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线性工程建设下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

区域重大线性工程建设对传统山区乡村聚落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乡村聚落发展步伐被打断或加快，驱动乡村聚落发展演变与重构，对这一影响和演变过程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区域重大线性工程与社会经济对传统山区乡村发展产生的外部性，为山区乡村振兴政策制定与发展策略选择提供参考。该研究以河北省赤城县大海陀乡为研究对象，基于1999、2009、2019年3期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Voronoi图及Logistic回归模型，科学识别重大线性工程驱动下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大海陀乡的乡村聚落在高速公路建设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散乱式的斑块数量增长型扩张、集聚式的斑块面积增大型扩张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重大线性工程建设加快了乡村聚落的扩张速度，促进了村庄聚落的内部集聚。2）重大线性工程的建设为构建聚落环境提供社会经济支撑，具有瞬时性与外界强干扰性，驱使大海陀乡乡村聚落从自然资源依附到经济社会依附的演变，形成跨域式的影响效应。3）大海陀乡乡村聚落呈现出"要素-结构-功能"的循环演变机制，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主体行为的多元模式、自然发展演变与外界力量冲击下三生系统的耦合关系是乡村聚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重大线性工程建设是加强城乡要素流通与转变村民生产生活观念的基石，需统筹城乡资源，加强规划引导与整治措施，促进村镇体系重构。     

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

乡村多功能理论是对乡村价值进行再认知的新范式，是探索乡村多元化发展路径的新视角。乡村聚落是承载乡村多功能的空间载体，为乡村多功能提供基础支撑作用。该文基于乡村多功能与乡村聚落的基本理论认知，系统梳理中国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的基本态势，探讨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的相互作用机理。乡村多功能演化是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不断分化与重新整合的过程，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力量的共同驱动下，乡村地域经历了弱功能低水平-功能分化发展-功能冲突-多功能高水平协同发展等4个阶段。乡村聚落转型呈现五大基本趋势，即聚落总体规模缩减、聚落布局的集聚与收缩、聚落体系的层次化与网络化、聚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聚落景观多元化与功能复合化等。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是双向耦合的2个过程，共同驱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     

岷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衔接度测定

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互衔接,不仅有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基于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了岷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衔接度测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统计资料和实地走访调查收集整理数据,使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通过计算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来对岷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衔接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岷县脱贫攻坚综合评价指数大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属于乡村振兴发展滞后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为中度耦合,相互作用较强,但耦合协调度较低,属于初级协调。因此,应从思想宣传、产业发展、乡风教育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闽东丘陵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屏南县为例

[目的]研究闽东丘陵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为其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重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闽东地区的屏南县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2009—2019年屏南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演变影响因素。[结果](1) 10年间屏南县乡村聚落数量与规模仅有小幅增加,不同等级聚落中以大型聚落的面积占比最大,但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均以小型聚落为主,聚落空间整体上变化不大。(2)乡村聚落整体形态演变由规则趋向复杂和破碎化,但在县城周边地区存在聚落连片的趋势;乡村聚落单体形态以点状为主,数量占67.84%。(3)乡村聚落空间呈弱集聚分布,整体为中部集中,四周稀疏的分布格局,但10年间县域中南部聚落分布日趋集中;受地形控制,乡村聚落多分布在山间盆地,并具有低缓坡度指向性。(4)地形起伏是控制屏南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与规模演化的主要自然因素,但近10年来县域经济的发展与交通通达度的提高成为新时期驱动屏南县乡村聚落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结论]屏南的自然因素塑造了乡村聚落基本空间格局,区位与社会经济因素是推动乡村聚落规模持续...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

