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视角下甘肃农户相对贫困多维测度研究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成为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治理的工作重心。文中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使用A-F法对甘肃省陇南市相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从单维测度结果来看,陇南市相对贫困农户与非相对贫困农户在各个资本维度被剥夺程度差距明显,其中金融资本被剥夺程度差距最大,社会资本被剥夺程度差距最小。2)从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结果来看,不同程度相对贫困农户致贫原因存在明显差异。3)相对贫困的单维测度和多维测度均显示,相对贫困农户自然资本、金融资本被剥夺问题较为严重,其他维度资本被剥夺程度相对较轻。4)随着维度指标被剥夺水平临界值K的上升,陇南市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平均剥夺份额呈上升趋势。5)在不同K值下生计资本的平均贡献率排序为：自然资本(30.86%)﹥金融资本(27.42%)﹥人力资本(18.21%)﹥物质资本(14.81%)﹥社会资本(5.56%)。陇南市政府未来可围绕相对贫困农户发展所需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再造来完善贫困治理政策,同时应当防范精神贫困导致物质贫困的风险。     

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抽样调查的陕南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析判定不同搬迁行为和特征农户多维贫困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易地扶贫搬迁这一政策干预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不论k取值如何,搬迁户的多维贫困均显著低于当地户,且健康和能源因素是搬迁户多维贫困贡献率中最大的部分。2)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多维贫困存在显著影响,其通过增加农户教育投资、能源多样性、资产存量和提高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3)相对非自愿搬迁,自愿搬迁带来的脆弱性风险和教育中断加重了农户的多维贫困,而搬迁时间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针对上述结论,提出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缓解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自我发展能力剥夺视角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析——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从自我发展能力剥夺的视角出发,采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使用2016年微观调研数据,测算了新疆和田地区多维贫困状况并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就单维能力贫困而言,和田地区农户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市场参与度低、借款筹资能力弱;与家庭福利缺失相比,和田地区存在较为严重的自我发展能力剥夺,大部分农户陷入"持续贫困"中。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6.23%,多维贫困指数为0.5030;资本积累能力、市场参与能力和人力资本依次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反贫困政策的制定需要从单一的收入视角转变到家庭福利的多维视角,最终转变到自我发展能力的多维视角,以此识别和瞄准贫困来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新疆相对贫困多维测度与分析——基于南北疆六地(州、市)的调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文中基于收入支出、生活条件、教育培训、健康保障、能力水平、文体水平六个维度，运用A-F法对南北疆六地(州、市)相对贫困状况进行多维测度。结果表明：1)新疆60%左右居民处于一般多维贫困水平及以下，13%左右居民处在极度多维贫困水平。2)南疆农村21.4%的居民处于极度多维贫困状态，多维贫困问题突出。3)新疆多维贫困问题范围广、程度深，随着被剥夺水平K增大，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下降，平均剥夺份额上升。4)相对贫困的剥夺维度指标排序和剥夺程度存在城乡、地区显著差异。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识别及扶贫策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为例

贫困问题一直都是引起社会和国家重视的问题,扶贫对于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多数研究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贫困的主要标准,并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减贫。但贫困的表现有阶段性的特点,在扶贫早期提高收入水平可能会对区域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要真正解决个体贫困不仅要考虑收入,也需要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用以解决贫困问题。文中以科右中旗为例探究该地区致贫原因,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了解研究区概况,从单维到多维开展牧民贫困研究。文中利用多维贫困指数的计算进行分析研究,选择教育、生活状况、健康、收入水平四个维度,15个指标建立研究框架,使用AF法对数据进行计算,识别多维贫困家庭,对贫困原因进行分析概括,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温饱与环保：多维贫困如何影响农民绿色生产?—基于湖北省1507份农户数据的检验

农业生产实践中，农民不得不面临着“温饱”与“环保”的权衡与取舍。基于农民绿色生产兼具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属性，文中尝试构建了后脱贫时代背景下，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分析框架，并采用Binary Probit模型和Threshold Regression模型，以湖北省1507份农户的有机肥施用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农民各维度贫困发生率依次为：教育(55.08%)>信息(38.02%)>相对收入(24.02%)>生活(20.97%)>健康(16.59%)。2)相对收入贫困对农民绿色生产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3)健康和生活贫困是低收入农民绿色生产的主要障碍，高收入农民则囿于教育和信息贫困而难以开展绿色生产。由此可见，由于农业绿色生产提供安全农产品并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日益被人们重视，而后脱贫时代的相对和多维贫困将继续存在并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绿色生产决策，如何通过缩小收入差距、识别并应对多维贫困，并提升政策靶向性，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农业绿色化转型不可忽视的问题。     

宅基地价值观——概念的界定、量表开发与效度检验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宅基地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文中以河西走廊地区调查的625份有效问卷的数据为基础,对农村宅基地价值观的概念和维度进行划分与界定。研究结果表明:1)宅基地价值观是指从农户自身角度出发对各种利用宅基地行为的认知和评价,包括宅基地保障观、宅基地亲和观和宅基地财富观;2)宅基地价值观16个测度项均通过了信度检验且相关性较强,潜在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其指标变量。3)宅基地保障观的相关系数和权重较其他两个维度最高,16个测度项中以地换房的绝对权重最大,说明农户对宅基地的生存依赖很强。     

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恩施州的微观数据

基于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基于现行贫困划分标准,受访地区高达27.20%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以萎缩家庭组贫困率最高,衰退家庭组和扩大核心家庭组紧随其后,成熟核心家庭组最低。2)在引入家庭生命周期变量之后,户主文化程度、兼业时间以及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遭受重大疾病或伤残等4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表现为,户主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人们耕地面积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3)农户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其是否陷入贫困状态能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导致影响农户家庭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通常会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方向也不尽相同。     

