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背景与成效

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是自2011年起实施的草原地区资金规模最大、受益农牧户最多的惠民政策,是通过给予农牧民补助奖励,支持鼓励农牧民合理利用草原、加快发展草牧业,解决人草畜矛盾的关键措施。中央政府不断完善政策内容、加大扶持力度,并按照“四到省”和“五到户”的原则,由地方政府结合地域实际创新性地落实政策,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与补奖前的2011年相比,草原鲜草产量提高了9.07%,植被综合盖度从51.0%提高到55.3%;政策执行以来,牛出栏率提高了1.3%,羊出栏率提高了4.2%,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草食畜总量增加0.27亿头(只),实现了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经济目标;政策通过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了牧区人口转移,牧民对政策满意度高。当前,草原地区生产生态还不够协调平衡,人草畜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需要进一步完善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促进草原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     

吉林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工作会议召开

2013年1月7日,全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全面安排部署我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落实工作,确保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副省长王守臣到会并讲话。我省西部半农半牧区有10个县,草原面积2069.9万亩,这些草原既是西部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半农半牧区农牧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保障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祁连山北坡农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背景下,以祁连山北坡农牧户家庭收入为考察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探究农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1)祁连山北坡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农牧户在收入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收入来源不同,纯牧区农牧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畜牧收入和草原生态补贴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51.09%和30.69%,而半农半牧区农牧户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占比达51.17%;(2)户草地面积、自家畜牧时间占比、非农就业时间占比等因素对家庭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畜牧时间占比、非农就业时间占比分别提高1%时,家庭年纯收入分别提高2909.7元和2649.8元,户草地面积每增加1hm~2,家庭年纯收入增加6.7元;(3)处于纯牧区对家庭纯收入有显著影响;(4)各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牧户影响程度不同,畜牧时间占比、非农就业时间占比和草地面积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均匀,随着家庭收入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逐渐增高,表明上述影响因素对收入更高的家庭有更大的正向影响。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下农牧复合经营问题与对策

[目的] 分析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下农牧复合经营情况。[方法] 以内蒙古巴林右旗X村农牧复合经营户为对象,通过查阅文献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其基本特征、享受政策性补贴情况以及影响因素;使用利益最大化分析法分析农牧复合经营家庭收支情况;应用归纳推理分析法总结研究结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结果] 农牧户的家畜舍饲圈养时间较长,一般为4.5个月,成为农牧复合经营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虽然养殖规模大的农牧户租用他人草场和饲料生产基地,但大、中规模户的放牧密度明显高于该地区放牧密度标准,出现过度放牧的现象;中、小规模户的禁牧补贴基本弥补了禁牧期间增长的饲草料费用,但大规模户的禁牧补贴不足以弥补禁牧期间增长的饲草料费用,从而出现禁牧期间放牧的现象;大、中规模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而小规模户以政策性补贴为主的转移性收入接近家庭经营性收入,说明是以草原生态换来的规模经济效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修订放牧标准、借鉴“蹄腿理论”经验、推行“三变改革”制度、改变草原生态保护补奖资金发放方式等对策建议。[结论] 明晰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下农牧复合经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农牧复合经营户增收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精准、有效实施提供了参考。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我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已历经7年,实证分析该政策对牧户牧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第二期补奖政策和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基于草原补奖政策实施前后甘肃省牧区及半农半牧区7个县220户牧户的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总体上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半农半牧区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高于牧区;草原补奖政策并不是影响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唯一因素,除补奖政策外,牧户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从前期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可能性来看,牧区主要受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而半农半牧区主要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后期牧户扩大多少牧业生产规模来看,牧区牧户关注更多的是资金、牧业生产的风险保障和饲草储备,而半农半牧区牧户则侧重于收入来源、市场行情和饲草储备。最后建议重视荒漠化草原类型,综合牧户家庭特征,实施差异化补贴;切合牧户需求,提高牧户主体决策水平,实现牧业生产效益最大化。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我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已历经7年,实证分析该政策对牧户牧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第二期补奖政策和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基于草原补奖政策实施前后甘肃省牧区及半农半牧区7个县220户牧户的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总体上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半农半牧区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高于牧区;草原补奖政策并不是影响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唯一因素,除补奖政策外,牧户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从前期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可能性来看,牧区主要受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而半农半牧区主要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后期牧户扩大多少牧业生产规模来看,牧区牧户关注更多的是资金、牧业生产的风险保障和饲草储备,而半农半牧区牧户则侧重于收入来源、市场行情和饲草储备。最后建议重视荒漠化草原类型,综合牧户家庭特征,实施差异化补贴;切合牧户需求,提高牧户主体决策水平,实现牧业生产效益最大化。     