[目的] 探讨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的协调水平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助力乡村振兴。[方法] 重构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指标体系,应用TOPISIS模型测算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指数,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两者的协调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集聚程度。[结果] ①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与乡村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且表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②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协调水平略有提升,各省份已由濒临失调为主优化为初级协调类型为主,耦合协调类型呈“东高西低,中部以湖北省为高值”的分布特征,西部初级协调类型呈由分散布局演变为集中排列的地理特征,优化趋势显著。③中国各省份间耦合协调性Moral’s I始终保持正值,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中部江西、安徽、河南成为区域极化中心,西部与东北多为“L-L”型。[结论] 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地域差异明显,随着乡村振兴实施进程的加快,有逐渐均衡的态势。统筹推进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开展生态治理与修复和优化产业布局是促进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高质量协调发展,缩短区域差距的重要措施。     

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为揭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韵律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不同尺度定量识别了2009—2017年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并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9—2017年,聚落总体规模增幅2.82%,平均斑块面积增幅1.45%,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破碎化程度较低,聚落单体布局形态多样化,规模扩张以点状、带状和块状扩张为主;(2)聚落空间保持集聚分布模式,单位面积乡村聚落消亡斑块较新生斑块核密度平均值低74.51%,聚落增减密度变化呈“北疏南密,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点,聚落局部以面积增加为主,新增聚落向各中心城区集聚;(3)聚落空间演变主要发生在低海拔、低坡度、降水量丰富、气候温暖、农村人口规模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并表现出明显的河流指向、道路指向、经济指向等特点。综上,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在规模形态和空间分布上均发生了演变,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喀斯特槽谷区近50年乡村聚落时空格局演化

厘清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意义。以印江县1960年、2000年、2017年的乡村聚落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布模型和空间统计模型,表征乡村聚落规模及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探究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聚落时空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印江县1960—2017年乡村聚落面积增加2 271.41 hm~2,斑块平均面积由10.87 hm~2下降到2.79 hm~2,斑块密度由0.18个/km~2增加到1.12个/km~2,由大规模、低密度向小规模、高密度演化,聚落重心先向东南移动、后朝西南迁移。(2)核密度高值区范围向东扩展,呈现空间集聚分布,聚落斑块均为高值聚集,冷热点区空间分异明显。聚落密度和规模分布呈负相关,小规模、高密度特征突出。(3)地形河流是印江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的主导因素,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为聚落演化的内生动力,计划生育、行政区划调整、灾害及乡村发展政策是推动聚落发展的外在推力,聚落向交通线路集聚。     

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

土地用途管制既是现阶段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也是乡村聚落演变的外源性关键因素。明晰土地用途管制下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统计分析法,探究了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变化趋势,转折点分别为2013年和2016年;集聚模式在空间分布上由均匀式低密度核心向集中式高密度核心突变,聚集核心由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向协调建设区迅速迁移。(2)土地用途管制对乡村聚落演变的交通指向性和沿乡镇点聚集性干预程度不显著。2018年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内乡村聚落数量较2016年增幅为11.35%,16.74%和53.36%,乡村聚落面积增幅为35.67%,30.93%和13.35%,随着土地用途管制年限的增长,禁止开发区内乡村聚落突破管制目标,形成小规模集聚。(3)新时期空间管制规划方法更利于土地利用的统筹、优化,但仍需在相应配套政策的保障下实施。研究结果可为完善该地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案、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

