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利用系统分析方法构建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6年间的湖北省面板数据,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湖北省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6年,湖北省用水效率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波动式递增的趋势,经济发展则呈良好的上升态势。湖北省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度一直接近拐点值0.5,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虽不断增加,但总体上较低,2016年也仅达到初级协调水平,处于向协调发展过渡的阶段。湖北省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经济发展转型方面仍需做出更多努力,以实现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的优质协调可持续发展。     

干旱区人口-经济-水资源耦合协调发展及其相关性分析——以乌鲁木齐县为例

水资源短缺将成为21世纪的重大问题,缺水不仅影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还会影响到人类生存。根据1996-2015年乌鲁木齐县人口、经济和水资源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乌鲁木齐县人口-经济-水资源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人口、经济、水资源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并分析其相关性,从而得到乌鲁木齐县20年来的人口-经济-水资源发展趋势、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以及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15年乌鲁木齐县人口-经济-水资源综合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呈现波动状态,相比1996年,2015年略有所降低,下降幅度为0.112;(2)1996-2015年,乌鲁木齐县人口-经济-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格局如同字母"W",呈现波动式递减的趋势;(3)综合指数(T)与经济(U2)和水资源(U3)呈现强的正相关(p0.01),与人口(U1)成正相关,但是不显著(p0.05)。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结合"十九大"有关内容,并根据乌鲁木齐县自身的条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     

新疆经济-生态-社会系统耦合协调演化研究

以水资源视角下的新疆经济-生态-社会系统耦合协调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1-2014年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系统进行耦合协调性定量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4年新疆水资源-经济-生态-社会系统中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效益指数极速增长,水资源系统和生态系统效益指数平稳波动;全系统耦合度整体处于颉顽阶段,耦合协调性整体属于勉强协调型,其中耦合度指数值略高于耦合协调度值,并且呈现耦合系统越多,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越低态势。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城镇的新型化转变是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发展道路，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的新型转变提供基础和实施条件。中国在进行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存在人口城镇化步伐跟不上土地城镇化步伐、城镇化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及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转变不相适应等突出问题。从互动角度，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机理，构建两者相结合的评估体系，基于该体系，提出相应地对策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同步发展。     

北京市经济与水环境系统耦合关系及效果研究

通过协调度模型分析计算经济系统与水环境系统耦合程度,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构造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投入产出函数,并对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算。以北京为例,测算经济系统与水环境系统的耦合状态和耦合效果。结果表明,1997-2014年共18 a,北京市经济系统与水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经历了从基本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和完美协调4个阶段;经济系统与水环境系统的耦合度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基本保持一致,整体呈上升趋势,且水资源利用效率随着系统间耦合度的提高而提高。     

湖南省农村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推进对策

湖南省是全国农业和人口的大省,目前,城镇化率在全国排名位居21位.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着人口城市化率低于土地城镇化率、金融支持服务体系不完善和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低等问题.文章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提高人口城镇化率、促进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     

贵州省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系统耦合协调演化特征研究

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构建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主客观综合权重法赋权后,对2000—2011年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系统进行定量评价并分析其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1年,贵州省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虽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但已对水资源系统产生胁迫。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系统的耦合协调性较小,波动幅度也较小,但耦合度普遍高于协调度。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系统的耦合度处于较低水平耦合阶段和颉颃阶段。协调度全部处于低度协调的耦合阶段,而且各子系统的协调度相差较小。     

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为了探究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促进两者协调发展,以安徽省为例,首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分别评价安徽省2000—2017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绩效水平,研判两者的绩效水平及其子系统变化趋势;然后,运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基于耦合作用系数的取值变化,探讨不同情形下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及变化趋势;最后,运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000—2017年,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均呈逐年上升态势,稳中趋好。2000—2017年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绩效水平从0. 053 6增至0. 958 7,年均增长18. 49%;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从0. 271 5增至0. 8180,年均增长6. 70%。从土地集约利用各子系统来看,经济绩效子系统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贡献最大,生态绩效子系统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贡献最小,权重分别为0. 352 6和0. 130 8;从城镇化各子系统来看,经济城镇化子系统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最大,生态城镇化子系统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最小,权重分别为0. 416 0和0. 137 7。在不同耦合作用系数取值情形下,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变化趋势除2005年和2012年略有不同外,其余16年两者协调发展变化趋势和协调类型完全相同,说明耦合作用系数对两者协调发展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2000—2017年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呈逐年增长态势。从各子系统障碍度来看,土地集约利用经济子系统对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大,年均障碍度为16. 48%;生态城镇化子系统对两者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小,年均障碍度为6. 60%。从各指标障碍度来看,2011年及以前,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包括人民生活水平、地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 2012年及以后,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包括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城镇人口密度。从各年份前5位障碍因子变化来看,各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13年)以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为主,第2阶段(2014—2017年)以城镇化的影响为主。本研究为研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及诊断障碍因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可为促进安徽省及同类省域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土地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为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土地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笔者选取了与两个系统相关的共8大类、23个指标,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对西安市2015—2019年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土地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5—2019年期间,西安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在0.578～0.648之间,处于初步协调状态,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预测在2022年能达到良好协调状态。     

