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区农户对林业生产技术需求及其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集体林区4县(市)16个村庄19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在对集体林区农户林业生产经营与技术需求状况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集体林区农户户均林地面积为1.6 hm2, 近5 a有超过1/3的农户参与造林, 但人均林业收入在居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例仅为8.2%。②林区农户林业生产技术来源以自身经验积累为主, 通过参加培训获得技术的比例仅为4.5%。同时, 对新品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需求程度较高, 分别为40.3%和31.3%。③林种结构、收入水平、培训经历、受教育程度等是影响林区农户林业生产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著者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表7参15     

亚太地区国际示范林区域项目启动会议召开

由ＦＡＯ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与ＣＡＦ (中国林科院 )共同组织 ,日本政府资助的“帮助亚太地区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林区域项目启动会” ,于 2 0 0 0年 5月 2 1日至 5月 2 6日在浙江临安召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ＦＡＯ、ＩＭＦＮＳ (加拿大国际示范林网络秘书处 )、ＣＩＦＯＲ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ＩＮＢＡＲ (国际竹滕组织 )、中国、泰国、菲律宾、缅甸、日本等国际组织和政府代表 60多人参加。作为国际示范林网络 ,中国临安项目核心伙伴 ,浙江林学院副院长周国模教授 ,经济管理系副主任沈月琴副教授 ,李兰英、吴伟光老师出席了此…     

加强专业市场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临安市高虹镇竹笋专业市场建设

介绍了临安市高虹镇竹笋专业市场建设的历史，分析了市场建设的效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建设市场的对策。     

服务型专业组织的服务功能及其效果分析

以浙江省临安市服务型专业组织(临安竹笋加工企业协会)为研究对象,在简要介绍协会成立背景和基本概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协会的信息交流、市场拓展和沟通协调三大功能,及其对促进行业发展,增强企业市场拓展能力,提高产品档次,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等方面的作用;指出了它与规范专业合作组织相比仍存在的缺陷,即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约束手段,服务功能单一,外部宏观环境欠佳,政策扶持不力,政府干预过多等;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表1参5     

碳汇目标下农户森林经营最优决策及碳汇供给能力——基于浙江和江西两省调查

增加森林碳汇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基于浙江和江西两省农户调研数据,以杉木为案例树种,引用生长模型、修正的Faustmann模型碳密度和价格数据,对单一和碳汇木材复合经营目标下的杉木最佳轮伐期和林地期望值进行比较研究,并模拟了不同碳价格和利率水平下的变化,同时绘制了农户的碳汇供给曲线.可以发现,在碳汇林经营模式下,基于目前的杉木市场价格远高于碳价格的现实,农户的经营采伐决策并不会发生明显改变,从而导致在大范围的碳价格变动下碳汇的供给也没有显著增加,这也说明木材收益和碳收益的两个不同经营目标是协调的.同时,基于碳汇经营模式下的杉木林地期望值增长迅速,碳汇林地潜在投资价值巨大,也意味着森林碳汇对于土地利用改变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林业CCER碳汇项目风险评估模型与应用——以安吉竹林经营碳汇项目为例

随着国内碳市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林业CCER碳汇项目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也面临较大的风险。文中构建了基于模糊集理论的林业CCER项目风险评估模型,并以安吉竹林经营碳汇项目为例,对其进行实证评估。结果表明,林业CCER项目风险较高,主要风险来源为市场风险与政策风险。从风险影响当量来看,劳动力价格上涨、碳价格波动和林业碳汇市场准入对项目的影响程度最高,碳汇项目市场竞争、项目监测成本波动、森林火灾等对项目发展也有较大影响;其他自然灾害、投资主体退出项目、项目设计成本波动、经营者未按技术规程操作等风险因子影响相对较小。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项目开发指导意见,降低项目开发的政策风险;有效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以应对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市场风险。     

组织化程度、风险规避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及其差异——基于夏普里值过程的回归方程分解

本文以浙江省临安1 378个农户为样本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组织化程度、风险规避等因素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并基于夏普里值过程的回归分解方法,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组织化程度和风险规避是影响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与未参加农业经营组织的农户相比,参加了"公司+农户"、农民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大,土地规模分别扩大了71.29%、72.13%和79.25%;与未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相比,购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显著增加,分别增加了1.38和1.40倍;组织化程度和风险规避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22.74%和39.97%。此外,研究还发现,是否获得贷款、是否机械化种植,以及参加农技培训人数、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会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土地经营规模差异,其贡献率分别为:6.89%、6.85%、3.65%和1.44%。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对策建议。     

影响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主要因素分析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是决定自然保护区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浙江与陕西2省8个自然保护区周边24个社区,192个农户生计状况的实地调查数据,在对保护区管理和农户生计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Ologit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保护区管理、农户生计状况对农户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对周边社区提供就业帮助和建立针对社区的补偿机制,有助于提高周边农户支持意愿,但目前的社区共管和旅游开发等对周边社区农户支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在当前周边社区农户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以薪柴为主的情况下,农户能源消费水平越高对自然保护区发展支持程度越低;农户收入水平对支持态度的影响与预期判断相悖,但实际作用有限。建议进一步完善社区共管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共管模式的效果;建立多元长效补偿渠道,改善农户生计方式,降低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的直接依赖。表6参16     

澳大利亚林业概况及其启示

澳大利亚有着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林业在其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在生态环境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多元化的林业目标定位、完善的林业政策法律体系及严格的林业管理措施,为澳大利亚林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其林业政策和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林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制度创新和森林生态旅游价值的实现

森林具有巨大的生态外部性，市场调节将出现失灵，应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一传统观点忽视了政府干预的成本和能力问题，以浙江省临安市临目乡发展生态旅游为例，在对临目乡生态旅游兴起的背景，条件和效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具备一定条件时，经适当的制度创新，开发生态旅游，可以部分实现森林生态价值，即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森林外部性问题，参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