乡村多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重要特征,有效识别其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机制,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依据。该研究以长三角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区,在界定乡村多功能内涵特征基础上,构建出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定量测度2000－2020年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水平;综合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对研究期间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进行初探。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水平呈现提升态势,并表现出“南高北低”区域差异特征;分项功能水平差异表现为乡村生产功能>乡村生活功能>乡村生态功能。2）研究期间长三角乡村多功能全局上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局部上,长三角乡村生产功能H(High)-H(High)型主要集聚在皖北地区,乡村生活功能H-H型主要集聚在苏南地区,而乡村生态功能H-H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南地区。3）长三角乡村多功能形成和演化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综合影响,其中地区经济实力、城镇化水平及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演化的主导因子,且与其他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能够增强对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时空演化的解释。4）从乡村地域主导功能视角出发,结合各地域类型功能现状、资源环境特征及区域发展背景,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长三角乡村地域功能优化策略。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乡村地域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边境9省(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与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中国边境9省（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与影响因素,为统筹边境地区城乡发展与促进国土安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构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指标综合评价体系,采取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中国边境9省（区）2008—2018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 ①2008—2018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指数呈波动上升态势,总体上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②乡村振兴整体指数由2008年的0.273上升至2018年的0.756,边境城乡统筹推进力度加大,省域乡村发展差距不断在缩小。③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程度由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转变,按照两系统的协调程度情况将边境9省（区）划分为优化提升型、调整进步型与重点突破型。④中国边境9省（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各种内外部力量交织作用下的结果,其中政府决策起到关键引导作用,互联互通扮演“催化剂”角色,产业结构提供重要内生“造血”力量,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具有外部“输血”作用。[结论] 应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分区分级分类制定发展战略、构建跨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和激活创新驱动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促进中国边境9省（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浙江省农村居民点与乡村人口耦合关系及时空特征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与资产,农村的人地关系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地学图谱法、人地协调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对2000—2020年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识别县域尺度农村居民点-乡村人口脱钩类型与人地耦合关系演进过程。结果表明：1）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间上呈现减速上升的趋势,耕地是主要转入源,城镇用地与耕地是主要转出源;空间上呈现多区域集中,全域分散增加的趋势。2）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空间格局上呈现显著集聚特征,高值区聚集于浙北平原区,而低值区集聚于浙西南山地区。3）浙江省县域乡村人口-农村居民点脱钩关系以强负脱钩为主,即区域乡村人口下降,而农村居民点面积保持上升趋势,乡村人地耦合关系失调现象严重。研究结果对调节人地关系、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近30年闽南沿海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研究

科学辨识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是乡村振兴进程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要依据。该研究选取厦门市集美区作为典型案例区,以1986—2017年4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定量识别了近30年集美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理。结果表明:集美区乡村聚落密度分布存在空间异质性,中、高密度区域集中分布于农业区位条件良好的中部地区;聚落演化过程以关联扩张方式为主导,乡村聚落用地收缩斑块空间分布呈现随机性,扩张斑块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地形地势因素和演化特点的共同作用,聚落用地基本空间格局保持稳定;聚落用地核密度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揭示了聚落演化与地理环境、产业演进和城乡关系变化紧密的关系,反映了集美区各发展阶段,城乡互动过程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驱动特点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乡村聚落发展布局以及统筹乡村振兴规划与土地整治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基于生态位模型的岷江上游典型县域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评价

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之间的匹配程度,亦能为乡村聚落重构及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基于乡村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及生态位理论方法,以岷江上游典型县域理县为研究区,采用遥感影像、社会经济统计、土地利用现状等多源数据,通过景观格局分析、数理统计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手段,首先判识了理县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然后借鉴生态位适宜度测算模型,对理县乡村聚落用地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根据8个乡村聚落景观指数对20种乡村聚落空间粒度的响应变化情况,综合8个景观指数的第一尺度域判识得到理县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及适宜性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2）在60 m最佳空间尺度下,利用GIS空间叠加分析得到理县乡村聚落适宜性土地面积占县域国土面积的4.58%,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东北部乡镇及杂谷脑河下游、317国道沿线;3）理县乡村聚落低度适宜区主要位于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区及地质灾害多发区,不适于人类长期生存发展;中度适宜区在自然资源、区位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特色产业突出,具备现代农业发展潜力;高度适宜区在区位、经济、自然与文化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乡村发展功能较齐全,应作为乡村人口和产业的主要聚集区;中、高度适宜区是理县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支撑空间。     

重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研究

该文以重庆市镇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式,基于净变化率和结构变化率,采用组合特征分析、空间分析和趋势面分析等方法,从区域整体和局部样带层次,探讨了二者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尺度特征上,镇域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体现出更多异质性;二者数量变化格局存在部分空间重合;"人减地减""人增地增"等同向变化是主要耦合类型,且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长江沿线地区;逆向变化类型中,"人增地减"型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人减地增"型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作用显著,居人弹性系数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呈现出地带性分布规律。着眼于乡镇单元分析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变化的关系模式,有利于为制定更加切合乡村发展实际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解析

