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耕地数量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计量关系研究

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应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基于1978-2012年甘肃省数据统计,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耕地数量变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单向Granger原因,即农业经济发展是以牺牲耕地数量为代价的;农业经济发展对耕地数量的冲击力度大于耕地数量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贡献的力度,耕地数量减少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上存在过度损失。     

陕西省耕地数量变化与动因分析

基于1991-2011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陕西省近20年来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耕地资源的利用状况总体上仍比较粗放,耕地的产出率仍比较低,流失耕地中的大多数均为城市边缘以及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的优质耕地资源,同时由于省内各个区域之间在发展战略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了各个地市耕地流失的速度有所不同,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是省内耕地资源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结论:(1)耕地供需矛盾将更加严峻,耕地保护的压力较大;(2)优质耕地资源流失较多,耕地的总体质量逐步下降;(3)保护与合理利用现有耕地资源,提高耕地生产效率应引起高度重视.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巴州耕地变化趋势与驱动力

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干旱区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的机制与其驱动力又是干旱地区相关问题研究的核心。巴州地区作为新疆的农业大区,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对耕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研究其耕地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1978-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30年间巴州耕地变化的总体趋势、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最终建立耕地变化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30年之间巴州地区耕地呈持续增长趋势,耕地变化除具有以全区总体变化为代表的普遍特征外,还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耕地变化主要与经济因素有关,并与总人口、粮食总产、机械总动力等人口和农业生产因素显著相关。     

耕地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动态关系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1978-2008年统计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陕西省耕地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耕地面积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会偏离这种均衡;陕西省经济发展对耕地数量变化的解释水平为10%左右,预测期内不断增强,而耕地数量变化能够解释经济发展的35%以上,但预测期内先增强后减弱。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应集约利用土地,发展节地型产业和低碳经济,提高耕地占用的经济成本,加大财政强农惠农补贴力度。     

甘肃兰州市耕地动态变化与驱动力关系定量研究

利用1990～2004年兰州市耕地统计资料,对该地区耕地资源利用与变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将其概括为人口经济因素和农业科技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耕地动态变化与社会驱动因子之间的回归模型。     

基于EMD的河北省耕地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因子多尺度关系分析

使用1949年至2006年河北省经济统计数据,对耕地数量、GDP、人口和粮食产量增长率作EMD分解,分别得出四级本征模函数IMF1、IFM2、IFM3、IMF4,生成系列EMD分解图。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波动周期,并把耕地数量波动IMF分量与其它要素IMF分量进行比较找出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7~8年尺度上GDP增长为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在13~15年尺度上人口变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在多尺度上粮食产量波动受耕地数量变化控制。未来2~4年内依惯性耕地增长率还有持续下降的可能,未来7~10年内耕地数量有望稳定在一定水平。     

近年我国新增耕地资源结构变化:成因与启示

1998年以来我国新增耕地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年均新增耕地总量减少10.6万ha,下降31%,其中未利用土地开发减少44%,土地复垦整理大幅增加。同时,不同地区新增耕地结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生态脆弱区与荒地集中开垦区未利用土地开发数量下降幅度大。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行政与经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退耕政策、灾毁耕地补充政策以及其他土地财政制度对不合理的土地开发行为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促进了土地破坏区的生态重建与中低产田区改造,从而使新增耕地资源结构产生显著变化。未来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建设应更加注重经济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应用。     

酒泉市耕地变化的驱动力研究及多元线性回归预测

通过对酒泉市耕地的动态变化分析,得出影响酒泉市耕地变化的因素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中水资源居首位,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农耕业现代化水平2个方面,同时对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建立耕地动态变化与社会驱动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以期为酒泉市耕地合理使用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生态安全对防止耕地隐性流失和保证粮食安全的意义

从生态安全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的耕地流失和粮食安全问题。笔者认为,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耕地面积减少不应简单地算入耕地流失之列。应从大农业的角度看待农用土地在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合理转换。畜牧业等农业内部产业的用地固然会减少粮用耕地的面积,但会减轻畜牧业以及人类消费对粮食的需求。各种形式的生态劣变是耕地资源流失和耕地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生态退耕应看作是对土地资源的一种保护措施和对耕地资源贮备形式。由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趋于多样化,口粮在食物构成中的比例趋于减少,简单以粮食占有量来评价国家粮食安全形势是不够全面的。从人体营养需求、国家粮食生产能力、消费趋势、国际市场潜力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由于人口增长缓慢,利农政策及价格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以及国际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巨大潜力,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存在大的问题。     

内蒙古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分析与前景预测

通过建立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耕地、粮食系统的数学模型，分析了旱地农业区人口增长对耕地资源和粮食生产的压力，对人口、耕地、粮食系统的发展趋势和人口、耕地、粮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而对系统进行前景预测，提出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促进系统良性循环的对策与设想。     

陕西省耕地资源禀赋与贫困关系量化研究

对陕西省108个县(区)的耕地资源指标和贫困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运用Excel软件和Supermap软件处理耕地资源与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指标。结论:1)陕西省耕地资源丰富县与贫困县相关性分析结果为无相关性;陕西省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贫困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为无相关性;所以陕西省耕地资源禀赋与贫困之间没有相关性。2)陕西省贫困地区分布特点:全省贫困县主要分布在陕北和陕南;耕地资源丰富县主要分布在陕北和关中的山区;耕地资源丰富且贫困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陕北和关中的山区;既非贫困县又非耕地资源丰富县主要分布在关中的平原地区。     