西藏草地畜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

本文分析并提出西藏草地畜牧业发展战略调整应:从传统的纯牧区逐步向半农半牧区和农区过渡,形成牧区繁育,农区、半农半牧区育肥,城镇加工的分布格局;开发东部林芝地区草地载畜潜力,稳定、提高中部拉萨市、山南地区草地畜牧业的生产经营水平,保护西部那曲与阿里地区草地,划定禁牧区,建设西部自然保护区;建植人工草地,实施退耕还草、农田种草,实现以草定畜;在青藏铁路沿线,选择低海拔城镇,建设牦牛肉、肥羔肉小包装、分割肉加工基地,以此带动东部、中部绿色牦牛肉、肥羔肉生产和季节草地畜牧业的发展;建设西部绒山羊基地和"一江两河"流域奶牛业;努力扩大边境畜产品贸易,提高畜产品商品率.     

塞北草原展新颜 牧民增收笑开花——内蒙古农牧民补奖政策见闻

正为保护草原生态,促进牧民增收,推动牧区更快更好发展,2011年起,国家在内蒙古自治区等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启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履行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牧民分别给予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同时安排绩效奖励资金,由地方政府统筹用于发展生态保护建设和草牧业发展。2019年,按照新的机构改革后的职能划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中用于对农牧民的补贴部分,包括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继续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落实,称为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补奖政策")。     

甘肃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生态效果评价——以甘肃省宁县为例

201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目前影响较大的草原保护项目。该项目对退化草原进行禁牧封育,并以财政资金向农牧户兑付禁牧补助。为了探索草原奖补项目实施的效果,本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为例,对其2011年和2016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情况做对比,调查该县项目实施前后草地植物群落特征变化,包括草地植物多样性、草原植被盖度、草群高度、草地生产力等指标;利用遥感数据,建立NDVI模型反演宁县草原生产力及盖度变化情况,对其政策实施效果做客观评价。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状况的影响分析

为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青藏高原县域草地植被状况的影响，本文以2006—2018年青藏高原主体省份青海西藏牧区68个县域的数据以及通过遥感技术获取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为基础，用NDVI值量化草地植被状况，应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同县之间社会经济因素、气候因素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状况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地植被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对草地状况好的县的影响大于草地状况差的县，对青海省的影响大于西藏自治区，对牧区县的影响大于半牧区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地保护是有效的，但有效性被其他社会经济和气候因素降低或中和。在未来有关草原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与市场和气候条件相关的其他因素可能的抵消作用。     

退耕还草对青海省农牧民家庭收入的影响

退耕还草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本研究以青海省以农业收入占主导的乐都县、牧业收入占主导的刚察县和农牧业收入兼有的尖扎县为研究区,从单个农牧民家庭的角度分析退耕还草政策与农牧民家庭收入的关系。结果表明:总体分析时,与未实施退耕还草的农牧户相比,退耕还草政策显著降低了农牧民家庭人均农业收入(P<0.05),增加了农牧民家庭人均其他收入(P<0.05),对家庭人均总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且家庭人均总收入在不同地点表现不一致;在已实施退耕还草政策的农牧户,家庭人均总收入随着补助金额的增加而呈现先降低而后增加的趋势;根据拟合曲线分析发现,当补助金额在0～348.98元时退耕户家庭人均总收入低于未退耕农牧户,这说明补助金额过低时不利于于农牧民维持生计。因此,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标准和措施。     

羌塘牧民对“退牧还草”工程的认知与响应

“退牧还草”工程对促进退化草地的生态恢复及改善牧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小型座谈相结合的方法,对藏北羌塘地区6县10乡(镇)的100户牧民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牧民对“退牧还草”工程的社会认知与政策响应。结果表明,大多数牧民认可并支持“退牧还草”工程,81%的牧民认为工程能有效促进草地恢复;依据草原保护奖励机制(试点)补偿标准,74%的牧民支持长期(10年以上)的生态补偿;考虑生态移民后的生计保障问题,52%的牧民不愿意移民到城镇。因此,有必要及时完善“退牧还草”工程及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并使其与生态移民工程相结合,以实现西藏羌塘牧区生态、社会与经济的共赢局面。     

永丰草地畜牧业生产系统分析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对甘肃省天祝藏自治县永丰草地的畜牧业生产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在保持现有牦牛、绵羊头数（年１８０６７头、羊２６９１２只，总载畜量１１７２４７羊单位）和人工草地（１３３ｈｍ＾２）时，仅调整畜群结构，可使纯收益增加２０％。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放牧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

青藏高原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大气、水源、土壤、草原、生物等保持着原生的洁净状态,是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理想之地,高寒草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和世代经营的基础。结合放牧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影响,从放牧生态系统的"结构—需求—供给"角度分析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可持续利用,探索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放牧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高寒牧区牧民对草地畜牧业生产现状判别及意愿的参与式调查——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抓西秀龙乡为例

