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构建

科学合理有效的指标体系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关键。借鉴内外生变量的基本内涵,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特征,提出了基于微观个体的内生性指标和基于中观城市环境和宏观国家政策的外生性指标共同构成的测量指标体系,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对广州市292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实地调研,以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来广州务工年限、住房满意度以及与本地人接触情况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显著性影响(P<0.05).性别、年龄、有无家庭成员随迁、个人收入水平、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活动频率和是否感受到本地居民歧视等对农民工市民化没有显著性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丹阳市为例

以江苏省丹阳市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方面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是否失业、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在城市务工时间和在城市居住时间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讨——以宅基地集约利用为视角

伴随着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市民化意愿强烈,这与他们自身的特征是紧密相连的,也与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完成现代化需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转变及产业转移有关。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镇,导致宅基地闲置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户籍限制、国家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等因素外,土地自身的功能及现行的土地政策也是主要因素。通过制度设计、法律保障及退出机制设计,尝试盘活农村宅基地,进入市场交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烟台市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基于烟台市内收集的35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再逐步加入个体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分析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随迁变量,经济因素中的月工资收入、合同变量以及社会因素中的城市生活时间、住房现状、文娱活动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为例

基于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两总体均值检验,从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其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等消费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对文教娱乐消费比重存在显著影响,市民化意愿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消费方式也越接近城市居民。上述结论将为管理层制定对策提供相关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简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不仅同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利益紧密相连,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本文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居住问题以及他们的自身素质这五个方面出发,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难以回避的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结构化特征与对策

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视角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来自于制度障碍、人力资本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就是要在当前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整合各类配置性资源,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期通过各种要素的相互结合和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理性审视

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及其特征,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贵州省毕节市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分析在毕节市城镇化背景下的市民化进程,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有73.27%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只有少部分农民工能适应城市生活。婚姻、留城时间、文化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较为显著。     

农村城镇化研究述评

农村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在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引导和生活高预期推力的共同作用下的就地转移过程,是实现城市化的过渡阶段.本文从这一定义出发,总结了农村城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进展,并在进行相关评价的基础上,指出了现有研究在市场主体、农民、政府、制度等要素相互结合方面存在的不足.     

新型城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

探究新型城镇化如何影响乡村经济发展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运用2004—2017年新疆15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在详细梳理城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模型、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城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2004年到2017年新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从0.341上升到0.610,乡村经济发展综合得分从0.343上升到0.516,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北疆地区乡村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优于南疆地区,且南北疆的差距呈拉大趋势。总体来说,城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北疆地区城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南疆地区。新疆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提升农地集约化利用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系统规划,坚持两大战略协调驱动,积极构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体制机制等对策建议。     

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保护问题探析

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都面临失传的危险。本文分析了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文化保护的困境以及传统文化保护与农民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文化保护的对策。     

乡村城镇化新模式:基于陈家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在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过去几年吉林省实施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由此带来的乡村地区聚落,产业,土地等要素的变化对乡村发展和乡村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近年来吉林省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实际,通过陈家店村典型案例剖析,分析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过程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陈家店村通过合村并居,发展农村合作社,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三个过程实现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陈家店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自下而上模式的典型代表,以村委会为主要驱动力,通过整合村庄、土地、人口、产业等区域空间资源要素,积极带动村民就业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陈家店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现了农业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的重组和优化,是介于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城镇雏形。陈家店村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还有待解决的问题:土地流转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乡村邻里关系的保持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不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带来的一些列问题。     

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研究

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旅游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陕西5市的调查

基于对陕西省西安、咸阳、渭南、宝鸡、汉中5市的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利用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状况、职业发展、社会关系、基本权利和心理认同等6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了各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探讨了不同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市在农民工综合市民化程度和各维度的市民化程度上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汉中农民工市民化综合程度最高为48.09%,西安最低为40.59%;各维度市民化程度中,基本权利市民化程度差异最大,5市极差为25.55%,居住条件市民化程度差异最小,但5市极差也达10.49%。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水平、地区收入水平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但各影响因素对市民化程度的不同维度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协调推进。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以昆山市为例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昆山市作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和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之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92.39%,并进入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但也存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质量不高、主体"错位"、"争地"矛盾突出、社会资本"下乡"目标"不纯"等问题和挑战。要结合昆山市实际,探索具有昆山特色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道路,加快机制创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以现代产业体系支撑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与农业发展格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用地保障机制、多元化投入机制,尽快建立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实施机制。     

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建立一个科学适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是预防和化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行风险的关键。在遵循全面性、准确性、科学性、重要性和灵敏性原则基础上,创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从内部风险因素和外部风险因素两方面来考虑。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将河北省新型金融机构面临的内部风险因素和外部风险因素的多层次指标赋予权重,并对各风险指标的风险程度进行排序,进而得出了河北省新型金融机构风险评级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河北省新型金融机构运行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对策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必需要有金融支持,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政策性金融支农有限、商业性金融支农的主导地位弱化、信用社支农举步维艰、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引导等问题,在分析了上述问题后指出,实现合作金融、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金融4大金融“支柱”对新农村建设不同层次资金需要的网络覆盖,是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乡村城镇化:农村市场开拓的新视角

在对农村市场开拓难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城镇化在实现人口集中、构建农村发展城乡市场对接及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