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行为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263户农村家庭的调研数据

以中国西北生态脆弱区为例，对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农村地区9个区县，包括35个乡镇72个典型村庄的1263户农村家庭进行实地调研，从家庭取暖能源使用结构、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费支出等方面分析了西北农户取暖能源使用的总体特征，揭示了能源使用的空间异质特征，利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宏微观层面衡量了不同维度因素对农村家庭取暖能源选择行为的影响显著性。研究表明：1)不同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的选择差异较大，地域结构差异特征明显。2)在家庭取暖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费支出方面，陕西黄土生态脆弱区农户使用清洁能源取暖的比重最高，青海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最低。3)不同维度因素对各地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的影响程度表现各异。宏观层面上，政策因素对陕西黄土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的选择影响最大；微观层面上，从众心理对陕西地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对青海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有积极影响。     

农户土地价值观分化对农地非农化意愿的影响研究

研究农户土地价值观对农地非农化意愿的影响,为提高农户征地满意度,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农户土地价值观的维度与测量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土地价值观与农地非农化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衡量。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价值观可以分为土地包袱观、土地保障观、土地致富观、土地为本观4个维度。2)当前征地补偿标准条件下,大部分农户并不愿意流转土地,如果提供非农技能培训或者社会保障,农户农地非农化意愿显著提高。3)持土地包袱观、土地保障观的农户正向影响农地非农化意愿;持土地致富观、土地为本观的农户负向影响农地非农化意愿。研究表明不同土地价值观的农户农地非农化意愿不同,因此在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时,应考虑到农户的不同心理需求,注重多元化的补偿方式。     

农户市场参与的脱贫效应

基于2016年甘肃省1749家农户的社会调查资料,本研究测度了农户市场参与程度,并利用Logistic回归估计了其脱贫效应。结果显示: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参与程度为36.58%,非农领域市场参与程度为50.00%;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参与程度脱贫效果微弱,非农领域市场参与程度脱贫效果显著。     

西安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聚居研究

利用西安城市居民收支状况调查数据,采用隔离指数、贫困熵和空间自相关等计算方法,从三个时间断面(1990、2000和2013年)研究西安城市贫困阶层聚居的时空演化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时间上,西安城市贫困阶层聚居表现出阶段化的特征。空间上,贫困聚居区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区、"三环线"附近及部分中心区,贫困阶层聚居正经历着由"城市边缘的传统贫困聚居区"向"城市边缘的传统贫困聚居区+内城衰退区"的空间转移。西安城市贫困集聚空间的转移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城市再生与更新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甘肃省环境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

以甘肃境内42个农村社区的调研数据、统计资料和实证研究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中因子载荷、主成分分析方法,探索灾害、生态退化与贫困之间的耦合性,并建立了三者之间的耦合模式,据此首次在中国提出了"灾害风险管理-生态恢复-生计改善耦合模式",为21世纪气候变化背景下实施新型扶贫机制、生态治理和灾害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研究结论表明:"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中灾害风险、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三者之间具有负向耦合关系,其中,经济贫困是"灾害频发-生态退化-贫困加剧"恶性循环的外部驱动力,环境退化和灾害频发只是经济贫困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要打破生态退化、灾害频发及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需要决策部门在生态治理、灾害风险管理及扶贫领域推行"灾害风险管理-生态恢复-生计改善耦合模式",打破垂直管理的部门壁垒,设计跨领域横向合作项目,推动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村级组织防灾减灾能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南地区28个村的调查

基于村级组织防灾减灾能力的内涵,建立了村级组织防灾减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各评价指标权重,并结合调查数据对西南贫困地区28个村村级组织的减灾能力做出了评价排序,分析了影响村级组织防灾减灾能力的因素。结果表明:防灾减灾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物资储备和灾害应急预案、全村人均年纯收入是影响村级组织防灾减灾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

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依据,利用陕西省安康市256个农户调查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农户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理性尚处在"生存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过渡阶段,经济理性是促使农户搬迁的主要动机;家人意见、已搬迁户意见、邻里和村干部意见对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影响。     

陕西省耕地资源禀赋与贫困关系量化研究

对陕西省108个县(区)的耕地资源指标和贫困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运用Excel软件和Supermap软件处理耕地资源与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指标。结论:1)陕西省耕地资源丰富县与贫困县相关性分析结果为无相关性;陕西省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贫困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为无相关性;所以陕西省耕地资源禀赋与贫困之间没有相关性。2)陕西省贫困地区分布特点:全省贫困县主要分布在陕北和陕南;耕地资源丰富县主要分布在陕北和关中的山区;耕地资源丰富且贫困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陕北和关中的山区;既非贫困县又非耕地资源丰富县主要分布在关中的平原地区。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微观效应分析——基于甘肃14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

文中利用甘肃14个贫困村的农户数据,通过非农就业人数对农户的细分,比较分析了各类农户的收入、消费和农业生产状况。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大幅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对减贫脱贫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当有1.5-2人非农就业、可使得贫困发生率降低到4%左右,2人以上非农就业可完全实现脱贫;有非农就业户的消费水平虽然没有显著提高,但其收入盈余远高于无非农就业户,使得有非农就业户的家庭基本建设显著优于无非农就业户。     

西部农村贫困形成机理及治理对策研究

西部农村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由于西部的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导致农村贫困.长期的贫困又使西部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加之落后的传统观念,使得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资源更少,贫困愈来愈严重.治理西部农村贫困,必须继续从治理环境,提高人口素质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