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宣恩县和咸丰市483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倍差法评价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主要通过增加农户非农收入,进而恶化收入分配状况,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收入分配恶化效应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2)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对农业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受地貌类型的制约,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地貌类型的制约。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会显著增加平原中高和最高收入组农户农业收入,而对山区不同收入组别农户农业收入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继续大力实施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重视非农就业对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因地制宜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增加农户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     

劳动力配置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基于要素市场发育的视角

为厘清外部市场环境对农户收入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本研究利用分位数回归,基于2020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库(CLES),从要素市场发育的视角探究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对收入及收入不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完备的要素市场,市场发育不完备造成的劳动力配置扭曲会对农户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将农户分为不同收入组后发现,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造成的劳动力配置扭曲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组农户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均等。由此提出以下建议,应当进一步加强农村要素市场建设,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努力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河北省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状况分析

在介绍河北省农民收入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从农户家庭纯收入构成、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户资源占有状况和农户农业生产技术应用情况4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提出应鼓励中低收入户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扶持中低收入户,提高中低收入户农民素质和完善农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缩小农户的收入差距。     

中国农户经济增长研究

农村实行改革以来，重新确立了农户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农户再度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农户经济的微观决策，主要体现于农户收入在消费、储蓄、投资之间的分配，体现于多个投资项目选择和单个投资项目规模的确定上。制约农户经济增长的宏观因素主要是：非完善的土地制度，低发育程度的农村市场和供给不足的政府、社区社会化服务。引导、规范农户消费行为合理化，增强农户投资的活力，完善制约农户经济增长的有关制度、法规，刺激政府、社区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农户经济增长的可行途径。     

天然林保护工程对工程区内农户收入的影响与政策建议--以湖北、四川和重庆为例

为研究我国实行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对工程区内农户经济收入的影响,通过在湖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三地以农户为对象的问卷调查,分析天然林保护工程对工程区内农户经济收入、能源消费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应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内的农户给予经济补偿;应该采取措施来减少农户薪柴使用量和农户能源支出;应采取措施加大天然林保护区内的投资和经营,确实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     

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总队负责人谈怎样计算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是全面反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综合指标,是国家多种重要决策的依据。 农民收入一般可分为总收入、纯收入、生活费收入等。农民总收入是指农户年内通过各种生产和劳务活动,以及再分配得到的全部收入(储蓄借贷收入不包括在内)。它包括从集体统一经营中从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承包集体生产和家庭副业收入,未扣除物耗、税收部分)和其他非生产性收入。     

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中部地区Y县为例

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影响具有长期性,如何发挥分布式光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需进一步探索。本文以户用分布式光伏为例,利用中部地区Y县2014—2019年农户追踪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探讨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2014—2019年农户收入大幅度提升,其中建光伏农户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大于未建光伏农户,户用分布式光伏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25.4%,其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提高74.4%和444.5%,而工资性收入降低45.3%。户用分布式光伏是通过减少非农劳动时间和缩短非农就业空间距离降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经营性收入,从而影响人均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用分布式光伏对非中心村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影响大于中心村农户,劳动力能力越强的农户经营性收入上升幅度越大,工资性收入下降幅度越小。因此,建议统一维护光伏设施,促进劳动力要素有效配置;并依据劳动能力差异分层分配股份,降低劳动能力强的农户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另外,创新光伏产业发展模式,拓宽光伏产业增收渠道。     

从功能性分配向规模分配的演变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性的研究内容入手,分析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研究从功能性分配向规模化分配的理论转变过程,认为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更应关注收入的规模性分配,调整要素份额,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以避免收入不平等分配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引进技术时应进行调整,使其向有利于劳动分配的方向发展。要努力协调二元经济结构,协调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收入,增加农业开发投资。同时应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进行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     

农户乡村旅游影响感知与参与意愿研究——以岳西河南村为例

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各地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以此提高农户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农户对乡村旅游的感知有生活质量正向感知、社会水平正向感知、经济与环境负向感知和社会民风负向感知。农户的生活质量正向感知和社会水平正向感知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的积极参与对乡村旅游的成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培育旅游品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个人形象、强化政府引导、协调利益分配等层面提高农户参与意愿。     

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增收实现机制研究——来自山东东营市的实证分析

发展农村电商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但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收入的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辨析,对于规范农村电商发展和形成精准的扶持政策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山东省东营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探讨发展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电商的发展提高了农户参与电商的积极性,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一方面,传统农业地区农户而言,发展电商基础设施、成立家庭农场和农产品品牌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品牌建设对于参与电商的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有益,政府资助对于参与电商农户的增收效果较显著。鉴于此,为增加农户收入,应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树立农产品品牌意识,同时政府应增加财政专项电商扶持经费投入。     

