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参与模式下乡村社区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和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省4个未来乡村社区的实证分析

为提升乡村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中的权益，更精准有效地解决乡村社区与旅游协同发展的问题，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文献回顾、田野考察、问卷调查，以4个浙江省旅游发展较好的未来乡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厘清各村的参与模式，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发展模式下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的差异，得出不同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增权感知存在差异；要选择适宜的社区参与模式促进旅游增权；在社区参与模式中要确保社区居民的增权与维权。     

基于AHP的旅游社区增权评价研究——以罗布人村寨与塔西河乡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在对新疆罗布人村寨与塔西河乡两个旅游社区参与旅游状况和增权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旅游社区增权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罗布人村寨和塔西河乡两个社区的增权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社区增权研究提供现实案例。     

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农户增权效应研究——基于易县狼牙山地区的案例分析

贫困人口能力和权利缺失已成为影响旅游扶贫效应的重要因素,探究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贫困地区农户社区增权效应对当地旅游扶贫项目精准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区域实现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以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为例,运用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方法,分析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社区增权效应,剖析其内在逻辑。结果表明,狼牙山地区在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基本实现了社区旅游经济、心理、社会增权,主要得益于村庄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能人带户示范带动效应,也契合了村民、政府和村庄能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依托于全民参与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旅游扶贫社区增权,提升了贫困农户的可行能力和获得感。面对村庄公共事务村民仍然存在话语权和决策权缺失、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的政治失权。因此,提出强化村庄能人培养,加大对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政策扶持和引入社会组织机构的对策建议。     

基于知识图谱的社区参与旅游研究可视化分析

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运用Cite Space软件对CNKI中社区参与旅游2000—2022年的核心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了社区参与旅游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可分为研究起步、快速发展和深入研究3个阶段;研究拥有一定的科研力量,但相互之间合作交流不够密切;研究热点呈现一定的政策导向性,居民情感、感知态度和社区增权是当下的热点问题;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社区居民感知、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旅游增权等方面。     

社区营造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福建平潭北港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营造在于激发乡村社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促进社区价值的实现和社区福祉的提升。应用社区营造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行动主体不到位、社区参与不充分、社区增权不均衡等问题,拓展乡村旅游内容的深度和厚度,形成优选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与新机制,完善基于互益共同体的旅游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内引外聚的乡村旅游内容创新平台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可行性路径。     

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在阐释增权理论的内涵基础上,根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增权层次的发展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社区增权的重点,强调要营造社区本土村民的广泛参与的条件,即培育社区资源和发展社区建设。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创新模式——5Cs模式

探索适合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模式对于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笔者比较了梭嘎模式、深圳民俗村模式、郎德上寨模式3种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的发展、特点、优势、劣势,认为3种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同时解决发展民族村寨经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保障村寨居民利益三者间的矛盾。鉴于此,笔者提出5Cs模式,即文化（Culture）、公司（Company）、特色（Characteristic）、社区（Community）、和谐（Concord）,并构建了5Cs模式的运行机理,即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政府引导,公司主导;主题定位,凸显特色;社区增权,村民获利;经济发展,社区和谐。     

民族旅游地社区参与对社区韧性的影响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探索了社区参与、社区增权、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对民族旅游地社区韧性的影响。基于构建的概念模型,实证检验居民社区参与对旅游地社区韧性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和社区增权对其关系的中介作用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支持所有的假设,结果显示：社区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和社区增权对社区韧性的支持,社会资本和社区增权对这些关系起着中介作用,而地方依恋对中介模型起着调节作用。研究强调从各方面增强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建议景区管理者、政府和地方当局宣传社区韧性的积极影响,并帮助增强社区韧性,以确保居民的全面支持。此外,管理者应确保居民充分意识到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能够利用这种权力来积极参与社区的发展,增强社区韧性。     

“三变”改革+旅游扶贫开发路径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三变"改革是贵州六盘水市的一项创新性改革,主要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贵州六盘水走出了一条"三变"改革+旅游开发的独特路径,主要做法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断增强景区竞争力,积极推进社区居民增权。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

