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 hm²,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 hm²。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民国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作,苜蓿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物产资源被许多方志记录在册。本研究试图以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对华东、华北和西北等地诸省的56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考查。结果表明,民国时期我国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山东、察哈尔、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许多方志还对苜蓿植物生态学特征进行了描述,对苜蓿种分的较为清晰,在民国时期河北种有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和黄花苜蓿(M. falcata),而山东既种有紫花苜蓿与黄花苜蓿,还种有南苜蓿(M.hispida);苜蓿常常被种于碱地进行肥田;苜蓿不仅是饲喂牛马的重要牧草资源,而且也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牧草资源研究刍考

中华民国西北地区的牧草资源研究代表了当时中国牧草科技领域的最高水平,但目前相关考证研究较少。为此,采用文献考证和历史分析法,以现存的近代报刊为主要资料来源,开展文献整理、甄别和考察分析,并结合现代牧草科技成果总结归纳。结果表明,学界及少数政府人士开展的西北地区牧草资源的调查研究大致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始,其中植物学学者调查区域集中在陕西省,主要方法为牧草的植物学分类和植物特性研究,水土保持学学者的调查区域包括陕甘青等沿黄省份,目的为搜集到利于水土保持的优质草种,畜牧学学者的调查关注点则是牧草的分布、品种、品质、贮藏等方面。牧草引进是西北地区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和成就,以王栋和叶培忠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运用西方试验科学的理论方法持续开展了牧草试种或栽培试验。同时,西北地区还在牧草资源的育种、保藏、营养及配合饲喂等试验研究上有所开拓,其中很多研究为当时国内唯一。此外,西北地区的牧草科技推广也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以资源调查和栽培、育种、保藏等实验为主。     

我国近代苜蓿栽培利用技术研究考述

我国近代苜蓿栽培利用技术研究特点是在传统苜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西方试验科学理论与技术,在品种类型之特性、引种驯化、种植栽培、加工贮藏和饲喂利用等方面构建形成了苜蓿栽培学框架。本研究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收集查阅近代文献的基础上,开展文献的整理排比、甄别考证和爬梳剔抉,并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结果表明,在近代我国苜蓿引种试验广泛,从东北、华东、西北乃至南方均进行了苜蓿的适应性观察研究,同时也对苜蓿栽培生物学、干草与青贮调制技术及饲喂技术进行了研究。在民国时期,中美农业科技考察团对我国畜牧业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发展以苜蓿为主的饲料作物种植提出了建议。在近代,苜蓿与其他作物一样,其西方科学技术乃至本土试验研究成果已得到了快速广泛的传播。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栽培利用考述

华北及毗邻地区是我国近代农业变革的重要区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农业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苜蓿作为华北及毗邻地区(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河南、山西、绥远、山东及苏北地区)的重要作物或饲草,在变革的农业发展中,苜蓿亦得到发展。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与原理,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对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进行了初步考证。结果表明,齐如山考释了华北地区苜蓿的方言,发现该地区常将苜蓿读为木须。据不完全考查,该区域近代大约有73个县(厅、地区)有苜蓿种植,其中以山东最多,达27个县,河北次之,达19个县,山西第三,达11个县,3个省占总数的78.0%。由于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种植,都形成了地方苜蓿品种,如晋南苜蓿、蔚县苜蓿、无棣苜蓿及淮阴苜蓿等。在华北地区为了发展苜蓿,政府也出台了若干项鼓励种植苜蓿的政策。苜蓿是华北及毗邻地区极好的饲草,常以花草的形式饲喂家畜,在苜蓿幼嫩时亦是很好的蔬菜。在近代盐碱地改良中,苜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东和苏北盐垦区都有苜蓿种植。苜蓿是其主要播种形式,并注意到了播种床的精耕细作,本地区苜蓿一年刈割3次,用钐镰刈割。苜蓿种一次可使用10余年,但苜蓿怕积水。     

我国西北地区苜蓿种子产业化发展优势与对策

我国西北地区发展苜蓿种子产业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而且还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生产潜力。由于长期对苜蓿种子生产不重视,苜蓿栽培历史虽然悠久,但迄今苜蓿种子生产同有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种子商品化极低,种子生产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变为经济优势,只有加快苜蓿种子产业化步伐,才能改变目前西北地区苜蓿种子生产的落后局面。     

基于长时间序列NDVI资料的我国西北干旱区植被覆盖动态监测

植被是表征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指标,气候变化对植被具有显著影响。虽然MODIS NDVI具有较高的精度,但时间序列长度有限,在年代际尺度的变化趋势研究中,仍然需要对AVHRR NDVI数据集进行时间序列的扩展和完善。本研究通过建立MODIS NDVI与AVHRR NDVI逐月线性回归模型,生成了长时间序列(1981-2013年)NDVI数据集;并以NDVI作为植被活动的指标,分析研究了近33年来西北干旱区的植被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MODIS NDVI与LTDR NDVI数据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两者之间线性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均在0.7以上;2)近33年以来,西北干旱区的植被活动均呈现出增强的态势,其中稀疏植被区的植被活动在持续增强,植被整体状况在好转,而草地区的植被活动较为稳定,并未出现较大的变化;3)西北干旱区的气候呈现出暖湿化的特点,植被活动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NDVI与年平均温度和年降水量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P<0.05)。     

略论西北地区渔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通过对西北地区渔业现状的分析，从中挖掘出西北地区渔业落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并结合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渔业发展形势，总结了西北地区渔业发展的优势所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加强市场宣传和资源开发、引进资金和技术以及政策引导等发展西北渔业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