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农用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根据成都市2000~2011年统计数据,对农用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动态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都市农用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均衡的一阶协整关系,同时两者间也是双向因果关系,两者间相互作用效果有所不同。对于农用地集约利用带来的冲击,经济发展在当期呈现响应,而对于经济发展的冲击,农用地集约利用滞后呈现响应。两者对彼此间的标准差冲击随着时期的增加呈现正向递减的反馈机制。因此需要把握两者关系,依托农业产业化经营,协调农地保护与经济发展。     

四川省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关系研究

利用四川省1986～2005年统计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法分析四川省耕地面积变化与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四川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呈明显线性负相关,固定资产投资、GDP与耕地面积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和GDP增长是耕地减少的显著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是GDP增长的显著原因。最后,提出四川省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借鉴H·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判断标准,以湖北省为例,运用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方法,通过提取影响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考察全省17个市(州、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耕地面积变化的作用机理及湖北省耕地变化驱动特征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可归结为经济发展、人口与农业、制度与政策三方面的因素。各市(州、区)应根据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做出理性的决策,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切实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县域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以陕西省凤县为例

采集了陕西省凤县1994-2014年的21 a间的耕地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凤县未来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均耕地面积用量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随着经济的增长,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各产业对县域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大小依次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非农业用地面积增大导致耕地面积减少;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呈幂函数递减趋势,当人均GDP达到150 000元后,人均耕地面积基本保持在0.078 hm2不变,可见,当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再简单的依靠耕地消耗来提高GDP,而是发生了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     

四川省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1978-2012年四川省耕地面积、工业生产总值、非农业从业人口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与耕地面积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工业生产总值、非农业从业人口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76,-0.15和-0.07;在短期,对耕地变化有影响的是非农业从业人口比重,弹性系数为-0.26。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湖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利用2006—2016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运用耕地非农化面积、泰尔指数、人均GDP衡量耕地非农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采用协整分析法、Granger因果分析法分别分析耕地非农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间无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二者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针对湖北省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间拥有协整关系,提出了完善城乡居民收入税收制度、健全省内城乡劳动保障体系和促进省内经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基于VAR和VEC模型的台商农业投资与大陆农业发展关系分析

【目的/意义】新形势下,对台商农业投资与大陆农业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可拓展农业投资的研究思路,更好地促进两岸农业合作与交流。【方法/过程】基于1991-2016年台商大陆农业投资数据及大陆农业GDP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及误差修正模型对台商农业投资在大陆的分布特征及其与大陆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结论】长期来看,台商农业投资与大陆农业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台商农业投资与大陆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促进作用;台商农业投资对大陆农业发展的正向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方差贡献率稳定在22%左右;大陆农业发展对台商大陆农业投资的正向冲击效应非常显著,方差贡献率稳定在70%左右。VEC模型分析表明,短期内台商农业投资与大陆农业发展具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     

基于VAR模型的城市土地承载力动态因子影响 效应及耦合协调性研究

通过构建杭州市土地承载力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性模型和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技术,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社会经济承载力之间的动态影响效应和耦合协调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各承载力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性处于中级失调级别,耦合度评价级别呈"拮抗—低水平耦合—拮抗"变化态势。各承载力系统受自身变动冲击的影响最大,方差贡献率分别为85.2%、52.7%和78.9%。生态环境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较强的正向响应,方差贡献率为43%。土地人口承载力对其他系统的动态影响作用较小,对社会经济系统及生态环境的冲击贡献率分别为3.4%和5.8%。     

基于IRF的农业科研投入、产出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

农业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分析了我国1993-2011年间农业科研财政投入、科研成果产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及相互的脉冲响应规律,探讨了农业科研对农业经济贡献力不高的原因及改进措施。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科研财政投入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农业科研成果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农业科研财政投入与科研成果产出之间无明显因果关系;农业科研成果在滞后2-3期开始对农业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而农业科研财政投入在滞后3-4期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最大;农业科研投入对农业经济发展波动的方差贡献率约为50%,科研成果对农业经济发展波动的方差贡献率约为46%。提高农业科研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需形成农业科研财政投入稳定增长促进农业科研成果稳定增长的有效机制,积极引导研需有机衔接,促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及技术扩散。     

