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的农户群体决策行为研究

利用河南省农地流转的调研数据,在基于社会选择理论及群决策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群体的决策偏好模型,分析了农户选择不同的农地流转方式及合适的农地流入方的内在机制,并与农地流转的实际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决策偏好模型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农户个体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决策行为,从而可据此在后续农地流入方的寻找与谈判中减少交易时间及交易费用,保障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探讨我国农地流转的困境

农地流转作为推动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方式,一直以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率仍然偏低。分析了农地流转中交易费用的存在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从农地产权安排、搜寻交易对象和价格发现、合约谈判以及合约执行4个方面探讨了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交易费用,并针对流转中不同方面的交易费用提出降低交易费用的相关举措。     

闽台农业合作中农地流转问题探析

阐述了闽台农业合作中农地流转的内在驱动力与现实推动力,认为实现农地在台商和农户之间的合理流转有助于提高农地利用率;针对当前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对农民土地权益、交易费用、台商农地租赁使用权保障以及基层政府的农地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若干措施来健全农地流转机制,促进农地合理流转。     

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分析

通过区分交易费用类型,以市场型交易费用和管理型交易费用为视角,研究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结果发现,由于熟人社会里的市场型交易费用较低,现阶段60%以上的农地经营权流转面积是农户流转至农户,但随着政府建立农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的增加,农地经营权流转至企业与合作社的面积也在逐年递增,为降低管理型交易费用,流转模式也从传统流转模式向"互联网+"农地经营权流转模式发展,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又能降低信息的搜寻和发布成本。但"互联网+"农地经营权流转模式的关键在于流转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规范流转双方的行为,使该流转模式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专用性投资水平视角下的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研究

针对农地流转产生的较高交易费用这一问题,运用交易费用及不完全契约理论,通过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的核心部分——专用性投资的水平.研究表明在“买方市场”下,农地流入方获得了流出方改善土地质量等方面投资的剩余决策权;专用性投资水平较高,有利于农地的可持续利用.但是,较高的专用性投资水平却增加了流入农户的负担.最后针对这一矛盾关系提出了一些相应建议,以期达到合理控制交易费用、促进农地流转的目标.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农地流转交易费用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2007年654个农户样本的调查

依据广东省部分市(县)654户村民农地承包权流转的有效调查问卷,构建了3类农地流转交易费用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以农户人力资本为代表的专用性资产对农地流转交易费用影响微弱或不显著,而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的影响显著.认为国家应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给农户以明确的预期;各地地方政府应提高农户的法律意识,降低违约行为的发生,克服村庄熟人社会现象等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     

不同利益主体农用地流转诉求的对比研究

推进农用地流转有助于土地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利用,是解决当前家庭承包土地制度带来的农地产权分散的重要手段。但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尚存在着承包产权制度不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保障措施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流转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协调,土地流转处于低级自发阶段。本文通对不同利益主体(农户、政府、经济组织)的流转诉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最关心的是流转的土地收益、经济补偿和自身的社会保障度,流转的方式倾向于保留承包权出租使用权;经济组织认为农地流转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增加收入,但需要面临较大的风险;政府部门认为农地流转可以提高农地利用率,但政府在推进农地流转政策过程中会遇到农户对政策不了解和对自身利益担忧的实施阻力。最后从三个利益主体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制衡关系出发,从完善农地产权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市场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农地流转的建议。     

制度的形成、产权与农地流转

运用制度形成原理及产权理论解释了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形成的困境,地方集体组织与政府、农户之间相悖的利益关系以及农户残缺的农地产权是农地流转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地方集体组织利用职权通过对农户农地产权的侵蚀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依靠政府的力量变革农村中的部分生产关系、削弱地方集体组织的权利是农地新制度形成的关键所在。     

农户土地流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的前提,农地流转的最主要参与者是农民,土地流转能否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因此本文以吉林省中部地区6个市(县)为研究区域,以340户农户的走访调研为基础,构建logit模型,探究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的微观动因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吉林省农户土地流出意愿不强,农地交易费用、农地制度完善程度、外部就业条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水平等外部因素对农户土地流出意愿影响显著,并根据上述结果对农村土地经营权合理流转提出合理化建议。     

电商化农地流转运营过程、形成机制与路径优化研究——来自安徽绩溪“聚土地”的个案分析

在"互联网+农业"背景下,剖析电商化农地流转运营过程,探究多主体视角下的模式形成机制,提出模式现存问题和优化思路。采用嵌入式单案例研究方法。结果表明,电商化农地流转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经典模式的升级版,各利益主体参与意愿强,利益联结紧密;电商化农地流转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未来隐忧,可以从内部设计和外延发展着手进行优化。电商化农地流转不仅是一种农地流转新形式,还是具有较强推广价值的农业新型业态,有利于化解新常态下的"三农"困境,并助推农业现代化。     

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供给行为关系研究——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

在农地市场发育过程中,愈是具有从事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虽然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可能性和流转面积有负向影响,但是它并没有构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农户是否向市场提供农地,主要取决于农户要素禀赋。利用2005年江西省21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以上假说进行验证。     

