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实施效应——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有助于保护草原生态,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转型,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对牧民生计、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未来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立政策评估反馈机制,不断提高生态奖补标准,完善奖补资金发放办法,着力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力求实现奖补手段的多样化,不断提高政策的法制化、系统化水平。     

兽医布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新疆少数民族自治县案例分析

1 调研背景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的定义为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瘠”。由于兽医与病畜的接触机会多，而且没有防护设施或防护措施简陋，因此兽医是感染人畜共患病的高危人群，一些人畜共患病成为兽医的职业病。     

早期断奶仔猪的能量、蛋白和赖氨酸需要量研究

用72头3周龄断奶仔猪探讨5.5-12公斤仔猪日粮的蛋白质和赖氨酸的适宜水平;用30头猪做消化代谢试验,探讨仔猪对各种营养成分公的消化率。结果表明:赖氨酸和蛋白水平对仔猪日增重有显著的影响,而对氮沉积、赖氨酸消化率及干物质消化率无显著影响。采食含19％粗蛋白、1.08％赖氨酸日粮仔猪的全期日增重较高(272克)。在此增重水平下,每日需1860千卡消化能,100.7克粗蛋白和5.88克赖氨酸。     

关于我国农业推广发展趋势的若干评价

本文对我国农业推广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农业推广将逐渐向综合化、多元化、用户化及民营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就上述四大趋势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社会网络与农村社区技术创新的扩散效率——来自一个村庄的观察

本文采用发展研究方法对农村社区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研究。每年我国有很多的技术创新都会因为推广不开而束之高阁,其中,信息流的中断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技术创新借助社会网络中个体互动可以得到很好的传播和扩散,同时也可反向淘汰不符合实际的技术。技术创新又可以为社区,为农户创建新的社会网络,完善已有的社会网络,促使农户将社会资本迅速转化为金融资本。同时,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社会网络经历着反复塑形与被塑形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规范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创新的应用。     

农民工社会网络研究的3种范式：一个反思性的文献综述

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农民工社会网络研究成果的综述,总结出农民工社会网络研究的三种传统,即结构制约研究传统、个体利用和再建构研究传统和面向实践的研究传统。前两种传统虽然对立却都是源于结构与个体的二元划分范式,关注静态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第三种传统与他们完全不同,面向运行实践的研究传统通过对农民工社会网络实际运作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把农民工社会网络视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生产的动态的流动的社会事实,联系实践的微观本土环境,在描述过程的基础上解释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运行逻辑。本文认为,农民工社会网络以及整个农民工社会现象是一个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极具实践感的动态的社会事实。与前两种研究传统比较,第三种研究传统显然适合对这一对象的研究也更有希望提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产业链视角下多利益主体参与的动物疫病防控机制研究

近年来,气候变化、生态失衡等环境因素以及人类活动造成了畜禽疫病的大规模暴发,诱发的人畜共患病也对公共卫生和安全敲响了警钟。随着农业产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旦有疫病,特别是传染性强的流行病暴发,将会冲击整个畜牧产业链。本文通过对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分析,以及对畜牧业生产、管理部门的研究,了解了目前动物疫病防控方面的现状。进一步分析了动物疫病防控机制中多利益主体的博弈和风险选择策略,以此来探索疫病防控机制的建设。     

牲畜健康服务体系的问题及对策

<正>牲畜疫病给养殖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它不仅影响畜禽生产及其产品的销售,阻碍畜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还间接影响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目前,全世界已经证实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和寄生性动物病有200多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89种,已知在     

3周龄与6周龄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比较

选9窝约长北3元杂交仔猪(116头)随机分成3组、第1、2组3周龄断奶,分别饲喂试验日粮和代乳料日粮。第3组6周龄断奶作为对照。6周龄到20公斤体重阶段饲喂同一营养水平的仔猪料,以比较3者的生产性能。试验结果表明:21—42日龄阶段,由于断奶应激,试验组日增重(ADG)明显低于对照组。42日龄以后至达20公斤体重阶段试验组的日增 重与对照组和代乳料组已无明显差异。早期断奶仔猪在度过断奶应激后,有补偿生长反应。     

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居住模式选择

已有研究都是基于对农民工居住状况的数量调查进行统计学意义的表述和分析。农民工被视作没有历史的、以一种抽象化面目出现的概念。这种研究忽略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实践过程,包括劳动、食宿和社交生活等。而且,在农民工世界中至关重要的社会网络也在农民工居住模式的研究中被忽略了。本文的理论方向正是社会网络的视角,从抽象到具体的、基于实践过程分析的“面向劳动实践的农民工研究”,通过把农民工的个体面目还原出来,把他们的劳动过程作为分析解释的中心。采用深度个案的研究策略,通过对一个农民工装修队在一年时间内的三个不同居住地的研究,解释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选择逻辑。提出“工队共居”这一装修业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并分析出这种居住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工队的社会网络决定的。工队社会网络所具有的封闭性、二重性、工人强势和亲友关系导向等这些特点决定了“工队共居”这种居住模式。工队网络的封闭性使工人的居住模式选择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工队网络的二重性,即亲友网络和组织网络的重合使工长倾向于和工人们同住;工队网络中的工人强势使工长提供住宿成为了可能;工队网络的亲友关系导向而非工作关系使工人们的居住乃至生活模式具有“扩大家庭的形式”。另外,工队工人个人的社会网络结构,即单身或与妻子、子女分居也成为工人居住模式选择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