通过分析大别山旅游扶贫的现状,评价其旅游扶贫效应,并结合大别山区域资源特色提出了农家乐、旅游名村、生态休闲农业、景区带动和文化创意产业园等5种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提出必须构建社区参与赋权机制、培育社区参与意识、加强知识技能培训和完善评价反馈体制来保证社区可持续参与旅游扶贫。     

渭南市建立旅游双核结构的可行性

区域双核结构模型的提出丰富了经济区域空间结构的理论模式,对于区域经济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旅游业经济分析入手,选取渭南市作为研究区域,在对渭南市旅游业资源空间分布和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渭南市构建"华阴—合阳"双核型旅游空间结构的构想。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与社区经济发展探析

以茂兰自然保护区为例,阐述开展生态旅游对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现状,剖析了茂兰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加快生态旅游建设步伐、提高服务水平和接待能力、增加旅游经济群众的覆盖面、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拉长旅游经济产业链、建立反哺机制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等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多产联动的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发展迅猛,各地兴建了大量的乡村旅游项目,但目前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动力机制和产业链的分析,提出了乡村旅游多产联动发展模式。在分析现有旅游资源和市场基础下,通过有效联动、整合及优化区域间及区域内产业要素,夯实乡村旅游发展基础,推动我国乡村旅游经济进一步发展。     

社区居民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环洱海地区喜洲、双廊为例

乡村旅游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长足影响。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对当地旅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社区居民视角,以环洱海地区喜洲和双廊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研,对环洱海地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分析,探讨适合当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结果表明,环洱海地区呈现两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模式和社区居民主导模式。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模式即自上而下型,政府主导、居民参与、旅游企业支持,以政府规划为主、发展当地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主导模式即自下而上型,居民主导、政府扶持、旅游企业支持。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挖掘者和保护者,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自发地保护与利用资源并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真正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北京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拟合预测模型与影响

[目的]入境游客量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综合实力,探寻入境旅游规模和影响因素.[方法]选取北京外国人人境旅游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将分月十年间外国人入境游客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模型拟合,应用宏观经济数据去解释变化原因.[结果]ARIMA模型和三角函数模型均得到很好的拟合结果,能够得出可靠的预测值,两个模型在趋势解释方面也各有所长.通过曲线变化归纳出四个影响因素,并通过统计数据检验.[结论]入境游客量呈现周期性、年度性增减的变换.在影响因素中,目的地国经济发展以及重大事件对游客量影响是显著的.近年来北京经历的奥运会、金融危机、SARS、雾霾等事件,对北京外国人入境游客量产生了或正或负的影响,有些得到证实和测算,而有些因素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对2012年之后游客量的持续下跌原因进行假设.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南岳古镇居民类型划分

旅游发展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近年来困扰诸多地方政府施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如何实现两方面协调发展,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已成为旅游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问卷方式对南岳古镇旅游地居民就旅游影响态度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分层聚类法将旅游地居民划分为矛盾憎恨者、中立者与理性支持者3种类型并详细分析了这3类居民的特点。并就如何处理旅游发展与社区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减少矛盾憎恨者与发展旅游经济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建议。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及旅游经济强度空间特征分析——基于Super-SBM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

旅游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之一，旅游扶贫效率是衡量旅游扶贫工作的核心指标，旅游经济强度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二者彼此关联性对于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湖北大别山区16个县（区）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2011至2017年各县（区）旅游扶贫效率，并通过修正传统引力模型，构建各县（区）旅游强度关系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6个县（区）2017年旅游经济强度空间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湖北大别山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均值0.776)，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县（区）之间旅游联系强度较弱，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网络密度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空间格局，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连接密度较低，联系不够紧密，旅游经济联系地域空间格局分为东南，西北和中部三个主要派系。旅游扶贫效率与旅游经济强度呈现负相关性，边缘区旅游扶贫效率远比核心区旅游扶贫效率高，具体呈现高效率高强度、高效率低强度、低效率低强度、低效率高强度四种模式。提高旅游扶贫效率，优化旅游扶贫和旅游发展之间内生关系是当务之急，从改进旅游扶贫手段，优化扶贫管理模式；科学把握旅游规模，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加强旅游经济联系，提升旅游扶贫效率等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