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实证研究 ——基于126份判决书的分析

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植物新品种权侵权审判实务中的难点和争议焦点。当前司法审判中存在判赔低额案件较多且地区差异较大、不同涉案品种判赔额差别明显、法定赔偿适用比例畸高、惩罚性赔偿极少适用等问题。面对种业振兴的新要求,应通过进一步健全植物新品种侵权诉讼证据规则体系、探索建立品种化法定赔偿数额确定规则、引入比例原则合理适用惩罚性赔偿等措施,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制度。     

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类型和必要证据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正在逐年增加,现实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侵权类型,对于不同的侵权方式,法律要求提供不同的证据,这直接影响着植物新品种权利人能否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是比较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本文列出了当前我国主要的侵权类型和对应的证据要求。     

植物新品种侵权中销售方的责任承担问题——山东洲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邹平县韩店镇农技种子站、邹平县种子站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案

1案评要旨 在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案件中，销售方应承担什么责任，是否应像专利侵权案件中的销售方一样，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有很大争议。本案提出植物新品种的销售方应尽严格审查义务，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可资借鉴。     

植物新品种权和发明专利权的区别

植物新品种权和发明专利权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植物新品种是不能专利的产品,不能受专利法调整.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流观点错误地认为植物新品种权与发明专利权最近似,常将专利权保护的有关制度适用于品种维权.此种做法,既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植物新品种的本质属性.文章就植物新品种权与发明专利权的不同进行了探讨.     

德国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例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律已公布了11年，法院也受理了不少新品种权侵权案例，但是其中并没有观赏植物案例。为此我们选择了2006年2月14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的一起彩萼石楠新品种权侵权纠纷案案例，希望能给读者一定的参考。     

植物新品种侵权的认定及损害赔偿分析——基于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的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植物新品种大量涌现,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维护品种权人的权利,以及被侵权后如何认定相应的赔偿,法院在证据保全过程中又应尽到什么责任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引人深思,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剖析,深入解析由植物新品种侵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植物新品种权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研究

权利用尽原则以平衡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为目的,提高知识产品在市场流通中的效率。我国植物新品种领域权利用尽原则以产权人同意、知识产品以销售方式取得、产品购买者合法使用为适用前提,对权利人“侵权”控诉予以抗辩。我国植物新品种纠纷司法实践中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存在适用条件不清、易与其他原则混淆等问题,完善立法、明确权利用尽在植物新品种领域的司法标准是权利用尽原则司法适用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善植物新品种权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     

论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证据保全公证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摘要： 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行为发生后,为固定证据,申请证据保全成为多数当事人的首选,证据保全公证在品种权保护实践的应用中越来越广泛。但是,针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诉讼的诉前证据保全和诉前禁令的程序性事项,当前并无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而增加了品种权人的维权难度。本文界定了需要进行公证的证据保全范围,揭示了品种侵权诉讼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品种侵权诉讼证据保全公证程序的建议。由于品种权侵权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证人员在证据保全环节更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以保护权利人利益,提高诉讼效率。     

中国植物新品种权现状及法律保护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植物新品种的研发和应用对于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对于植物新品种的立法较晚,法律法规尚不够健全,加强中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力度和完善新品种权的保护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分析了中国当前植物新品种权的发展历史、保护现状和不足,指出了植物新品权法律存在的缺陷,剖析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体制的问题,并从立法方向、执法建设、公民认知等角度对中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提出了建议和措施,为中国对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研究基础,力求完善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制度,提高中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水平,切实保护品种权人的利益。     

种子企业关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品种权侵权现象也日益严重。植物新品种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新类型．其保护制度需要加大完善：种子企业及种子科研单位作为种子市场的经营者、培育者也要提高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意识．抵制和打击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     

植物新品种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流观点错误地认为品种权和专利权近似,将专利权中的权利用尽原则不加区分地适用于品种侵权纠纷中的案例经常出现,严重地损害了品种权人的权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文章就权利用尽原则在品种权保护中的适用,予以论述。     

新疆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与授权分析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2012—2021年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与授权总体情况进行全面剖析。结果显示,新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申请量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与其他省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异,种子企业植物新品种创新及保护力度需进一步加大,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结构过于单一,建议政府加大新疆特色作物的育种扶持力度及新品种保护力度。     

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状况及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进展迅速,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不断完善、申请量逐年递增、育种主体渐趋多元化,但仍存在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与保护的结构性差异明显、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与授权耗时长、育种质量和效率不高、新品种权管理不力等问题,通过合理配置植物新品种育种资源、简化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及保护程序、加强侵权行为治理、完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条例等措施,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农业植物新品种育种与保护工作健康开展。     

植物新品种追偿权的保护与法律适用——由一则追偿权案例引发的思考

对于未获品种权的植物品种,他人可以未经品种权申请人许可依法生产或者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但是需要承担将来被品种权人追偿的法律风险.由于植物新品种追偿权有自己特有的构成要件,这就决定了其维权保护路径及法律适用与品种权侵权案件具有明显不同.     

植物新品种权行政保护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植物新品种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相比较为薄弱的5方面原因,提出了坚持并加强植物新品种权行政保护的3条理由,对改进优化植物新品种权行政保护提出了4条政策建议。     

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的侵权责任认定——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高密裕丰种业有限公司、高密县种子公司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军生法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经主审山东省第一起植物新品种保护案件，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得到最高院的重视和肯定。为进一步提高种业界人士法律意识，我们从刚刚出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益衡平》一书中摘录了刘军生法官主持编写的植物新品种部分，自本期起在本刊陆续刊登。     

确定植物新品种权诉讼请求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北京市第一例有关植物新品种权诉讼案件代理的思考

1案件简况、问题及对其探讨的意义 2004年4月19日，北京市XX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XX农业大学（本案原告、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被申诉人，以下简称大学）、宋XX（本案被告1、被上诉人、被申诉人，以下简称教授）、XXXX种业有限公司（本案的被告2、上诉人、被上诉人、申诉人，以下简称公司）三方当事人、有案外案背景、有关植物新品种权属纠纷的北京市首例案件。     

确定植物新品种权诉讼请求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续)——北京市第一例有关植物新品种权诉讼案件代理的思考

9确定植物新品种权案件诉讼请求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根据代理公司办理本案的经验、依据前述客观事实、法律及本案的判决，笔者认为有关植物新品种权诉讼请求的确定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论实质性派生品种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选择

提出我国派生植物品种侵权纠纷案件中,应该逐步以许可费率作为计算损害赔偿金额的主要方法,论证了许可费率法相对于其他赔偿计算方式的优点,包括促进许可交易和推动实质性派生品种以合法方式商业化,让原始品种权利人得到的赔偿金额与涉案品种的市场价值挂钩,兼顾对原始品种和派生品种的研发激励。     

育种产业中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的衔接

在植物育种领域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随着植物育种技术的发展,业界对提高品种相关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针对植物品种相关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现状,通过研究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的客体,发现二者保护客体脱节,造成了两种育种相关技术知识产权之间未能有效衔接,存在保护真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植物品种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