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X模型的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预测

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食物平衡表数据为依据,在分析食物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带有外生变量能够反映食物类别之间内在联系的VARX模型,预测了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结构及消费量:谷类155.98 kg,薯类35.17 kg,豆类1.38 kg,植物油11.73 kg,水果95.29 kg,蔬菜495.73 kg,肉77.10 kg,蛋27.88 kg,奶44.78 kg,水产品10.09 kg。与《201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数据比较发现,到2020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尚不合理,存在明显的饮食不均、食物浪费与热量摄入过高等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收入分布变化对其食物消费的影响

城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进城务工,其收入分布随之也发生了变化,这将对我国的粮食需求产生重要影响。利用广东、浙江、山东、四川、河南和北京6省(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不同收入组农民工食物消费的收入弹性,探讨收入分布格局变化对农民工食物消费支出的影响,揭示农民工的食物消费特点。结果表明,收入分布格局不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时,食物消费支出和各类食物消费量会显著增加;仅低收入农民工或仅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时,食物消费支出和各类食物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增幅较小;中等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时,食物消费支出和各类食物消费量的增长幅度最大。此外,将各类食物折算成粮食后发现,农民工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既高于农村居民,也高于城镇居民。因此,在制定粮食安全政策时,既要考虑农民工与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差异,也要充分考虑农民工收入分布格局的变化。     

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分析

随着收入水平和价格的变化,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应用1995～2010年统计数据,描述性分析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变动的基本趋势;利用食物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以2009年为基期,对2012年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量进行预测,结果发现中国农村居民人均肉蛋奶的消费量将较2009年增长,粮食消费量将下降;在粮食产品中,除水稻和小麦的消费量没有下降外,其他粮食品种消费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玉米下降幅度最大。     

辽宁省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的特征分析

从辽宁省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量、消费结构、城乡居民收入与动物性食物消费量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的特征,发现随着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辽宁省城乡居民的动物性食物消费总量也增加;猪肉和蛋类是辽宁省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的重要品种;辽宁省城乡居民在动物性食物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方面都存在差别。     

基于LASSO 方法的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可能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产生影响的11个因素,通过LASSO方法分别筛选了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粮食、蔬菜、肉类、蛋、奶、水产品及鲜瓜果消费量产生影响的因素,并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食物之间消费量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不同人群即农村和城镇居民之间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宏观经济因素人均GDP对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非常微弱;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对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产生影响,对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没有影响;影响城乡居民蔬菜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且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人口老龄化率是城镇居民肉类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率的提高,肉类消费量增加,而该因素并不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产生影响。     

城镇家庭收入分布变动对其食物消费的影响——兼论与静态模拟结果的比较

了解不同方案设定下收入分布变化对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动及其前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广东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需求分析法(Engel-QUAIDS),动态模拟城镇家庭收入分布变化对其食物消费的影响,并与静态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在不同收入组的城镇家庭中,不同种类食物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2)保持收入分布格局不变、缩小或是拉大收入差距的情景方案都会明显增加城镇家庭各类食物消费量;不同方案中增长幅度有显著差异,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案模拟最具明显优势,会促进各类食物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乳品消费的增幅总为最低。3)相较于动态收入分布的模拟结果,传统的静态收入模拟倾向于低估蛋类、乳品和蔬果类消费总量;而在对粮食、油脂类和肉类消费量的估计中,缩小收入差距的静态模拟有着较为明显的高估倾向。因此,在对未来食物消费进行预测时,需要充分考虑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这一因素。     

新兴城市城乡居民食品碳消费动态研究——以山东东营市为例

研究新兴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对于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碳消费机理,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采用官方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2002～2010年东营市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动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食品消费结构、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及变化趋势、食物碳消费总量方面,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在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影响因素方面相同,城市人均食物碳消费上升,农村人均食物消费数量呈下降趋势。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和农村居民食品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食品碳消费量远低于北京、上海和安徽居民的消费水平。研究结果对应对城市化所产生的环境压力、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疆居民畜产品消费分析

【目的】研究居民畜产品消费结构变化特征,有利于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方法】首先对新疆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状况进行分析,然后利用ELES模型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支出、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的角度对城镇居民畜产品消费结构进行分析。【结果】羊肉、猪肉和牛肉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随着收入增加,猪肉和禽肉所占比重逐渐提高,各类畜产品需求变动主要受自身价格变化影响,但羊肉、牛肉和奶类作为居民最基础的畜产品,其价格变化不仅对自身需求量产生较大影响,也会对其他畜产品产生较大影响。【结论】采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开发其消费潜力,同时,增加羊肉和奶类的有效供给,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运用"有形手"和"无形手"对居民最基础、最重要的食物价格进行调控,避免其过度波动。     

ELES模型在甘肃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应用

根据2006年的甘肃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情况的统计资料,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当年甘肃省城镇居民家庭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分别从边际消费倾向、需求的收入弹性以及需求的价格弹性方面进行了静态分析,揭示了甘肃省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生活状态以及各类消费品的消费量受可支配收入和价格变化的影响,据此发现甘肃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扩大甘肃城镇居民消费的政策性建议.     