西安市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研究

运用协整关系与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78-2010年西安市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至今,西安市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西安市经济发展是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单项格兰杰原因。     

中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耕地数量的统计数据和耕地保护政策的颁布、实施为基础,借助经济计量学理论以及Eviewes 5.1软件,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1)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机制在制约着变量的运动,使二者之间短期内的偏离不会太远,长期则会走向均衡;(2)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耕地数量变化是耕地保护政策的Granger原因,而耕地保护政策不是耕地数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3)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表明,耕地数量变化对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为持续的促进作用,且作用程度随着滞后期的加大而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具有较强的惯性,主要受其自身以前水平的影响,因此耕地保护政策对耕地保护的促进作用不太显著.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因此,应制订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强化耕地保护政策理论研究,加大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力度,这是解决耕地过快减少问题的重要途径.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关系的计量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非农用地增加且耕地缺乏有效保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大障碍。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利用江苏省1999~2014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江苏省耕地非农化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耕地非农化的单向Granger成因,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非农化存在协整关系且互为因果。应正确地认识与积极地看待耕地非农化问题,加强耕地保护,集约利用土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土地利用经济生态位模型、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评价方法,结合浙江省1996--2005年的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数据.研究该区域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浙江省非农用地对农用地的捕获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土地利用整体上朝利用强度增大、广度增加的方向发展,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浙江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分别与土地利用生态位差值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相关度最高;(3)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控制非农用地的外延扩展,增加农地转用的生态补偿,减小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差值能有效抑制农地的快速减少,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贵州省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影响实证研究

根据贵州省1978～2007年的统计资料,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耕地资源之间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①贵州耕地数量与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及GDP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及GDP是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②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及GDP增长是其耕地减少的重要驱动力,尤其与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走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关键在于控制人口数量,并采取多样化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强耕地质量保护,集约利用土地以提高耕地的经济产出能力。     

基于GIS的耕地质量等别评价——以宜昌市夷陵区为例

耕地质量评价既是全面掌握耕地质量状况,使耕地由数量管理转变为数量、质量以及生态管理,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基础,也是当前研究耕地质量变化,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为了保持耕地质量等级成果的现势性及了解耕地质量的发展趋势,以宜昌市夷陵区为例,在GIS的支持下对耕地等级质量成果更新工作进行研究,进而了解区域耕地质量等别变化及其空间分布情况,掌握年度内耕地现状变化及耕地质量建设引起的耕地质量等别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本次夷陵区更新评价后的国家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的等别分布与上一轮成果基本保持一致,保证了更新评价成果的连续性,同时耕地总面积呈增长趋势,耕地质量也有一定的提升,主要归因于地区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     

湖北省耕地变化的驱动力研究

基于湖北省1995～2008年14年间的耕地及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北省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得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政策因素是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素。     

湘潭市耕地面积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统计资料对湖南省湘潭市2000—2007年耕地面积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认为湘潭市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主要有农业人口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能力3大类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利用土地的相关建议。     

GIS支持下的湖北省江陵县耕地质量评价及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

湖北省江睦县是江汉平原上的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对于湖北省的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的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耕地数量减少和耕地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着全县粮食生产的安全基础。文章结合湖北省荆州市耕地质量评价工作,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作为研究工具,在查清江陵县耕地资源质量、数量及其分布的基础上,科学分析耕地对确保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江陵县耕地地力可分为1、2、3、4等,其所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3．46％,52,10％,21．14％,3．30％。其中大部分耕地地力处于中上等,说明该地区耕地质量总体水平比较高,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基础。     

阿勒泰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通过对1995～2009年阿勒泰市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的探究,分析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因子,为合理利用、因地制宜管理耕地资源提供依据.[方法]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阿勒泰市近15年耕地数量呈波动变化态势,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因素.[结论]综合分析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工业建设投资、农业建设投资、农业总产值以及城市化水平是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