民国时期贵州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基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分析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农民生活水平是反映农家经济状况的核心内容,也是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世纪30-40年代,因军阀反土司势力之残存,贵州地区地权分配呈不均之态,农户经营农业成本高昂,所以农民整体农产收入不足。由于收入的不足,贵州地区的农民普遍以借贷度日,农民为生产不得不忍受高昂的利息,农村高利贷现象盛行。     

不同收入农户的基本特征分析——基于河北省某县3个村259户农户的调查

根据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国家贫困线划定标准及相关划分方法,将农户类型划分为贫困户（低收入户和中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富裕户（中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基于河北省某县3个村25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现阶段不同收入阶层农户的家庭构成特征、经济特征、观念特征和交际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阶层农户在家庭结构、行为观念、经济及沟通交际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低收入户的家庭结构不合理,家庭负担重,行为保守,信息闭塞,而中高收入户擅于交际,敢于冒险,技能水平较高。基于此,提出了促进农户发展的相关建议：优化家庭结构,重点培育家庭核心成员的能力;因户制宜地指导农户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多方面促使农户外出务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繁荣农村文化,为农户交流构建良好平台。     

农产品供应链中农民合作社的助农增收效应——以黑龙江省240个农户为例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深入发展,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导的供应链流通模式已经无法有效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农民合作社作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组织载体,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新型生产经营实体,其宗旨是提高农户收入,增进农民福利。科学考察农民合作社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供应链一体化思想,选取黑龙江省240个农户作为样本,构建农民合作社影响农户收入的实证分析框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户个体特征、种植情况、合作社参加情况、物流服务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合作社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民收入影响显著,能够确保农户参与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并分享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利益增值,有助于改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实现更高水平的增收。因此,农民合作社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农产品供应链,构建基于农民合作社为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模式,将是助农增收的重要途径。     

影响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内在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永安市农户的调查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户收入上有重要作用。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何需求是发展合作社的主要问题之一。该文对福建省永安市部分行政村的500位农户进行了访谈和调查,结果表明认知程度、农产品收入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是否能满足农户需求等因素对农户的需求影响很大。     

我国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和夏普里值分解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成果并未惠及全民。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仅加剧了农村贫困问题,削弱农户收入增长,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严重的影响。首先运用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对江苏省、河南省和四川省抽样调查的566户农户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各显著因素对农户收入差异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外出务工时间是影响农户收入增长及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次之。基于上述结果认为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将有利于在持续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异。     

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和农村消费的影响

文章对我们国家的农户小额信贷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用Iqbal理论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农村经济中农村信贷行为对其的影响,并用2000年到2008年的全国统计数据验证了农户信贷的行为取向和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影响关系。数据表明:农户信贷中的农业生产性信贷会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户的消费支出水平,然而消费型信贷会负相影响农户平均消费水平;农户的收入会对农户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尤其是会正相影响工业品消费。     

脱贫农户返贫治理政策能实现“稳脱贫，促共富”吗？——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实证分析

【目的】面向中国扶贫战略转变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脱贫农户长期有效帮扶、缩小收入不平等成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之一。【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多维贫困脆弱性和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和收入不平等,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脱贫不脱政策的“阻返效应”“分配效应”。【结果】研究发现,脱贫不脱政策显著降低了脱贫农户的多维贫困脆弱性和相对剥夺感,表明脱贫不脱政策在“后扶贫时代”有利于形成遏制返贫风险与收入分配改善的双赢局面。进一步研究发现,脱贫不脱政策会显著提高不依赖政府兜底保障脱贫农户的劳动参与和经营性收入,激发其通过劳动改变生活的精神状态,但会使得依赖政府兜底保障脱贫农户产生一定的福利依赖,从而削弱长期稳定脱贫的政策成效。【结论】政府应加强脱贫不脱政策的顶层设计,激发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有效衔接。     

不同地域条件下农户生产和市场营销行为特征及其对农业科研选题的导向

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组织,农户的行为反映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市场的动向,也反映着农业科研发展的方向。本文从农户的收入结构,生产投入,劳动素质,农户类型及农村产业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不同经济区域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     

经济体制转换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兼论政府农业政策目标的转变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经济行为特点的分析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信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农户的经营决策，农户收入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户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而且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然而，政府的农业政策却并未对农户收入予以有效地支持，从而对农户经济行为产生了强大的负面激励。因此调整农业政策目标，确保农户收入的稳定和增长，应成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主要着眼点，政府必须通过推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建立农产品平准制度，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为农户收入的增长和稳定提供激励性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