仅占0.43%。2005—2014年六盘水市人均和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呈持续增加,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均增长18.1%,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均增长17.1%,万元GDP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均降低9.6%。[结论]2005—2014年六盘水市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较大,需采取相关措施。     

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Granger因果检验——以寿光市为例

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研究了城乡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相互关系。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变量序列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年均收入影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后者与职工平均工资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使得寿光农村人均总收入高于寿光乃至潍坊市的城镇居民平均工资,收入角度的比较利益使得城市对寿光农村居民不具有吸引力,极大地减小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压力。从而指出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就地转移的重要途径。     

基于生态足迹的丽水市区域生态安全演变特征

运用生态足迹方法探寻城市生态安全的演变特征,分析了2000-2008年丽水市快速发展时期生态足迹的构成及其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丽水市人均生态足迹呈现持续升高的态势,从0.884 hm2增至1.511 hm2,年均增幅为6.96%;人均生态承载力较为稳定,年变化率低于0.69%;2008年生态足迹多样性为0.974,生态经济发展能力为1.465 hm2,分别是2000年的1.50倍和2.56倍.说明城市化发展影响了丽水的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居民消费水平已经成为生态压力的主体.适度控制资源开采规模,重视生态保护和建设,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目前该类城市缓解区域生态压力的主要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