日本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与中国的食物消费结构同属于“动植物兼用型”,两国都具有以谷物为主的主粮消费概念。日本居民的生活水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非常富裕阶段,其食物消费结构已趋于稳定合理,因此,分析日本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历程,对引导中国食物消费结构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食品供需平衡表,分析了 1961-2013年间日本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及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变化情况,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和营养素摄入量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并提出了进一步优化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需要尽快稳定食物消费结构,坚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并且加快营养知识普及。     

资源对接

平衡的膳食结构什么样？卫生部委托中国营养学会新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以谷类薯类、蔬果类、肉蛋类、奶豆类和油盐五大类食物构建成“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指导中国人合理膳食。     

城市居民食物磷素消费变化及其环境负荷——以厦门市为例

城市磷代谢不但关系到居民食品安全,还影响到城市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由此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改变食物消费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从而对城市磷代谢产生重要影响。分析了1988-2010年厦门市经食物消费进入城市系统的磷素变化动态,在此基础上对人均食物磷消费量与相关社会经济因子进行了Spearman相关分析,并计算了居民食物磷素消费的环境负荷。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厦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食物磷素消费总量波动上升;人均食物磷素消费量呈M型变化,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1998年和2003年;高磷含量食物如奶制品、水产品,在人均食物磷素消费量中所占比例剧增,分别由0.3%和6.8%上升至14.9%和15.5%。(2)人均粮食磷素消费量与恩格尔系数、平均家庭人口数呈高度正相关,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食物价格指数以及具有大学学历以上人口比重呈高度负相关;而植物油、瓜果、畜禽肉、蛋类、奶类和水产品磷素消费量则与粮食所呈现的相关性相反。(3)随着食物磷素消费总量的增加,磷素的环境负荷总量也呈剧增趋势,尤其进入土壤的磷素量剧烈上升,所占比例由59.7%增至85.1%,这可能与禁磷措施的实行、污水处理率的提高、处理工艺的改进等有关。     

城镇化背景下福建城乡居民食物消费转型及其生态足迹

城镇化在改变城乡人口结构的同时,对居民食物消费及生态足迹和环境承载力也有重要影响。利用福建省1995—2017年人口及食物消费数据,应用统计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分析城镇化进程对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转型趋势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有重要影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福建省城乡居民对植物淀粉类食物需求量减少,但对动物蛋白类食物需求量增加,并由此造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镇化对居民食物消费量及其生态足迹呈现非线性的倒"U"形变化关系,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临界水平时,居民食物消费量将趋于稳定,由此所带来的食物消费生态环境压力也将减缓;另外,老龄化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食物消费生态足迹也有显著负影响。最后,提出建立"大食物观",加快发展海洋渔业和草食畜牧业,以期缓解福建省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压力。     

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食物消费变迁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食物消费变迁的比较分析,总结得到大陆和台湾地区食物消费变迁特征,主要结论:一是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食物消费随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变化,以富裕水平为分水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随经济发展呈先增后降趋势;参考台湾地区发展趋势,在跨越小康生活阶段后,大陆人均食物消费总量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二是达到温饱水平后,口粮消费量随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参考台湾地区趋势,未来大陆居民口粮消费量仍呈下降趋势。三是动物性食物消费量随经济增长呈递增趋势。但台湾地区数据显示,达到富裕水平后,动物性食物消费量随经济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四是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植物性食物消费占比较大,但呈逐年递减趋势,动物性食物占比呈递增趋势。五是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差距日益缩小。从肉类消费结构来看,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猪肉消费占比较大,牛羊肉及禽肉占比较小,但猪肉消费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我国居民肉类消费特征及趋势判断——基于双对数线性支出模型和LA/AIDS模型

为分析我国城乡居民肉类消费水平及其结构特征,判断居民肉类消费的未来趋势,基于FAO和统计年鉴等相关统计数据,运用双对数线性支出模型和LA/AIDS模型(Linear approximated/Almost ideal deal demand system模型),测算我国及城乡居民肉类消费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结果显示我国居民肉类消费量不断增加,且城乡居民肉类消费差距逐步缩小。居民对牛羊肉需求的收入弹性最大,禽肉次之,猪肉最小。其中,农村居民对各项肉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均显著高于城镇。我国居民的牛羊肉需求对自身价格及其他肉类价格变动较敏感,猪肉需求对自身价格与其他肉类价格变动敏感度较低。由此推断,未来我国居民对牛羊肉消费将呈波动增长态势,而对猪肉的消费呈缓慢增长,但消费量趋于稳定。     

如何正确选购主食?

