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增收实现机制研究——来自山东东营市的实证分析

发展农村电商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但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收入的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辨析,对于规范农村电商发展和形成精准的扶持政策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山东省东营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探讨发展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电商的发展提高了农户参与电商的积极性,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一方面,传统农业地区农户而言,发展电商基础设施、成立家庭农场和农产品品牌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品牌建设对于参与电商的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有益,政府资助对于参与电商农户的增收效果较显著。鉴于此,为增加农户收入,应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树立农产品品牌意识,同时政府应增加财政专项电商扶持经费投入。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庆市38个区县面板数据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复杂且多元,城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农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与农民收入显著相关;城镇化重组了城乡物质、人力及资本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的限制作用有所缓解,并通过人口集聚、土地集聚、产业集聚等方式影响农民收入来源与途径。不同收入阶段的农户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程度各有差异。通过合理改进城乡市场、土地、户籍等制度,可有效促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增收。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基于农户生计响应的城镇化减贫成效分异研究

基于农户生计响应视角,定性分析了城镇化减贫的机制、路径和影响因素,并揭示了城镇化减贫效应分异的发生机制。分析表明: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因素不同引起农户城镇化生计响应分异,而不同的农户生计响应又引起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差异,进而导致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提出保障农户合法财产权益、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加大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等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基于城镇化调节效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影响实证研究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基于城镇化视角,利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并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也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在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群体中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     

农户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CD

从生计角度探求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激励农户进行城镇化有重要现实作用。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城镇化意愿概念模型,利用湖南省桃江县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城镇化意愿和生计资本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桃江县农户城镇定居意愿不高,其中仅有18.84%的农户有明确的进城居住意愿,且偏向定居小城镇。不同进城定居意愿的农户群体存在生计资本差异,愿意进城居住的农户群体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脆弱性环境方面显著高于不愿意进城居住的农户群体,但物质资本存量显著低于后者。具体而言,有效劳动力数量、家庭抚养比和家庭总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城镇定居意愿,距城镇距离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城镇定居意愿。因此,应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重点提高农户的金融资本,促进农户各类生计资本之间的转换;继续扩大城市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解决城镇迁移农户的城镇化生计诉求,以提升农户城镇化意愿,进而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高效发展。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

以2014—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收入来源渠道角度检验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得知,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增收,但不存在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财政支农强度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得知,金融科技对非粮食主产区作用更加显著。政府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正规、完备的农村征信数据库及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农民广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农村产业融合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依据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具有“东高西低”的特征,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以省(区、市)为区域单元,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增收效应,但在区域间没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正向效应,在区域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均具有负向效应。在不同的经营规模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实现农民增收,需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加强区域农村产业间融合活动的联系,发挥示范效应,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     

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目的】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丰富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内容,充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为加快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进程提供启示。【方法】基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运用 2012—2021 年全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增 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溢出特征,最后借助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结果】（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经过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水平,助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3）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该效应在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4）数字经济会长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呈“倒 U 型”,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农民增收的推动力明显强于东部地区。【结论】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要素,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力度、创新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融合发展机制、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统筹联动等对策建议。     

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基于层级收入与地区差异的分析

农村公共投资作为财政支农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基于2003—2016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农田水利专项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条件下,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而难以成为拉动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有利因素。(2)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财政对农民的补贴性或转移性支出,产生了收入“替代效应”。(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田水利专项投资的农业生产增收效应具有收入递增性和地区差异性。一方面,增收表现出边际递增态势,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越高,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果越强。另一方面,更依赖农业收入的地区,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越显著。依据本文得出结论,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还未趋于饱和,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并优化农田水利支农资金结构,有助于深化财政支农改革,促进各地区农村均衡发展。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索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空间关系,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农民收入增加在市州间的空间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农民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有扩大的趋势,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效应由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转变为正向的空间溢出,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收入增加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据此提出重视农民增收中空间溢出效应的积极作用,因地而异制定政策;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强农业产值总量的政策建议。     

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分析——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的实证

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既是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贫困农户减贫增收的现实路径。在农业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通过培育农产品供应链以此带动农户减贫增收致富,是当前市场化减贫的重要方向。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正向作用,加入农产品供应链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而且对欠发达地区的作用发挥优于发达地区。有无加工销售、农产品出售渠道、对供应链管理认可程度等供应链融入状况关键因素对农户减贫增收影响明显。因此,重视采取整合区域农业资源与要素,培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协调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关系,构建小农户稳定融入机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深入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等优化措施,方能充分发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带动效应。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市域数据

【目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契机，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影响效应调整其作用路径，可更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法】基于 2010—2021 年珠三角地区的市域面板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析农民收入的动态演进趋势，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研究期内，珠三角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仍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房屋出租等财产性收入成为重要来源，市域间农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在扩大，农民收入向高值区扩散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新型城镇化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中经济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最强。然而，目前珠三角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仍存在城镇化质量不高、供需不匹配、城乡收入差距大、土地资源紧缺等问题。【结论】建议珠三角各市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时，着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坚持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城镇化的农民增收效应最大化。     

基于新媒体营销的苹果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效应分析

基于山东省烟台市405名苹果种植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对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收入的影响效应以及新媒体营销对绿色生产行为增收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讨论了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和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可以显著提升苹果种植户收入,即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于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收入农户;新媒体营销是促进苹果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的中介变量,其间接影响占比为53.49%,表示农户采纳新媒体营销的渠道越多,对于农户增收效应的正向影响越强。因此,增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效应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和新媒体营销参与,强化政策帮扶精准度,以期实现农户增收致富。     

渭源县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阳山村入户调查为例

农民收入问题是关系农村经济发展步伐和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短板。国家在长期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渭源县经济相对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也较低,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以阳山村为例,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对该地区农民家庭的收入结构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影响农民家庭收入的因素,最后提出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的适宜对策建议。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增收的空间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2003—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基础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加权模型,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4种类型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增收影响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生活性和网络性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的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空间相关性是通过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来传递的;而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的农民增收存在抑制作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增收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作用逻辑进行研究,建立以人均经营土地规模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技术进步均正向影响农民收入,对工资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强于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农业技术进步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为4.5%,农业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在粮食主销区中最大,远远高于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实现的技术进步更容易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整体上,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随着人均经营土地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总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提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而服务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尤其在粮食主产区,当人均经营土地规模跨过一定门槛后,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增收效应的发挥。因此,目前应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与产销平衡区,进一步重视并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性服务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加强服务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劳动替代性技术的引入,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全程托管等形式的规模经营来缓解人多地少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充分发挥作用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