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绿地规划发展方向初探--以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2013-2020）为例

对最新版本的《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2013-2020)进行分析与研究，综合相关规划文件，对南京市近几年绿地规划、建设内容进行回顾与评价，总结南京市在绿地规划方面的可取与不足之处。对南京城市的历史沿革、山水格局、绿地现状、自身定位、发展趋势进行思考，结合国内政策、国外理念等因素统筹地对南京未来的绿地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与研究，包括绿地宏观布局层面、中观联系层面、微观建设层面3方面。     

绿道在城镇密集区的应用

在分析绿道理论作为线性廊道重组自然空间的基础上,以金堂公园东区为例,提出3种类型绿道的设计途径和方法,包括边缘区绿道、自行车骑游道及游步道,使金堂公园东区形成完善的绿道网络系统.绿道的交通组织、生态、文化、科普、健身、游憩等功能均得到相应体现.     

厦门市忠仑公园药用植物园规划设计初步探析

随着景观改造的多样性,药用植物园也成为城市园林营造景观的一种方式。厦门市忠仑公园集科普、教育、观赏功能为一体,药用植物园区景观改造以人为本,以科普教育为宗旨,在保证药用植物景观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塑造优美的景观,既能弘扬中华民族药用文化知识,又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互动学习科普知识、修养身心的场所。     

合肥市高校城市森林树冠覆盖分析

以合肥市二环内、大学城和职教城3个典型区域的15所建设于不同年代的高校为研究对象,应用Arc GIS判读2018年卫星遥感影像,统计分析高校林木树冠覆盖特征。结果表明:①15所高校现实树冠覆盖面积283.25 hm~2,整体树冠覆盖率29.67%;各高校现实树冠覆盖率在11.90%～43.89%间变化,潜在树冠覆盖率在1.73%～30.00%间变化。②超过2/3的高校树冠覆盖率处在高覆盖度或极高覆盖度。③早期建设的高校现实树冠覆盖率整体上高于后期建设的,二环内高校(38.69%)最高;而在树冠覆盖潜力增长方面正好相反,职教城高校潜在树冠覆盖率(19.02%)最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合肥市高校城市森林未来整体树冠覆盖率可提高至40.14%,不同年代区域高校树冠覆盖差异主要受时间跨度对树木的影响和高校绿化建设思路的影响。     

基于LEED-ND认证的绿色社区开发策略分析--以上海城市最佳实践区为例

指出了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绿色社区开发已成为广泛关注的议题。以上海城市最佳实践区为例,通过对LEED-ND认证指标体系的分析,探讨了在LEED-ND认证体系驱动下,城市最佳实践区在场地规划、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利用等方面采取的开发策略和应用的绿色技术,以期为未来绿色社区的开发建设提供参考。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语言状况与城市融合——以合肥市调查为例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语码选择、家庭语言规划等语言问题与该群体的城市融合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合肥两所小学的调查发现，普通话在该群体语言使用和家庭语言规划中具有较高的取向度，而合肥话与该群体的城市融合之间具有更强相关性。语言取向度高的原因在于合肥言语社区中普通话社区的互动人口和设施建设更加完善，而合肥话与城市融合的相关性更强则体现了语言认同在城市融合中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提高城市方言取向度是促进城市融合的有效途径。     

基于USLE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区水土流失研究

[目的]研究2018年长株潭(长沙市—株州市—湘潭市)城市群生态绿心区最佳植被覆盖和水土流失状况,为区域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运用GIS和RS技术,以长株潭区域降雨、土壤、地形、土地利用等数据为基础,采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模型和USLE国际通用土壤流失方程为优选模型。[结果]长株潭绿心区总面积为52 287 hm~2,整体植被状况较好,高覆盖度(75%～100%)面积最大,占绿心区总面积一半以上,为26 598.40 hm~2;中低覆盖度(30%～40%)面积最小,占区域总面积的8.61%,为4 501.91 hm~2。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区总侵蚀(不含微度)面积为3 654.24 hm~2,占总面积的6.99%。湘潭市侵蚀比重最高,为8.51%,长沙市次之,为6.67%,株洲市侵蚀总比例最小,为5.68%。工程建设用地在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控制建设区的侵蚀面积分别为963.92,310.74,735.11 hm~2。[结论]受人为因素、城市建设、产业分布等影响,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区覆盖度空间呈现西部低,中东部高的格局,工程建设是造成绿心区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     

贵州省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的脱钩关系

[目的]研究贵州省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关系,以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利用贵州省2000—2017年城乡人口及建设用地数据,采用脱钩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城乡人地关系演化过程。[结果]贵州省城镇人口持续增加,乡村人口逐年减少;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大,城镇和乡村建设用地同向增长。2000—2008年,贵州省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关系为强负脱勾类型,乡村人口与乡村建设用地变化为强负脱钩类型,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变化为扩张负脱钩类型。农村人口减少伴随着建设用地增加,农村人地关系处于较不合理状态;城镇人口和建设用地二者均增长,但建设用地增幅快于人口增幅。[结论]贵州省应积极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提高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乡融合。     

西安气温日变化特征的城郊差异

为了研究城市化对西安气温日变化的影响,利用西安及其郊区站咸阳1961—2013年4次气温的观测资料,采用城郊对比法对西安和咸阳2个站气温的年、季节、6 h变温、昼夜温差的变化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城市化对西安气温日变化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1)西安市气温的变化无论哪个时次都高于咸阳且呈上升趋势,2时西安气温的上升幅度最显著,0.56℃/10 a,14时西安与咸阳气温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西安城市气温上升变化幅度从1990s中期开始明显增大,且城市季节变化趋势最明显的是春季,其次是冬季,夏季变化最小,咸阳气温变暖趋势明显滞后于西安5~8年;6 h气温变化温幅度最大的是早晨到中午这个时段,最小的是夜间到早晨。     

南京城市化对极端气温的影响

为了科学认识城市化对极端气温的影响,利用南京地区3个城区气象站和3个周边乡村站1961—2005年日最高、最低气温资料,对比分析城市站和乡村站17个极端气温指数的平均值和变化趋势,并定量估算极端气温变化趋势的城市化影响及贡献。结果表明:近45年南京地区暖事件均为增加趋势,而冷事件多为减少趋势,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的平均值和极值均为上升趋势。城市站与乡村站相比,暖事件更多,冷事件更少,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的平均值和极值更大。城市化对极端气温变化趋势的影响有两大特点:城市化加速了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速率,使得暖事件、平均值、极值的上升趋势和冷事件的下降趋势变得更大;基于最低气温的极端气温指数变化趋势比基于最高气温的极端气温指数受城市化影响更显著。城市化贡献表现为:暖事件大于冷事件,最低气温极值和平均值大于相应的最高气温极值和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