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个别化的价值

刑罚个别化由刑事实证学派创立,与特殊预防论和人身危险性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实证学派的发展使得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随着刑事古典主义学派与实证学派观点的相互妥协和借鉴,刑罚个别化应当纳入古典主义学派的合理主张,由人身危险性的单一刑罚裁量标准发展为以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双重裁量标准;由单纯以预防犯罪为目的发展为兼顾报应与预防目的的实现。刑罚个别化在现代刑罚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不可否认,既是实现刑罚正义性、刑罚裁量公正性的必要条件,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下位概念,是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必不可少的方法和工具。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渎职罪轻判问题的成因及对策——兼论渎职罪量刑的立法完善

量刑,又称刑罚裁量,是指根据刑法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渎职犯罪的量刑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同样应遵循这一基本原则。本文结合渎职犯罪量刑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来探讨渎职罪量刑的立法完善。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及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在97刑法典中的确立，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客观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意味着刑法发展方向的定位，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的研究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功能

本文从人权的内容及其逻辑形态的转变条件入手，揭示出切实保障人权需要借助于国家政权采取法律手段，而为了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积极作用，消除其负而影响，禁止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刑罚，必须将其限制在理性范围之内，而根本方法就是罪刑法定，由此，文中揭示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人权的保障作用。     

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冲突及解决

不作为犯尤其是不真正不作为犯历来是刑法理论中量刑争议的焦点,本文以义务违反标准来区分作为和不作为,并分析了不作为的行为性问题。在面对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问题时,以“保证人说”和“构成要件等值性判断标准”解决与罪刑法定中禁止类推解释原则的矛盾,阐述其可罚性问题,提倡用开放性构成要件理论解决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     

论刑事诉讼中刑罚执行监督原则的构建与适用

刑罚执行监督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而刑罚执行监督原则的构建直接关系到罪犯是否切实受罚、刑罚能否准确施行、刑罚目的是否全面落实。为此,应设立刑罚执行监督的人权保障原则、依法监督原则、公正监督原则、统一监督原则等。刑罚执行监督原则的合理构架和良性运行需要在各个主体要素之间进行科学定位,明确刑罚执行监督机关的权责制衡机制。     

试析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应树立的刑法理念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新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可是要在现实中得到贯彻,必须树立应有的刑法理念,本文试从刑事立法理念和刑事司法理念两方面分析之。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检察机关量刑监督制度刍议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监督职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检察量刑监督制度受到了来自我国现行立法、检察机关自身以及司法审判机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严重削弱了量刑监督的法律效果。故检察机关有必要对现有的量刑监督制度予以改革并完善，以实现量刑公正的终极目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协商问题研究

量刑协商机制的构建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判息讼、繁简分流目标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当前，由于控诉机关职权理念尚未转变、量刑协商相关规范性文件缺失以及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效果不佳等原因，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普遍存在部分检察机关权力运用不当、对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充分、法官案件审理趋于形式化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从根本上确立控辩平等协商理念，从制度上构建精细化的量刑协商程序，以保证协商机制实效性的发挥。另一方面，还需完善有效辩护制度以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为量刑协商机制的规范和高效运行保驾护航。     

罪刑法定视域中刑法解释的误区

刑法解释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标,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罪刑法定观。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直接影响法官适用法律。本文以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关系为切入点,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分析认为:罪刑法定中的“明文规定”不等于“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并不是仅仅强调形式合理性,要求解释尽量做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保障人权并不是刑法的首要价值。     

青海藏区强奸犯罪立法变通的理论考量

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青海藏区社会舆论对强奸行为的社会反应明显不如其他地区强烈，并且，在强奸案件的处理过程（主要是定罪和量刑过程）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均呈现被害人地位缺失、“话语权不足”的特点。通过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实施，可改善这一不足。从理论上来考量，对青海藏区的强奸犯罪进行定罪变通是可能的，但无论是从法益侵害性角度还是从规范违反性角度审视，对强奸犯罪的定罪变通，其可能的空间并不大。最后，刑法变通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变通”之间的关系也应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社会保险法》立法亮点与待解决问题探讨——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更加注重保障参保人的权利，确立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法律框架，在参保范围及养老金领取制度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怎样实现社保基金的全国统筹、实现社保关系异地转移等。解决思路是尽快制定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并遵循城乡统筹、利益均衡原则，建立全国养老保险垂直管理体系，将“新农保”政策制度化等。     

量刑失衡问题研究

量刑均衡是刑法的追求目标,但法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永远做不到自然科学的准确无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量刑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刑事法的研究逐渐从关注定罪向关注量刑发展,基于此,本文从了解我国的量刑现状入手,通过对量刑失衡问题原因的分析,主张在该领域借鉴欧美的先进制度,根据国情,解决我国的量刑失衡问题。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解释——从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说起

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得到容忍,但其适用必须在罪刑法定所要求的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内,而不能无限制的适用。刑法解释(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都是为了追求刑法适用的妥当性,但其前提是应当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为之。刑法解释应该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以达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在刑法解释中通过对立法目的的探寻可以保证司法者的解释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     

论电子商务中合同法的诚信原则

被誉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在民法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也是一项基本原则。然而在市场经济中,诚实信用问题却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从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内涵、功能及在电子商务合同法确立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做了全面论述。     

论反向给付协议的垄断违法判定

反向给付协议是由专利权人向仿制药厂进行给付，实现和解的协议。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会促进反向给付协议的形成，限制、排除药品市场竞争，妨碍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目的的实现，应对其展开垄断违法判定。经过多年的争论，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确立了合理原则的分析模式。基于反垄断法规制的谦抑性、专利范围原则在我国适用困难及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等原因，我国宜将合理原则作为判定模式。参考美国法院的经验，未来我国对反向给付协议垄断违法判定应围绕给付形式、市场份额、给付数额是否大额且不正当、是否具有正当理由或专利有效性等要件展开。     

论精神障碍犯罪人行刑个别化的完善

精神障碍患者犯罪是遗传、疾病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其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对其采用一般性的刑罚方法难以达到理想的教育改造效果。依据精神障碍犯罪人的自身特点,在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理念的指导下设计、完善刑事处遇措施以帮助精神障碍犯罪人驱除犯罪原因,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根据具体案件的差异将精神障碍犯罪人刑事个别化处遇完善分为社区矫正制度完善与监狱矫正制度完善。     

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刑罚效力即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从1983年以来的三次“严打”，目前的犯罪状况和居高不下的重新犯罪率来看，刑罚效力的有效发挥与刑罚的必然性，刑罚的及时性，刑罚的公正性，刑罚的迟缓和严厉有紧密的联系，只有构建轻重衔接，疏而不漏的刑罚体系，加强刑罚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才能有效发挥刑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