产权风险下农户农地无偿转包方式选择——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

发育农地流转市场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农户农地无偿转包一直被认为是农地交易市场发育不充分的表现。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农地存在产权风险的原因出发,利用山东、湖北和广西三省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双重制度下农户选择以何种转包方式规避产权风险,探讨产权风险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是否选择无偿转包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转出中有偿转出占比为67.87%,无偿转出占比为32.13%。确权农户中无偿转出占比仅为27.27%,低于未确权农户无偿转出占比61.70%,转出对象为亲友时的无偿方式占比为69.53%,远高于非亲友时的9.26%。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无偿转包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确权安全感知可显著抑制无偿转包农地行为;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可显著促进农户选择无偿转包行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农户确权安全感知的提高有助于解除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对农地无偿转包的锁定效应。因此,需以农地确权为契机,提高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充分发挥农地流转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效应,实现市场与关系的契合,引导农户积极实现土地财产性收益,从而有利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和优化资源配置。     

新常态下农户风险态度对其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哈密市伊州区6个乡镇48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农户风险规避态度对其农地转出行为及转出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信息识别能力、非农就业率、周围平级群体数量、转出户对交易对象的了解、家庭特殊事件经历等控制变量也有助于提高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质量和效率;由于拖欠土地租金、分期支付的出现使更多的农户对土地流转交易没有安全感,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增多,其土地转出意愿减弱。因此,加大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的形成力度,规范农地流转双方的保障项目,鼓励农地不集中、规模较小的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是有效推进农地流转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农业补贴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以新疆奇台县为例

新形势下,国家对"三农"问题愈加重视,为促进农户增产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规模化经营,国家与政府相继出台了以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为核心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并逐步放活农地流转市场,鼓励、引导农户以多种形式流转农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探讨农业补贴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从农业补贴政策角度合理引导农地流转。结果表明,农业补贴的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行为有正向影响,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 256;农业补贴的生产特征对农户转入行为有正向影响,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 165;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特征对农户转入行为存在正向影响,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 013。农资综合补贴收入是农业补贴经济特征的重要影响因素,补贴收入与生产成本之比是农业补贴生产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的满意程度是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特征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南方稻作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分析

从农户生计角度分析农地流转问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农地流转的经济逻辑。通过实地调查,分析表明,水田在农户间存在流转集中趋势,亲友间无偿转让和向同村农户租赁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在租金合理情况下不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比例高于愿意转出农地的农户比例。对农地流转的政策思考是,继续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农地流转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考虑;为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应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进行全面谋划。     

基于DTPB理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本文基于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武汉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观决策因素。结果表明:1)行为态度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意向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感知行为控制,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控制力较弱;2)经济收益是农户农地转出的最大动力,而就业保障程度则是农户农地转出的最大阻力,感知风险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具有负向影响;3)农户对同伴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村集体的信任度;4)受制于村集体的统一流转,农户的自我决策能力较弱,对行为意向的作用不明显。因此,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本文建议建设因地制宜的租金制度,促进农地信息交易平台的建立,同时优化务工环境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     

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地流转吗?——来自CLDS的经验证据

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工商资本下乡行为异质性的视角,从租赁农地和提供机耕服务两个方面梳理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可能路径,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44.46%和25.01%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机耕服务;21.17%和72.06%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不止一次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多元化惠农服务。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影响不显著;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机耕服务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户主年龄、性别、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和村居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因素也能够促进农地流转。随着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强度的增加,将降低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概率;若工商资本下乡提供多元化惠农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因此,需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警惕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大量"圈地"导致的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现象,加快建立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典型区域为例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从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农户家庭状况、耕种土地条件、国家宏观政策、集体干预程度和其他因素等五方面分析入手,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显著因子,并以湖北省4个典型区域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模型的求解.结果表明,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显著因子共有12个,各影响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与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基本吻合.最后提出了促进湖北省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具体建议.     

国外农地经营权流转经验及启示

农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有助于激发农业活力,提高农业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对国外农地流转交易的制度政策与法规、政府与资本制约及确权与产权等相关经验进行研究,发现有些国家流转制度政策法规完善,登记与流转制度健全,交易机制透明,对相关主体利益保护到位;有些国家通过市场化交易、设置中介服务机构、推行农业者制度等实现对政府与资本的制约;有些国家重视土地产权与确权,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允许设置抵押权等,都有利于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反思现阶段阻碍我国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部分问题,如政策执行与现实有脱节、金融服务体系缺少规范和扶持、流转程序专业化与规范化不足、农民主动流转意愿较低等。结合国外经验与国内实际,提出解决农地确权的遗留问题,加强市场监管,发展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流转服务机构,加强农民社会保障,强化各方契约精神等建议。     

稻户扩大种植规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要素替代视角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农地流转率一直比较低。如何破解农地流转效率低下成为时下学术界热点讨论问题。基于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学(NELM)理论基础,提出假设"基于要素替代视角下,农户采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生产方法,利用机械替代传统的劳动力,会否诱发农户农地转入交易行为?"。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对规模经营存在正向作用,并且机械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促进农户对农地的扩大投入。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更加便捷,减少了劳动投入,提高了生产经济效益。提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加大对农业机械的基础投入,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业机械化结构的政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