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权可拓决策模型的区域粮食安全预警

定量评价区域粮食安全及客观的预警指标权重选取对于区域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该文考虑影响粮食供给和需求等因素构建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结合熵权和可拓学理论,建立基于熵权可拓决策模型的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模型,并对安徽省近11a(2000-2010年)的粮食安全进行预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粮食安全状况可以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重警阶段(2000-2004年)、中警阶段(2005-2006年)和安全阶段(2007-2010年);粮食安全预警安全度变化与单项预警指标值波动基本一致,综合安全度逐渐提高。该文建立的粮食安全预警模型能够提高区域粮食安全预警能力、定量评价粮食安全状态并有效预警,为实施粮食安全过程监管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     

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为了探究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促进两者协调发展,以安徽省为例,首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分别评价安徽省2000—2017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绩效水平,研判两者的绩效水平及其子系统变化趋势;然后,运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基于耦合作用系数的取值变化,探讨不同情形下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及变化趋势;最后,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000—2017年,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均呈逐年上升态势,稳中趋好。2000—2017年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绩效水平从0. 053 6增至0. 958 7,年均增长18. 49%;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从0. 271 5增至0. 8180,年均增长6. 70%。从土地集约利用各子系统来看,经济绩效子系统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贡献最大,生态绩效子系统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贡献最小,权重分别为0. 352 6和0. 130 8;从城镇化各子系统来看,经济城镇化子系统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最大,生态城镇化子系统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最小,权重分别为0. 416 0和0. 137 7。在不同耦合作用系数取值情形下,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变化趋势除2005年和2012年略有不同外,其余16年两者协调发展变化趋势和协调类型完全相同,说明耦合作用系数对两者协调发展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2000—2017年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呈逐年增长态势。从各子系统障碍度来看,土地集约利用经济子系统对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年均障碍度为16. 48%;生态城镇化子系统对两者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小,年均障碍度为6. 60%。从各指标障碍度来看,2011年及以前,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包括人民生活水平、地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 2012年及以后,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包括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城镇人口密度。从各年份前5位障碍因子变化来看,各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13年)以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为主,第2阶段(2014—2017年)以城镇化的影响为主。本研究为研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及诊断障碍因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可为促进安徽省及同类省域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中国粮食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为探究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系统及其子系统安全水平,识别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障碍因子,基于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流通安全5个子系统,建立中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就中国粮食安全(2000—2020年)进行评价和障碍因子诊断。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安全总体水平可以分为缓慢下降、较快上升、快速发展和迅速提升四个阶段;2)从5个子系统来看,数量安全和资源安全子系统水平呈较快上升态势,质量安全子系统水平呈先较快下降而后缓慢上升态势,生态安全和流通安全子系统水平基本稳定且呈缓慢上升态势;3)从障碍因子诊断来看,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障碍因子已从数量安全和资源安全等供给性因素,向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可持续性因素过渡。中国应从建立国家粮食安全新观念、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增强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粮食流通体系4个方面综合施策。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区域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定量评估土地利用绩效并诊断其障碍因子,是提高区域土地利用绩效水平的有效途径。该文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管理绩效4个子系统,建立区域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安徽省近15 a(2000—2014年)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障碍因子诊断,并基于评价结果,运用GM(1,1)模型对安徽省未来5 a(2015—2019年)土地利用子系统绩效变化态势进行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土地利用综合绩效经历了较差—中级—良好—优质的发展过程,结合土地利用绩效的年均增长速度,可以分为绩效较差但高速增长(2000—2004年)、绩效中级但较快增长(2005—2009年)、绩效良好但低速增长(2010—2011年)和绩效优质且快速增长(2008—2014年)4个发展阶段。4个子系统绩效水平基本逐年提升,但变化趋势存在差异,经济绩效和管理绩效呈线性增长态势,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呈波动起伏变化的上升趋势;未来5 a,经济绩效子系统年均增长速度最快,社会绩效和管理绩效子系统次之,生态绩效子系统增速最慢。经济绩效子系统障碍度最大,其后依次是社会、生态和管理绩效子系统;2000—2008年,建成区工业增加值等3个指标一直稳居前3位,人民生活水平和地均就业人数轮流出现在第4或第5位;2009—2012年,前3位障碍因子发生较大变化,地均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成为阻碍土地利用绩效的主要因子;2013—2014年,前5位障碍因子变化较大,社会绩效成为制约土地利用绩效的主要子系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探索节约化、集约化、高效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模式是提升安徽省土地利用绩效的重要出路;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管理绩效在未来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安徽省在提高土地利用经济绩效的同时,应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友好和谐发展,更加注重土地利用社会绩效、管理绩效特别是生态绩效的提升。该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可以为促进区域土地利用绩效提升提供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