黄淮海地区耕地资源价值核算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富强稳定的基本保证。由于耕地经营经济收入远不能体现耕地资源应有的价值,我国农业生产经济收入的低效性,农民缺乏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耕地资源数量减少速度迅速,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和区域社会稳定。文中根据耕地资源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采用市场价值法、恢复费用法和机会成本法等客观计算黄淮海地区耕地资源价值。黄淮海地区耕地资源价值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经济价值最小,仅占耕地资源总价值的15.83%,生态价值其次,社会价值最大,且其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比大约是1:2:3,因此耕地资源现市场价值远不能完全体现耕地资源价值;虽然各地耕地经济价值,耕地生态价值和耕地社会价值所占耕地价值的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各地的情况有着各自的差别,地区耕地面积越大对区域生态维护功能和社会稳定和保障功能所做的贡献越大,因此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对耕地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的价值进行经济补偿,以促进地区发展公平。文中的研究为合理确定黄淮海地区耕地资源的真实价值提供科学依据,对维护市场等价交换交易,激励农民自觉经营生产和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一定现实意义。     

西安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借助1990-201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Eview软件,对西安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3大指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对其关系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模型进行验证,并采用因素分析法,对影响环境质量的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经济增长与环境3大指标之间的关系都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与废气排放和废水排放的关系均满足倒“N”型曲线,与固体废物排放的关系基本满足“U”型曲线;② 废气排放与废水排放开始显示下降趋势,而固体废物的排放依然在不断上升,并且没有发现达到最高点的迹象;③西安市的环境质量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     

雅鲁藏布江中游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以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为例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了雅鲁藏布江中游农户的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状况。结果表明:1)家庭劳动力状况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农为主型和非农为主型农户人口多,劳动力多,从业灵活性大,兼业特征明显,收入也相对较高。纯农型农户拥有草场面积高于其他类型农户,农为主型农户的耕地面积最多。2)不同生计策略表现出土地投入差异,但土地利用集约性相当。草地利用的集约程度低于耕地。3)增加非农生产活动是纯农型农户和以农为主型农户生计多样化的重要途径;非农型农户和非农为主型农户应不断增强自身的从业技能水平,保证非农生计的持续性和收入的稳定性。     

基于景观指数的耕地细碎化与农业经济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索耕地细碎化与农业经济水平的空间相关关系,为耕地的适度化规模经营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该文基于2010年民乐县土地利用现状图,获得民乐县耕地细碎化6个景观指数,运用主成分分析降维得到能够代表耕地细碎化的2个主成分指标,分析了耕地细碎化与农业经济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规律。结果表明:(1)第一主成分F1与斑块数量、斑块密度、斑块平均面积、聚集度指数的载荷值大于80.2%,代表面积与分布指标;第二主成分F2与面积加权形状因子,面积加权分维数的载荷值大于96.6%,代表形状指数。(2)F1—农户人均纯收入,F1—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双变量全局莫兰指数分别为0.449、0.442,F1与农业经济水平指标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F2—农户人均纯收入,F2—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双变量全局莫兰指数分别为0.467,0.5,F2与农业经济水平指标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耕地细碎化与农业经济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空间耦合性很好。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分异研究

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97-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我国只有部分省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且不同地区的曲线形状、EKC拐点因各地情况不同而存在着较大差异。分区域而言,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总体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工业更为发达,工业废水排放量对环境的污染就更为严重。同时,也应认识到拐点是动态变化的,其具体位置取决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近16年来新疆耕地与人口变化相关分析

利用1990～2006年的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耕地与人口相关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16年来新疆的耕地变化过程、地域分异特征、耕地与人口相关性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地区耕地与乡村人口相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近16年来新疆耕地面积呈现波动增加趋势,但增加速度缓慢,不同时段耕地年均递增率呈现高-低-高-低模式,耕地变化地域差异特征明显;利用2006年耕地与对应的乡村人口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耕地面积与乡村人口数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90～2006年新疆耕地面积与乡村人口之间的相关性呈正相关,并达到了0.01水平的显著性,且不同地区乡村人口数与耕地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时期差别较大;1990～2006年期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0.0874hm2,年均递减率为1.46%,而劳耕密度呈现增长趋势,净增加0.1926人/hm2,年递增率为0.2754%,在不同时段人均耕地面积及劳耕密度的变化幅度及趋势不同。     

甘肃省耕地数量变化特征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利用51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和近年的土地利用详查变更数据,揭示了甘肃省土地利用结构和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特征,1955～2005年,甘肃省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而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却呈现出上升趋势,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压力指数虽逐渐减小,但耕地压力指数历年都大于1,说明此期粮食的供给小于需求,粮食处于不安全状态。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预测理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对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在定量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和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对未来15年耕地、人口、粮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2006～2020年,耕地压力指数继续减小,且越来越接近1,这说明耕地面积-人口-粮食之间的供需矛盾减小,粮食安全形势有所缓解。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

利用两区制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对我国1953-2008年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进行刻画,结果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呈现明显的动态区制转移和非对称性;在经济适速增长时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符合增长理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反馈理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相互作用。     

宁夏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关系验证及成因分析

本文选取宁夏1990~2004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排放量之间的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宁夏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研究表明:宁夏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不完全符合典型的EKC特征,废气与固体废物的环境质量改善转折点尚未到来。因此,应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加大治污力度,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