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的村庄发展潜力评价及村庄分类

村庄是促进城乡发展的重要单元，厘清村庄发展潜力、合理划分村庄类型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本研究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基于多源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村庄发展潜力评价，并结合潜力评价结果、POI（兴趣点）数据核密度分析、引力模型划分村庄类型。结果表明：从化区村庄发展潜力整体上较好，但发展潜力分布不均衡，呈现西南强、东北弱的空间格局，形成以城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圈层结构；从化区村庄可划分为经济核心类村庄、集聚提升类村庄、相对稳定类村庄、规模控制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5类，数量占比分别为14.23%、12.69%、23.08%、25.38%、24.62%。研究表明，基于多源数据进行村庄发展潜力评价具有时效性和普适性，结合发展潜力、POI数据、村庄竞争力划分村庄类型，可为村庄发展规划精细化实施提供参考。     

“校政双主体培养”模式下创新村干部高职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构建一支专业化的村干部队伍尤为重要，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与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等政府部门联合采取“校政双主体培养”模式在京郊村干部中开展全日制高职高专学历培养。在招生办法、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实习实训、学生管理、教学团队、评价机制等方面均进行了创新实践，达到预期效果，得到各方认可。但仍需采取加强学生基础文化学习、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完善学分银行制度、实行分类教育、出台就业扶持政策等措施，解决学生基础差、工学矛盾、就业对口难等问题。     

中国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森林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宜居乡村的重要载体，开展相关研究对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7 586个森林乡村样本数据，采用非均衡指数、Moran''s I、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工具识别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主要影响因子对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结果发现：1） 中国森林乡村呈现出"东部密中部散西部疏"的空间分异特征，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与胡焕庸线、气温和地形所形成的地理格局具有空间一致性。2）森林乡村呈集聚分布模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热点区域范围北至沧州，南抵中山，西至商洛，东抵舟山（118°～126°E，24°～38°N）；极化现象突出，形成6个一级核心区和10个二级核心区。3） 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年均气温、城镇化率、平均海拔和地形起伏度是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单因子空间分异解释力差异明显，双因子交互解释力强于单因子作用，公路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和林业产值密度是交互解释力增强的关联主导因子。4）自然环境是影响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基础性因素，并呈现出显著的气温和地形指向特征；城镇化率和林业产值密度是重塑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动力，公路密度和乡村文化密度是其空间形态变化的引导力量，森林乡村空间格局是多因子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还发现，随着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和城镇化率的增加，森林乡村数量和密度总体上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5）将森林乡村划分为都市型、交通型、产业型、文化型和综合型5大类，其中，都市型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型、产业型和文化型森林乡村在不同区域形成集聚分布，单要素优势特征明显，而综合型森林乡村多要素作用相对均衡。未来，中国森林乡村建设与发展应根据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和差异化发展原则，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森林乡村增量扩展和存量更新，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恶化和传统文化衰败问题。同时，不断提升主导因子的驱动能力，发挥不同类型森林乡村的比较优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森林乡村全面振兴。     

雷州半岛滨海渔村旅游产品优化探讨

中越北部湾划界后,以北部湾渔业为生的雷州半岛地区63万渔业人口面临着转产转业问题,发展渔村旅游是解决这一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渔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雷州半岛渔村旅游优势明显,但目前发展滞后。通过实地调查,对渔村旅游产品优化的必要性和优化目标作全面分析,提出一系列优化途径。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