湖北省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时序特征研究

【目的】评价湖北省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提出合理建议。【方法】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湖北省2006-2017年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时序特征。【结果】2006-2017年,湖北省水资源环境综合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呈线性增长趋势。湖北省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表现为线性增长趋势,且具有阶段性,2006-2010年和2011-2017年分别为经济发展滞后于水资源环境水平的过渡发展阶段和水资源环境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阶段,2017年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达到良好耦合协调。【结论】为实现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优质耦合协调发展,湖北省重视经济转型升级和城镇生活污水控制。     

区域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演化特征研究

水资源、能源和粮食是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将3者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以辽宁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赋权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及计算方法,对2006-2015年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序演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2006-2015年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能力在波动中不断增长,耦合协调度大致经历了过渡、基本协调2个发展阶段和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3个发展类型,且持续提升的趋势非常明显,但尚未跨入高度协调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山西省水资源与经济要素时空协调分析

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选取GDP、人口、土地面积3个经济发展要素,建立协调度评价模型分别计算经济发展要素与水资源总量和水资源使用量的协调度,分析两者空间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以水资源总量为评价指标时,水资源丰富地区,协调状况好;(2)以水资源使用量为评价指标时,经济发达地区,协调状况好。分别计算2个水资源指标与各经济要素的基尼系数,分析其时间协调特征,结果表明:水资源总量和水资源使用量与各经济要素的协调状况在2008-2015年间总体波动不大。水资源总量与土地协调性好,而水资源使用量与人口和GDP协调性好。     

黄河下游典型滩区社会经济—防洪安全—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黄河下游滩区是一个复杂的互馈系统，系统的安全及协调发展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为科学评价黄河下游典型滩区社会经济-防洪安全-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安全发展水平与协调程度，明确影响其发展趋势的主要原因。针对黄河下游兰东滩区的区域特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防洪安全、生态环境对滩区发展的影响，遵循指标选取的诸多原则，通过组合权重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构建了黄河下游兰东滩2001-2020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预测。结果表明：(1)黄河下游兰东滩区社会经济-防洪安全-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相互作用明显，但整体协调耦合发展程度不高，距离优质协调还有一定的差距；(2)综合系统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拟合优度较好，均在0.9以上，且其趋势线与防洪安全评价指数趋势较为接近，表明防洪安全对综合系统的影响较大；(3)组合权重占比较大的主要是防洪安全方面的指标，其次是社会经济，最后是生态环境，表明兰东滩安全发展与环境友好的前提就是保障最基本的防洪安全；(4)3个子系统的安全评价指数在近2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幅，社会经济子系统安全评价指数稳定上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防洪与生态，防洪安全与生态环...     

基于熵权法测度甘肃省农业经济和农业生态的耦合性

研究近9年来甘肃来农业经济和生态模块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分析两者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期探索二者协调共生的方式,并为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提供可行性的建议依据。对各指标运用熵权法定量分析确定其权重,再通过结合甘肃省2010—2018年农业经济与生态的相关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其耦合协调性,并对结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3年,甘肃省农业经济模块与农业生态模块的耦合度是逐年上升的,2013—2015年出现小幅度的波动且趋于平稳状态,都是0.9以上,并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0.9694,说明这几年二者耦合协调性很好,甘肃省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也非常重视,并加强了农业生态的建设,突出了农业生态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2015—2018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断提高环境的承载力。     

基于人口、产业、土地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以甘肃榆中县为例

基于甘肃省榆中县发展实际情况,对其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立足于人口、产业、土地视角,对榆中县今后一段时期内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相应地对策和措施,促进榆中县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在人口城镇化的视角下,应实行"中心城区积极增长、小城镇合理增量、乡村减量提质"的策略模式;在土地城镇化建设的视角下,应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集约高效"的原则,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STRIPAT模型下城镇化与水资源载荷的相关性研究

