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农会信用合作治理成效分析——基于剩余控制权的理论解释

本文从治理机制设计的角度,运用经典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解释了中国台湾农会内部开展信用合作的成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台湾农会信用合作运行良好,其在行政层面建立相应的保障支持体系和监管体系来控制风险,内部基层农协信用合作通过社员的资格认定及权利确定、会员大会民主治理、完善具体的治理设计保证了全面有效的风险防控。基于剩余控制权的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台湾农会信用合作内外部治理实现了投入与剩余控制权、索取权的匹配,实现了信用合作的稳健运行及绩效提升。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对当前中国大陆发展"三位一体"的信用合作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近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教化

农会作为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组织，积极致力于解决乡村问题，促进乡村发展。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实施乡村教育、改善乡村道德状况是其重要内容。随着社会各界对农会开展教育活动的倡导，农会一方面开始积极建设乡村学校、图书馆等教育场所，并根据农民的作息时间合理安排课时；另一方面从乡村道德建设着手，旨在改善令人堪忧的乡村道德状况。农会的乡村教育活动、道德建设活动的开展，有效地实施了乡村教化，弥补了官方教育的不足，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     

台湾农会

农会是台湾是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     

清末农会的社会影响

清末农会从倡导至组建历经多年,对中国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农会组织的引入开启了国人解决农业问题的现代思路。在现代民主思想的传播与制度安排、农民维权意识及国家观念的增强等方面具有重要启蒙作用。农会的组织活动带来了新的农业思想及耕作方式。农会为传统乡绅权力提供了新的载体,缓解了社会变革给清政府带来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清政府的统治。     

论台湾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台湾光复后，农会信用部积极参与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为农民提供快捷便利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台湾加入WTO后，面对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冲击，农会信用部顺应当局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和农民实际需求，不断提高自身经营效率和质量，逐步完善金融预警机制和金融管制制度，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和内部管理，为台湾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推动台湾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清末民初农会组织的流变

为了厘清近代中国农会的发展脉络,在阅读整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农会组织、功能及与官方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民初官权的加重,使农会组织发展发生了收缩与变向.农会成为政府农政机关的辅助部门和乡绅权势的新载体,与设立农会的初衷背道而驰,最终导致农会组织沦落为官绅结合、控制农村的新手段.     

农民组织与农民权益保护——基于台湾农会的分析

不断提高和完善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趋势,但我国的农民组织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农会是台湾农村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历经百年,至今不衰。本文基于台湾农会的角度,对农民组织的内涵、作用、运行机制等展开分析,并在文末提出若干可行性建议。     

搭建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桥梁——访法国农会联合会常委大会行动部主任科尔多尼埃先生

法国的农业行会成立于1924年，其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会员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行会中没有农业和发展公司(SUAD)、省级畜牧组织(EDE)、土地管理部门和职业培训机构。农业行会的常务大会APCA是国家的特定对话人。     

台湾省农会简介

台湾省农会简介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王培志近４０年来，台湾省农业由传统的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向多元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中，台湾的农会组织对台湾省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农会的宗旨和产生台湾农会历史悠久，早在１９００...     

台湾的农业发展道路对我们的启示

2005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走什么样的道路,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而台湾五十多年的农会实践,已经成功地把台湾地区的传统农业带入到了现代化农业生产范畴中,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