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辩护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刑事辩护中的主要问题是:对律师、法官、检察官职业的性质定位不当;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规定前后矛盾、脱节;对律师执业的限制过多以及国家本位、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应树立权利本位观念;确立沉默权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以及程序违法的制裁制度。     

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价值研究

证据制度在诉讼法学中的基础地位是由诉讼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诉讼过程是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是在批判的继承传统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前提下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在刑事诉讼中它的价值表征是多方面的，因此应积极构建我国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确立的现实困扰

我国刑事证明的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事实求是的证据制度,并不愿意正面承认自由心证在我国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但事实上,我国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价本质上依旧是自由评价与自由判断,因此,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就成为必然,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该制度确立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种种现实困扰:观念层面上的、制度层面上的和理论层面上的。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评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类证据，而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庭审功能发挥的瓶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对该项制度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较为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不够充足、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例外存有局限性、对于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情况缺少限制机制等弊端。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浅议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相关问题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刑事司法革新，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缘起的主要背景就是以保护被害人和“非刑罚化”为导向的刑事政策的勃兴。我国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是必要的。然而，在当前刑事和解探索背后，同样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如：缺乏现行法律的有力支撑，各地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程序混乱。为此，本文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论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

本文谨从刑事证据审查判断概念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等方面入手,着重分析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容、方法、原则,进而对单个证据及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及法定证据的具体审查判断作出阐述。     

我国恶意诉讼法律规制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恶意诉讼的兴起给我国司法秩序与诚信建设带来严重损害。恶意诉讼是指诉讼当事人故意构筑虚假事实或虚构证据,利用程序来支持自己不当诉求的行为。民事诉讼中存在着立案受理制度不完善、证据审查与撤诉处理不规范、恶意诉讼的行为及后果规定不健全、第三人滥用撤销之诉等问题。总结完善我国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的路径包括加强立案中的诉由、证据和法律关系的审查,完善撤诉审查制度,设立诉讼保证制度,建立恶意诉讼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范围;确立诉讼告知制度等。     

刑讯逼供问题研究

刑讯逼供是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长期存在、影响恶劣却又十分顽固的问题。近年来被昭雪的诸多冤假错案的形成也无不与刑讯逼供存在很大关系。文章通过阐明刑讯逼供产生的机制、体制及社会等影响因素,分析了中国治理刑讯逼供的手段及其治理措施的局限性,并从完善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国家赔偿制度以及建立侦押分离机制、律师在场制度等方面提出了遏制刑讯逼供的举措。     

宽容司法的哲学基础：社会责任的国家观——以刑事司法为视角

人们在尽享宽容性司法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也不得不面对宽容司法对传统司法观以及法律理论带来的挑战,比如,传统的刑事司法原则、传统法律正义观、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以及刑事司法的证据认定规则等。因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对抗性降低的边界需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宽容的限度在哪里;宽容在刑事和解中如何得以准确和恰当地体现;如何在制度设置的过程中有效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责任的平衡等等。在此基础上,来把握从个人责任观、国家责任观向社会责任观过渡的理论发展脉络。     

拘传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拘传作为我国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并不高。新刑诉法出于人权保障的目的,修订了拘传制度,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拘传的起算时间、是否允许夜间拘传、是否可以无证拘传等方面。因此,有必要明确、细化刑事拘传规定,完善与拘传相关的制度,从而促进刑事拘传制度的合理合法。     

坚守耕地红线 确保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粮价飙涨已经成为各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要求我国必须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研究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发现案件真实的重要方式,而我国现阶段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以说是举步维艰,首先对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进行考察分析,并主要从立法上的欠缺、司法层面作证环境的缺失以及传统的法律文化影响等3个方面来分析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伪证等问题的成因,最后提出了完善相关制度及程序的配套措施。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几点构想

通过介绍证人保护制度及我国法律对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阐题,从制度的具体操作和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对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建构的几点构想。     

沉默的理由和限制

近年来，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我国法学界、司法界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木文通过对沉默权制度的概念和本质以及确立的理由和必要性的论述，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文中还构想了我国沉默权制度的主要内容，同时认为在建立沉默权制度时，必须全面把握其运行机理，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其作必要的限制，以将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     

中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是大势所趋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为其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程序上的保证，反映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文明与进步状况，被认为是‘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本文主要介绍了沉默权的内涵、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如何建立符合我国国 情的沉默权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中外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比较

长期以来,不能犯一直是刑法理论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不能犯不为罪、不可罚与不能犯可罚是争议的焦点。各国立法的不同反映出各国刑法基本立场的不同。鉴于我国新刑法倾向于客观主义的立场,因此,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不能犯不具有可罚性。     

论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科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标志。针对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越来越低的现状和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不足，应以控辩平衡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从辩护律师的身份定位、准入门槛及执业权利三方面来完善我国的辩护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