验证喀斯特地区山地城镇化发展和水资源载荷(用水量)之间的相关性,引用STRIPAT模型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定量分析水资源载荷Ii与社会经济因素中的人口Pi、城镇化水平Ui、富裕度Ai、技术Ti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岭回归模型拟合得到Ii、Pi、Ui、Ai4个变量的系数,进一步得到公式(4):ln Ii=4.069 8-0.200 8 ln Pi+0.316 2 ln Ui-0.041 9ln Ai+0.002 1(ln Ai)2-0.014 0 ln Ti+0.126 9。研究结果:(1)根据公式(4)得到人口Pi,城镇化水平Ui,富裕度Ai和技术Ti这4个自变量每发生1%的变化,将引起水资源载荷Ii发生-0.200 8%、0.316 2%、-(0.041 9%-0.004 2%In A)%、-0.200 8%、和-0.014 0%的变化;(2)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系数为正值,表明不存在环境库茨兹涅曲线;比较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对水资源载荷(用水量)的影响;(3)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设置6种城市发展方案,经过计算后发现在方案5中,如果GDP处于高速增长趋势,常住人口保持中速增长,严格控制城市化进程,及提高节水能效,则2020年和2025年毕节市水资源消费总量分别是781 036.93万m3,771 746.4万m3,这时的水资源载荷较小。研究结论:毕节市的水环境载荷和人口以及城镇化水平高度相关。     

乡村振兴背景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依据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两大产业耦合协调机理,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选取2014—2020年相应指标构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做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2014—2019年长三角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平稳上升态势,产业融合水平整体向好,其中江苏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度从2014年的0.595 7上升至2019年的0.972 5,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安徽省两大产业耦合度出现较小的波动,最低值为2018年的0.868 9,最高则出现在2019年,值为0.987 3;浙江则不同于江皖两省,2014年就呈现出高度的产业耦合水平,并在研究期内一直保持高水平发展。因此,从产业耦合度的角度而言,浙江>安徽>江苏。同时,江苏和安徽从开始的乡村旅游主导型逐渐发展为休闲农业主导型,而浙江则两产业发展水平交替领先,且发展水平差值在三省当中最小,可见浙江的两大产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作用显著。此外,通过耦合结果发现疫情对农旅融合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沿海地区粮食产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水土资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资源，而农业产值是促进粮食生产的驱动力，在此基础上探究沿海地区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明确粮食产量与各影响因素的协调发展程度对评价区域粮食产量发展现状，保障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粮食产量、农业水土资源及农业产值等数据，构建了粮食产量恒等式模型，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探究了江苏沿海地区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粮食产量与各影响因素的均衡性。结果表明：(1)2009-2015年江苏沿海地区粮食产量呈稳定增长趋势，2016年和2017年有所跌落，2018年恢复增长状态，2009-2020年期间共增产119.31万t。(2)2009-2020年间，影响沿海地区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农业产值、农业产值耗水量、粮食复种指数、农业水土资源和粮食单产水平。各因素年际变化表现为正负波动变化，且区域间各时间段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差异显著。(3)自2009年到2020年，粮食产量与各影响因素的耦合协调度由严重不协调状态（D∈(0.0,0.3])逐渐稳定在基本协调状态（D∈(0.5,0.8]）和高级协调状态（D∈(0.8,1.0]）。因此政府在粮食增产...     

基于光谱混合分析法的苏州城市扩张过程研究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透水面的增加,对于规模较大的大城市,利用遥感影像来获取不透水面的分布,进而分析城市扩张过程是当前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采用光谱混合分析(SMA)方法研究苏州市1995-2010年间苏州市城市扩张过程,选择1995、2000、2005和2010年四期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提取苏州市不透水面丰度分布信息进而得到不透水面面积,通过比较分析城市扩张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苏州市1995-2010年间城市扩张显著呈现从城市中心向四周环形扩张的趋势,扩张的范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增大,且城市的中心区域由于社区成熟较早,不透水面丰度变化不大接近于1,从城市中心向外扩展不透水面丰度值逐渐减小,城市不透水面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基于SWOT分析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探索——以云南省马龙县为例

运用SWOT分析法，详细分析了云南省马龙县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结构、产业发展规模等数据，对于马龙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马龙县新型城镇化建设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土地城镇化高于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粗放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凋敝、农业萎缩；城市空心化等问题。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马龙县在新常态背景下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