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健康与人口经济贫困问题研究——以四川省汶川县为例

人口的健康状况低下和其经济贫困存在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2011~2013年,在新的扶贫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3989万人,贫困发生率也大幅下降。但是,因经济贫困导致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低下,或因健康状况低下引发的经济收益短缺,还普遍存在于广大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中。因此,本文以四川省汶川县为例,试图研究分析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和人口经济贫困的关系,为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工具,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农村居民收入与贫困变化的内在逻辑,利用2010—2017年中国分省农村居民收入和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动态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时期内,农村贫困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全国层面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变化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均有持续负向作用,是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的影响较弱;转移净收入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度高于其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财产净收入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高于其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此外,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因此,今后扶贫工作应根据当地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情况,有针对性地增加贫困人口的不同类型收入,提升减贫精准程度。     

多维贫困视角下甘肃省农村地区致贫因素分析

在多维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根据2010—2018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分别从自然条件、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政策制度等视角分析了甘肃省农村地区的致贫因素。结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积、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等级公路里程和互联网用户数较为显著,新农合人均受益次数影响程度次之;农村人口规模、受灾面积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且为负相关关系;就区域而言,兰州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受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互联网用户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等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大,兰州以外省内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受人均耕地面积、受灾面积、互联网用户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等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大。     

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分析测算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及其影响因素,从农村居民的个人特征、健康状况、健康经济负担、健康风险应对能力4个维度出发,选取与之相关的9个指标对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Tobit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与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家庭常住人口、婚姻状况、自评健康水平、风险性卫生支出、医疗保险类型与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其中,风险性卫生支出(回归系数为0.202 55)是影响健康贫困脆弱性的最重要因素。分析认为,识别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政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方案并制定预防式的多维管控政策。     

农村居民收入的政策效应检验

利用自回归模型、Chow断点检验或Chow预测检验和虚拟变量模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政策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982～1986年与2004～2007年农业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人均纯收入乘数平均涨幅为0.033805,工资性收入乘数平均涨幅为0.094619,经营纯收入乘数平均涨幅为-0.04765,财产性收入乘数平均涨幅为0.15929,转移性收入乘数平均涨幅为0.248871。考虑到自然灾害、世界经济对我国农业的负面影响等因素造成的乘数下降,农业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移动支付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山东省梁山县为例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移动支付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移动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有重要作用。以山东省梁山县为例,基于460户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普通OLS回归模型分析移动支付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频率、网络使用费用、居民家庭年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收入稳定性对梁山县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推动农村移动支付发展、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建议。     

广东农村贫困变动及分解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4年广东农村五等份居民收入分组数据,采用GQ模型和Beta模型拟合洛伦兹曲线,分别计算绝对贫困线下和相对贫困线下广东农村居民的贫困规模,进而采用三因素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贫困线变动对贫困变动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以相对贫困线对广东农村贫困规模进行测度更为合理;经济增长在2000—2014年间对减贫一直起正向作用;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对贫困减少起不同作用,2000—2004年收入分配不利于贫困减少,2005—2014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对减贫起着正向作用;贫困线变动则一直对减贫起负向作用,物价变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消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大部分减贫成效,阻碍了广东农村减贫的进程。由此,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维持广东经济的稳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才有助于广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基于Lorenz曲线的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测度——来自福建省的实证分析

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度量是在贫困含义的理解、贫困线的确定、贫困指标体系的选择等3个层次上展开。基于Lorenz曲线的GQ模型和Beta模型,采用《福建统计年鉴》1990-2006年农村居民收入分组和人均收入的面板数据,运用世界银行的POVCAL软件,分别对绝对贫困线、每人每日1$的国际标准贫困线、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0%和50%等4条贫困线下的福建省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测度。结果发现,绝对贫困减少,特别是贫困率指数减少效果显著,但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平方指数下降幅度较小;相对贫困上升,贫困率、贫困距指数、贫困距平方指数基本保持缓慢上升的态势。     

中国农村贫困原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的农村贫困状况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分布较广、数量较多。到现在仍有部分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少,失地和文化贫困也是重要原因。要想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必须从政策、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农村脱贫体系。     

