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作改种的动力研究——以黔东南“糯改籼”为例

粮食作物大规模改种的发生有其动力机制,黔东南的“糯改籼”就由政策实施、农技推广、人口增长、农民外流、商业开发和环境变化等6大动力联合推动。通过对动力格局的分析,解释了“糯改籼”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维度列举了实施改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因地制宜、自愿参与、永续发展等3个原则作为建议,为民族地区更好地制定粮作改种政策提供参考。     

夏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措施

前言:玉米中后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穗期(拔节至开花)和花粒期(开花至成熟),其中穗期一般经历25-30天,花粒期经历50天左右。这两个阶段是玉米种植者田间管理的重要阶段,不可轻易忽视。为了加强夏玉米中后期的田间管理,本文主要从玉米穗期管理、玉米花粒期管理、灾害预防措施以及适时收获等四方面对其管理措施进行论述,以供参考。一、玉米穗期管理玉米穗期主要是从拔节到抽雄这个过程,经历一个月左右。这一阶段是由营养生长向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     

从“稻田养鸭”到“稻鸭共生”:民国以来“稻田养鸭”技术的过渡与转型——以广东地区为中心

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是"稻田养鸭"传统技术阶段向现代技术阶段的过渡转型时期。民国时期,一套简单可行的"稻田养鸭"技术体系基本完成。后因工业化农业的兴起,化肥和农药等化学物品进入农田,"稻田养鸭"技术因不能满足人们高产高效的生产要求而倍受冷落,发展处于停滞阶段。在现代农业自我审视和观念转换的浪潮中,传统农业中的"稻田养鸭"技术重新获得人们关注。"稻田养鸭"技术从传统阶段进入现代阶段;"稻田养鸭"从简单的"稻田放鸭"转化成为系统的"稻鸭共生";"稻鸭共生"技术使传统的"稻田养鸭"技术在现代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论“糯改籼”政策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多重影响

西南地区推行"糯改籼"并非单纯的农业技术问题,它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社会等层面的连锁反应。该文以独特的文化人类学视角展开分析,研究了栽植不同作物品种的习惯与不同民族文化存在的对应关系,揭示了推广籼杂稻后带来的社会风险和文化变迁,试图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该项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农业科技的管理进行反思。     

从“稻田放鸭”到“稻田养鸭”:明清时期“稻田养鸭”技术与特点——以广东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期,"稻田养鸭"就作为一种有效的生物防治技术,运用到稻田管理上,以防治蟛蜞、蝗虫等稼害。特别是珠三角沙田地区多蟛蜞,蝗虫一类的稻田虫害,"稻田养鸭"很早就成为当地较为普遍的种养结合模式。明万历年间,陈经纶首次尝试用鸭子灭蝗虫大获成功。随后,其五世孙陈九振依先法将养鸭治蝗运用到稻田管理上。"稻田养鸭"在南方水田地区十分适用并逐渐流行,人们将水稻种植与鸭子养殖结合起来,形成"鸭埠之制"。"稻田养鸭"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广东沙田地区发展起来,对当时养殖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明清时期是"稻田养鸭"的传统技术阶段,以稻田放鸭为具体表现形式,主要充当补充鸭粮与生物防治的角色,在广东广袤的沙田地区普遍实践。     

论黔东南侗乡稻作文化遗产的文化结构及其价值功能

通过人类学的文化结构视角,抓住糯稻这个核心,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次梳理黔东南地区的传统稻作文化,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贵州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更系统地挖掘蕴含其中的民族文化功能,并揭示在当下社会变迁中保护和传承该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西南少数民族的禾剪

关于西南民族地区特色农具“禾剪”,学界对其源流、分布、形制、材料及工艺已有较多论述。本文则梳理了当地禾剪的各种具体用途,强调了禾剪与传统糯稻栽培之间的紧密联系,再将其置于整个民族稻作文化体系中去研究,并进一步揭示稻作文化中的族际差异,包括汉族粘稻(非糯稻)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糯稻文化之间成系统的分化。总的来说,禾剪是高度适应于西南地区自然环境特点、作物性状特点和民族文化特点的收割工具,当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信息、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