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解析

行刑社会化在我国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本文在比较分析了目前有代表性的几种行刑社会化概念后, 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为了弥补监狱行刑方式的缺陷, 充分体现现代刑法确保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统一的精神, 对条件合适的罪犯适用非监禁刑, 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 并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 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同步, 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的一种行刑方式。文章接着从罪犯改造的目的性、可能性、正当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     

试论监狱行刑原则

监狱行刑原则是根据监狱行刑目的而确定的贯穿行刑始终和各方面的规则．对指导监狱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从三个角度出发论述了监狱的行刑原则。     

监狱环境色彩对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有效性

监狱环境色彩设计的发展应与现代监狱行刑方式的变革一脉相承，是服刑人员心理矫正技术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主要以色彩心理学、环境心理学为研究理论基础，从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原理与技术以及监狱环境设计等理论出发，借鉴日本色彩设计研究所的色彩语言形象坐标和五色配色形象坐标，概述监狱环境中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主要目标，总结监狱环境色彩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表现形式，分析国内外典型监狱环境色彩设计案例，从而阐释符合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具有治疗效应、疏导效应、激励效应、平衡效应、调控效应或识别效应的监狱环境色彩，使其成为监狱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有效途径。     

监企分离后监狱企业发展的制度问题探析

制度因素催生了监狱企业,也成为监狱企业发展重要支撑力量。然而,在监企分开的制度改革拉开帷幕之际,监狱企业发展面临制度困境：罪犯劳动合法化的法律准入存在缺陷；监狱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困难重重；政策制度对于监狱企业的优惠不够突出等。为了监狱企业的发展,需要尽快出台配合监企分离的法规和有利于监狱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尽快建立适应监狱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     

12年前劫机飞往台湾男子张文龙被提前释放

<正>2006年元月3日,南京监狱罪犯礼堂里人潮涌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此召开大会,对该监狱240名罪犯依法予以减刑、假释。当听到法官宣布减去张文龙余刑即刻释放的裁定时,台下的张文龙热泪夺眶而出……张文龙,这个因一时冲动荒唐劫机去台湾的人,在南京监狱教育下提前出狱,成为一个社会新人。     

论张之洞的监狱改良思想

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在奏折中详细提出其改良监狱的思想,即改善监舍条件,修建文明监狱;教囚犯以工艺;选派专门官吏稽察监狱。其监狱改良思想的提出受到国际监狱改良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中体西用”原则,同时也体现了近代中西法律思想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特征。这些主张大多为修律大臣沈家本所采纳,对近代监狱改良产生重要影响。     

论刑罚执行对罪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罪犯的公民基本权利受监狱警察执法权的实际剥夺与限制,罪犯实体权利的范围缩小,已不能完整地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特殊公民"。本文从限制罪犯公民基本权利原理出发,分析警察行使权力限制罪犯权利的必要性、正当性和现实性,并提出建立限制界限以保障罪犯基本权利。     

信息技术助跑监狱工作的构思与探索

提出了将信息技术与监狱工作相结合的基本构想,并从建设目标、建设内容、注意事项三大方面展望了以信息技术促进监狱事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成年男性应付方式与攻击性的关系研究

犯罪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本研究用攻击性量表(AQ)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贵阳市某监狱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智能型罪犯能不容易采取消极的应付方式,财产型罪犯的积极应付方式能力较差。暴力型罪犯容易采取身体攻击的方式,财产型罪犯不容易采取身体攻击。成年男性罪犯的消极应付方式和积极应付方式显著相关,敌意、愤怒与消极的应付方式显著相关。     

监狱绿化美化效益分析

结合监狱绿化美化的特点。阐述了监狱绿化美化为社会、监狱及服刑人员带来的多种效益或功能，即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素质教育功能和经济效益等。     

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初探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强制性司法活动,是促进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在我国经历了八年的试点应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既是对我国社区矫正试行成果的肯定,也是对我国刑罚轻缓化、刑罚社会化发展的重要考验。本文主要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角度探讨如何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中西人权观源流新探

本文从“三代人权论”谈起，指出人权学说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权”虽然是一个近代西方的概念，但是人权作为一种实存和理念无论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即己存在。中西人权观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建立在人性论、“自然论”基础之上，都反对君权专制和暴政。不过，中西人权观也有明显的区别，即西方人权观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而中国的人权观是与“王道”相结合的;西方人权观的核心是“人”，而中国人权观的核心是“民”;西方人权观与法制相结合，中国的人权观与人治相结合。具有现代性的第三代人权观则强调“人类人I权”，它既吸收了中西人权观的合理因素，又超越了传统的中西人权观。     

论精神障碍犯罪人行刑个别化的完善

精神障碍患者犯罪是遗传、疾病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其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对其采用一般性的刑罚方法难以达到理想的教育改造效果。依据精神障碍犯罪人的自身特点,在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理念的指导下设计、完善刑事处遇措施以帮助精神障碍犯罪人驱除犯罪原因,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根据具体案件的差异将精神障碍犯罪人刑事个别化处遇完善分为社区矫正制度完善与监狱矫正制度完善。     

浅议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侦查权力有权采取一系列直接涉及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和健康权的强制措施。鉴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需要,在侦查阶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目前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法院对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在我国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建立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设想。     

物权法理念下森林资源他项权利探析

首先对我国森林资源他项权利的基本法律属性进行了分析,然后在对我国森林资源他项权利制度现状及所存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协调森林资源相关他项权利关系,增加森林资源使用权流转方式;强化森林资源他项权利的排他性、独立性以及将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使用和收益权,纳入森林资源他项权利体系等建议,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资源物权法律制度。     

刑事被害人抗诉请求权的探讨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现有刑事被害人抗诉请求权制度存在抗诉请求程序不完善以及对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充分等问题。进而严重制约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实现,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抗诉请求制度,切实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增强抗诉请求对司法机关的制约,使被害人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Race and imprisonment decisions in California

Data were analyzed for 11,553 California offenders who in 1980 were convicted of assault, robbery, burglary, theft, forgery, or drug crimes. Whether an offender was given probation or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such crimes could be predicted with about 80 percent accuracy from a combination of variables that described defendant and crime characteristics and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ing. The addition of race to the prediction equation for a given crime type did not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In addition,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other factors related to imprisonment (for example, number of conviction counts, going to trial) masked a relation between race and imprisonment. Race also was not related to the length of prison term imposed.     

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中的情与法——以清代犯罪存留养亲为例

人性论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中情法交融的思想基础,清代存留养亲制度中的情法兼顾具有惩治犯罪、安抚民心的功能。中国古代的情法兼顾与现代社会的"司法一元化"没有可比性。     

社区发展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农民权益保护为视角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一直游离于国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之外,农民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新农村社区发展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设置应该以农民权益保护为原则,以农村社区为载体,构建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村社区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新导向,将成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最主要的形式。笔者从农民权益保护、社区发展和社区保障等方面论述了社区发展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