贫困应用研究进展的述评与展望——基于贫困测量方法的视角

贫困的精准测量和贫困对象的精准瞄准是一切反贫困政策实施和政策效应评估工作的基础。在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文章评述中国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及其变动,并对文献中广为采用的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及其经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包括静态即时的收入/支出贫困标准、动态收入/支出贫困状态转变、资产贫困标准、动态资产贫困临界值和多维贫困测量标准。研究发现已有文献存在研究对象不精准、研究数据较陈旧、贫困标准低的问题,难以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减贫效果和动态变化过程。在后续研究中,相对贫困标准的确立、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识别及影响因素研究,生计策略对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作用机制的探析,对明确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政策取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设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定位

从把握中央精神实质、反思国内外农村发展经验和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局等3个方面分析探讨了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定位问题。认为，准确定位要根据中央的精神实质，把握好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城乡演变的基本规律和我国城乡发展的特殊性、全国的共性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特点及其建设全局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局和持续发展的高度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矛盾，加大外力推动促进内源发展，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增进农民福祉。     

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品牌问题探讨

区域品牌是以区域作为一个品牌的特定名称，是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区域声誉、质量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体现。与产品品牌相比，两者既存在共性，又存在着特性。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品牌的创建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区域品牌的这些特殊属性，从而更好地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品牌的建设，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吸引力与竞争力。     

海西港口群的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研究

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部分,福建省港口岸线资源丰富,并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但近年来福建省港口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港口的总体效益不高。因此,在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过程中,海西港口的发展应该打破原有的港口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合理规划建设,实现海西港口群的合作与一体化发展。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思考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北接“长三角”、南接“珠三角”,特殊的区位和竞合态势,是福建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新战略的重要背景.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福建主要优势有对台优势、港口优势和生态环境较好的优势.福建未来发展,不仅要积极参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更要通过闽台合作,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在竞争中发展自己.近中期内,福建应主要在开放型经济、港口经济、壮大中心城市、培育产业集群和建设生态省等5个方面努力奋斗,抢抓机遇,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建好海峡西岸经济区,为实现祖国统一,最终建成“环海峡经济圈”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非线性渗流区域井流问题渗流速度的分区研究

为了精确求解两种流态并存区域上井流问题的渗流速度,在非线性渗流区域内对渗流规律中的非线性指数进行了分区研究,通过对水均衡方程用Boltzmann变换进行求解,推导出了线性与非线性渗流区域内渗流速度的解析表达式。     

柱头外露棉花柱长度与花器长度的相关及温度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具有柱头外露长度在10mm以上的长花柱柱头外露棉，其雌蕊、花柱和果柄都长，成极显著正相关。特别是柱头外露棉的果柄越长其柱头外露的长度也愈长，在育种上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此外，高温能促进柱头外露棉花柱的伸长，且会降低自交成铃率，但人工辅助授粉可以提高长花柱类的棉花自交成铃率。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关系评价分析

区域耦合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加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区域耦合度的不同,区域耦合发展依次分为低水平、初级、中级和高级等4个阶段。采用变异系数法分析研究近10年来海西区与中部地区在社会综合、环境、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和要素等5个方面发展的耦合关系,得出如下结论：近10年来海西区一直处于区域耦合发展的领先地位,中部地区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海西区与中部地区经历了从低水平耦合到初级耦合再到中级耦合的发展过程。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

“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之一。黑龙江省作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单纯粮食生产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却不高,增收速度较缓慢。根据在尚志市河东乡的调查,分析了当前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和增收中的瓶颈问题,并提出具体对策。以实现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民大幅度增收的目标。     

增强海峡西岸经济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崛起,最终无不是依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于福建省尤为重要而迫切,是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竞争力、转变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在东部地区经济地位的需要,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崛起的战略选择。提出了增强海峡西岸经济区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对策。     

新形势下基于“五缘”优势的海西发展新定位

“五缘”是闽台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五缘”优势是海西建设的重要推力。本文分析了两岸关系新变化和海西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认为新形势下福建的对台优势局部范围有所弱化,但总体上将进一步增强和显现,要重新审视“五缘”优势,把握海峡两岸和平与发展新契机,发现、创新并发挥“五缘”优势,为推进海峡经济区建设和两岸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