<正>谷类是我国家庭传统膳食的主体,是最好的基础食物,也是最便宜的能量来源,包括小麦、大米、玉米、小米、高粱等。薯类包括马铃薯、红薯、山药、芋头等,因为其淀粉含量高,所以与谷类一起担当主食的重任。一、营养特点谷类:食物的营养素因其种类、品种、产地等不同而有差异。碳水化合物为其主要成分,主要为淀粉。谷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工越精细膳食纤维丢失越多。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等含量较低。薯类:淀粉含量在8%~29%,蛋白质和脂肪含量较     

韩国食物消费的变迁:国别例证

本文利用FAO数据库数据,通过将供应量和占有量作为总消费量的指标:即通过观察韩国食物生产和进出口情况,根据当年的食物产量和进出口量数据,匡算出食物的基本消费数量。观察韩国生产和消费量的变化,总结出韩国从粮食、肉类到蔬菜、水果和牛奶消费结构变化规律,并与中国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规律进行对比,得出了对中国的政策启示:即贸易自由化会大幅度提升国家福利,而农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扭曲市场,影响整体社会福利。     

近30年来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分析#br#

 【目的】食物消费占用了包括耕地在内的各种农用地资源,本文从包括耕地在内的全部农用地资源角度,动态分析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以便更全面合理地评估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对农用地资源需求的影响。【方法】首次对中国主要食物消费项目的用地类型和折算因子进行探讨,运用改进因子的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近30年来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生态压力进行了宏观估算和动态分析。【结果】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对各类用地的总体占用从1980年的1.465标准亩增加到2006年的1.782标准亩,2000年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使直接耕地资源占用显著下降。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和食物足迹近30年来保持强相关性,人均肉类水产足迹的支出弹性为0.43。【结论】近30年来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总生态压力非稳定性增加,主要是食物消费模式的变化（耗粮型动物产品和水产消费增加）导致的农用地资源压力。通过固定单产和可变单产的人均食物足迹差异分析表明,中国耕地生产力的提高大大缓解了中国农村居民在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资源压力。     

收入增长与膳食知识对超重人群热量摄入的影响——基于居民体重管理决策模型

我国农业资源严重短缺,但食物分配不均与超重肥胖问题却日益严峻,不仅困扰人口健康,而且导致食物与资源严重浪费,从食物需求管理视角研究引导居民合理热量摄入对于人口健康和农业资源节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需求理论,拓展并构建纳入膳食知识禀赋的居民体重管理决策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收入增长与膳食知识对超重个体热量摄入的影响,探讨两者影响超重个体热量摄入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膳食知识增加能有效减少超重个体热量摄入,主要通过减少谷物类食物摄入量,实现食物摄入量减少和热量摄入量下降。收入增长对超重个体热量摄入无显著影响。收入增长的直接效应提高了食物消费总量;收入增长引起的食物结构升级减少了谷物食物和油脂摄入,增加了蔬菜水果和肉蛋奶类食物摄入;谷物类食物和油脂摄入减少引起的热量下降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肉蛋奶食物摄入增加引起的热量增加。这一结果对热量摄入无收入弹性提供了一般性的解释。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对超重人群给予膳食指导,并采取相关干预政策增加超重居民膳食知识,调整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增加体育锻炼。     

乳品安全事件情境下城镇居民消费风险感知研究

针对我国乳品消费持续低迷的"困惑",以消费风险感知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居民乳品消费量低位徘徊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近年来乳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提升了居民的消费风险感知度,是我国居民乳品消费量低位徘徊甚至下降的主因;"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对国内奶源乳品的消费影响更大,对"元凶"奶粉影响相对较小;较低收入居民的消费风险感知度明显高于较高收入居民,是目前城镇居民乳品消费量下降的主体;我国城镇居民乳品消费的收入弹性依然存在,消费风险感知度的提升掩盖了收入对乳品消费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