高寒草地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及我国的生态安全有着重大意义,而合理采纳地区传统生态知识及公众建议对高寒草地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基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乡的实地调查,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收集、整理了该区的传统放牧方式、气候变化感知与本土应对策略,分析了该区草地管理决策和科学研究的公众参与现状。调查发现,该区牧民能够依据传统知识进行牧业生产生活并有效管护高寒草地资源,他们对近年来的气候变化及相应的草地生态问题有较直观感受,并采取了以传统生态知识为基础的应对措施,但目前该区牧民较少有机会参与草原管理决策及相关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建议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可持续管理中应充分吸纳牧民的本土知识,增强牧业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我国草牧业发展理论及科技支撑重点

2015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发展草牧业"。发展草牧业是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农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草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对草牧业的概念进行新的阐释,提出草牧业的概念是草业+草食畜牧业+相关延伸产业的"三合一"产业耦合关系,进一步从草业基础产业论、生态畜产品供需均衡理论、产业技术和产品质量升级刺激经济增长理论、产业融合和耦合理论、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等方面论述草牧业是融合多产业的新兴复合产业,其发展主要以生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同时针对我国草原区、半农半牧区及农区草牧业发展存在的不同瓶颈问题,提出了相关突破性关键技术和优化模式,阐明不同区域发展草牧业的科技支撑重点,为加快推进草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科技支撑。     

青藏高原毒草型退化草地治理技术研究进展

毒草型退化草地是青藏高原高寒草地退化的主要类型之一,毒草型退化草地的毒草丛生、蔓延及其危害已成为草地利用和畜牧业生产中面临的严峻问题,亦是退化草地治理和植被恢复中不容忽视的研究论题。物理、化学、生物防除是目前国内外主要的毒草治理技术。本文以青藏高原藏北棘豆型、祁连山狼毒型、川西北甘南黄帚橐吾型、青海湖海西醉马草型、三江源黑土滩次生毒草型这5类典型的毒草型退化草地为研究对象,综述了青藏高原毒草的基本情况及危害、毒草入侵及扩散机制、青藏高原毒草治理技术,集成了毒草型退化草地恢复技术,以期使毒草的生态地位和经济价值被重视,为青藏高原生态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Legumes in Chinese Natural Grasslands: Species,Biomass, and Distribution

The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legumes affect the economic value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f natural grasslands. We collected data on species richness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of legumes and their percentages of the total community at 78 field sites in Chinese natural grassland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lpine steppe and alpine meadow) and in Inner Mongolia (meadow steppe, typical steppe, and desert steppe), and analyz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se attributes with community, climate, and soil factors. At least one legume species occurred in 89.7% of the sites studied; the genera Astragalus, Oxytropis, and Medicago were dominant among the 12 legume genera recorded. Generally, within 1 m² of grassland, only one legume species was present with an aboveground biomass of 1.1 g; this accounted for 9.1% of community species richness and 1.7% of total aboveground biomass. In comparison with many other types of grassland around the world, both the legume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its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were low in Chinese grasslands, especially in Inner Mongolia. The low biomass of legumes in grassland might be attributable to the low growing-season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ile in Inner Mongolia, low precipitation combined with high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may be the main reason. Although legumes in Chinese grasslands have substantial potential for nitrogen fixation and contain a variety of forage species, their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 has been limited by their low biomass. Suggestions to enhance legume biomass in Chinese grasslands are provided.     

青藏高原退化草地的恢复潜势研究

近年来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整体上呈现改善的状态,但仍有部分草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对青藏高原草地现状及恢复潜势进行评估对于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9年气象数据与MODIS遥感影像,选用CASA模型和Thornthwaite Memorial模型分别计算了青藏高原现实净初级生产力（actual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和潜在净初级生产力（potential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PNPP）,并以其差值评估草地恢复潜势,主要结论如下：1）2001-2019年青藏高原NPP呈现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分布特征;青藏高原草地持续恢复区域占40.98%,持续稳定区域占12.72%,而持续退化区域仅占3.47%,青藏高原草地整体以可持续的恢复状态为主。2）2001-2019年青藏高原潜在净初级生产力最大值（maximum potential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PNPP_m）呈现明显东南与西南部高,北部偏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各草地类型PNPP_m多在1000 g C·m^-2左右。3）2001-2019年青藏高原草地恢复潜势呈现西南与东南部较高,北部偏低的分布情况。由此可见日喀则地区、阿里南部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草地具有较高的恢复价值,在这些地区开展草地恢复的前景更好。研究结果为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与理论支撑,对指导青藏高原草地保护与生态系统恢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