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应树立的刑法理念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新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可是要在现实中得到贯彻,必须树立应有的刑法理念,本文试从刑事立法理念和刑事司法理念两方面分析之。     

论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及历史演进 ,刑法解释的诞生、存在的必要性两个方面的论述 ,意图来说明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 ,而是相辅相成的 ;罪刑法定原则为刑法解释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诸多的限制 ;刑法解释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实施。因此 ,我们应规范、加强刑法解释 ,以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解释——从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说起

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得到容忍,但其适用必须在罪刑法定所要求的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内,而不能无限制的适用。刑法解释(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都是为了追求刑法适用的妥当性,但其前提是应当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为之。刑法解释应该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以达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在刑法解释中通过对立法目的的探寻可以保证司法者的解释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     

罪刑法定视域中刑法解释的误区

刑法解释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标,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罪刑法定观。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直接影响法官适用法律。本文以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关系为切入点,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分析认为:罪刑法定中的“明文规定”不等于“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并不是仅仅强调形式合理性,要求解释尽量做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保障人权并不是刑法的首要价值。     

试论类推制度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补充

刑法的价值内容是以公正为基石的,刑法的公正性就表现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而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观念的最集中体现与表述。对罪刑法定原则社会保护价值的偏失可以通过严格限制的类推起到价值补充作用。     

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冲突及解决

不作为犯尤其是不真正不作为犯历来是刑法理论中量刑争议的焦点,本文以义务违反标准来区分作为和不作为,并分析了不作为的行为性问题。在面对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问题时,以“保证人说”和“构成要件等值性判断标准”解决与罪刑法定中禁止类推解释原则的矛盾,阐述其可罚性问题,提倡用开放性构成要件理论解决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     

《刑法》对“其它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制审视

刑法第225条中关于非法经营罪有三处模糊性规定:作为构成本罪前提的“违反国家规定”这一空白罪状;描述客观行为的“其它”行为这一兜底条款;限定罪与非罪的“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构成要件,这三个方面都会与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发生冲突。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层面就刑法第225条中的空白罪状、兜底条款和情节犯规定三个方面予以论述,认为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是科学和实用的。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浅析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不仅在刑事立法中起到了规范的作用,而且还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历史发展和在司法实践中的适应,推动罪责刑相适用理论更加趋于完善,适用于我国法治建设之中。所以,要根据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亟需不断地深化罪责刑相适原则理论,以便于更好地运用在司法实践中,保护受害人或者犯罪人的权益。     

刑法第20条第3款定性问题思考

本文从法条间的逻辑关系、立法目的、类似的立法例和罪刑法定原则四个方面对刑法第20条第3款加以分析,认为此款应定性为正当防卫。它是对刑法第20条前两款规定的补充、说明和解释。     

浅析建国以来我国对法律作用的认识

本文在回顾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法律作用的认识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应首先从破除法律虚无主义，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入手。     

晚清输入域外法律文化的选择

晚清的变法修律,是通过参照域外先进法律文化来完成的。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晚清经历了一个选择过程。最终选择以大陆法系为参照法系、以日本为参照对象国,优先输入公法文化,再逐步引进私法文化,实现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晚清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所作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论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运行了10多年时间,但农业政策性银行法尚未出台。从农业政策性银行法产生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其法律性质,立法误区,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农业政策性银行法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普通法上董事义务的成文化——对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中董事义务的评介

本文在介绍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规定的基础上指出:其特点是将原属普通法中董事义务成文化,其目的看起来是要脱离普通法,但实际上,在公司法施行中.在对有关公司法的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靠普通法对董事的义务进一步解释和完善。     

民法总则与公司法在法律适用中的冲突

商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一部分,我国商事相关法律多采用单行法形式,其中商事法律 中的《公司法》与民法总则的联系最为紧密。民法总则出台后,民事法律体系相继有了更进一步 的完善,能够更好的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环境。民法总则的内容多是一般性规则,对公司法起着 补充适用和漏洞填补的重要作用。民法总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及限制公司法的作用,同时 也尽可能的弥补公司法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但就现有法律法规来看,民法总则与公司法之间仍 然存在冲突,本文浅要分析民法总则与公司法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论“五行”范式的演化、扩展和价值取向

"五行"原初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概括,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演绎出万物化生的序列性法则。后来"五行"在思孟学派那里演变为概括社会领域内道德伦理秩序的"五德"。接着邹衍将它变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治理法则。最后,董仲舒使它成为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促使这种演变不断发生的是中国古人的人则天地、必须以自然为师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落脚于人间秩序的价值取向。     

浅论新疆环境法治的构建

环境法治是环境法制的终极目标，新疆在环境法治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有一些不足。文章从立法、守法等几个方面对新疆环境法治的构建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民商合一体制下的商法地位

20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商法的边界出现了模糊化的趋势,经济法发展起来,商法的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但在民商合一体制下,商法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既区别于民法又区别于经济法。     

社会规律是预成的吗?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 ,不少社会历史理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在社会规律是否是预成规律这个问题上又存在着分歧。以往的一些社会历史理论中都内涵着预成规律的思想。而唯物史观则坚持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 ,社会规律是人的活动规律的观点 ,从而否定了社会规律是外在于和先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规律的思想。文中还分析了几种将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解为预成规律的做法是错误的     

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若干思考——以一个婚礼后的诉讼为个案

处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以政府为主导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民间法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及我们应如何看待民间法?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认为,民间法不仅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更重要的是民间法依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为民间法的存在提供了社会条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阻隔又为民间法的存在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