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解析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科学基础。社会经济转型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逐渐多样化,各类空间呈现此消彼长的权衡变化,显著区别于传统农区村庄生产居住空间的废弃和空心化。当前研究多将农村居民点视为一个整体,少有对其内在复杂空间的系统解析。该文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概念,基于"权衡类型—驱动力—效应"框架系统解析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并据此提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优化的思路。结果表明:1)根据生产居住空间组合关系,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类型分为居住—工业空间权衡型、居住—商业空间权衡型、居住-出租空间权衡型、多空间权衡型4类;2)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是引发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的前提,农户依据其生产生活需求变化能动的改造农村居民点,直接决定了其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类型及变化,而土地利用控制及村庄规划缺位则加剧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过程;3)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提高了农户生计水平和农村发展活力,也引发了各类空间混杂和农村人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4)将农村居民点视为均质空间的重构模式与农户需求相差甚远,未来应通过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复合及功能优化提升,满足建设用地紧缺背景下农户的多元需求和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优化的目标。研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概念,为农村居民点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解决农村空间与人居环境混乱,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提供了新思路。     

要素配置与流动视角下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载体，其空间布局优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为合理优化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该研究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可镇）为例，以乡村发展要素为纽带，在界定乡村振兴、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内在逻辑基础上，从产业、人才、文化、环境及组织5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居民点要素配置状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人口流动网络，以反映要素流动能力；综合要素禀赋及流动能力评价结果组合特征识别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剖析各类型内生发展动力并提出各自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亟需乡村各要素的科学配置，人口流动作为要素流动的桥梁对于各类要素的合理配置起到关键作用，而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通过要素在布局优化动态过程中的调配流通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可镇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中等及以上居民点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74.32%，评价结果呈现“南高北低，中间高边缘低”分布特征，两极化格局明显；3）可镇农村居民点程度中心度总体偏低，程度中心度等级低的居民点空间分布广泛，面积占比52.67%，可镇人口流动规模小，要素流动缺乏活力；4）可镇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划分为特色保护类（9个）、城郊融合类（20个）、集聚提升类（40个）、原地观察类（24个）、搬迁撤并类（87个）。研究结果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面向乡村振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研究框架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是由农村居民点系统内外部环境变化引致的用地结构与功能动态交互及平衡重塑过程,对促进乡村内部空间有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该研究综述了有关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内容、主题与进展;建立了以“过程—机理—效应—调控”为主线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现有研究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特征、演变、驱动机理及优化开展了大量工作,初步建立了两者的静态对应关系,但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过程不清、联动机制尚未形成,服务于土地调整实践的用地结构与功能适配机制尚不明确。2）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研究体系应涵盖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过程、互动机理、互动效应及用地结构与功能配置优化等内容。3）在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趋向下,未来应以振兴乡村生产功能、强化乡村乡土文化功能及统筹“村—乡镇—县域”各层级功能为重点探索用地结构与功能配置方案;实践层面上通过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形式,探索用地结构与功能适配型乡村空间重构模式促进用地结构与功能协调与适配。     

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英文稿）

山地丘陵区是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干扰的特殊区域,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地区,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分析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对实现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试图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重庆石船镇的案例,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探讨山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点大多位于低海拔、平缓地形、低灾害风险、离水中等距离、靠近城镇和道路的地区,人口规模、宜居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发展、选址和扩张。2）山地丘陵区高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分散分布或均匀分布的特征,而低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 农村居民点更有可能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如海拔较低、坡度较缓、距水源中等、地质灾害风险低的地区。3）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耦合模式,决定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分布。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因素、城镇化、产业发展、交通条件、政府政策等规划因素是改变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主导力量。 空间治理的差异性策略是实现山区乡村聚落可持续利用和优化布局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