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尖杉种源遗传多样性

应用ISSR分子标记对我国三尖杉主要分布区16个地理种源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三尖杉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总的种源基因多样性为0.337 7.研究发现,不同种源的遗传多样性差异较大,遗传多样性较高的种源主要来自三尖杉自然分布区的东部和偏中东部地区.由于小种群效应, 以及缺乏有效的基因流和生境的片断化,三尖杉种源间的遗传分化较大,25.9%的遗传变异存在于种源间,而74.1%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种源内.聚类结果显示,来自东部和偏中东部、遗传多样性较高的种源聚成一支.该区域和边缘分布区种源间遗传多样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因于长叶和短叶2种类型三尖杉种源间的差异.研究还表明,种源间的遗传距离与其地理距离相关不显著.     

侧柏种源遗传多样性分析

应用AFLP技术对17省市的18个侧柏种源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选用的8个引物共扩增出多态性带1613条,占92.91%;平均有效等位基因数1.1993,平均Nei's基因多样性指数0.1239,Shannon's信息指数0.1949,揭示侧柏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其中中部种源遗传多样性低于南、北部种源。AMOVA分析表明侧柏种源遗传分化大,74.86%的遗传变异主要存在种源内,11.12%存在区域间,14.02%存在于区域内种源间,其分布的间断性、地理隔离以及低水平基因流(Nm=1.4372)是导致其种源间分化的主要因素。应用Nei(1972)遗传距离进行非加权组平均法(UPGMA)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纬度相近的种源聚在一起,把18个种源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和山东4个种源区。Mantel检验也证实种源间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     

木荷地理遗传变异和优良种源初选

在2005年底,对福建建瓯、浙江淳安和庆元的3年生37个产地的木荷种源试验林进行了全面调查,系统研究了幼林生长和分枝性状的种源差异、种源与环境互作及地理变异模式.结果表明:木荷树高、当年抽梢长度、地径、冠幅及侧枝总数、侧枝长和侧枝粗等分枝性状都存在显著的种源效应,木荷地理种源分化明显.造林区立地生境和造林地立地条件对木荷种源生长影响显著,如福建建瓯点3年生种源平均树高较北缘区浙江淳安点和高海拔山地浙江庆元点分别提高了24.1%和18.0%.木荷树高、当年抽梢长度、冠幅、侧枝总数等存在显著的种源×地点和种源×重复/地点互作,不同种源在各区试点上的生长相对表现差异显著.相关分析表明,木荷生长和分枝性状的地理变异模式因区试点环境条件差异而迥异.在中心分布区的福建建瓯点,种源生长和分枝性状与产地纬度相关性显著,呈典型的纬向地理变异模式,速生种源主要来源于分布区的中南部;在北缘区的浙江淳安点,种源高径生长与产地经纬度相关性较小,仅发现侧枝总数和树冠浓密度与产地纬度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速生种源主要来源于分布区的中部;而在较高海拔区的浙江庆元点,由于环境相对恶劣,木荷种源生长和分枝性状与产地纬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偏北部种源的早期生长表现较好.基于种源幼林测定结果,分别从中心分布区和北缘区初选了一批速生用材和生物防火优良种源.     

基于ISSR标记的杉木种源遗传多样性分析

为从分子水平探讨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种源空间遗传变异模式,采用ISSR分子标记对杉木全分布区内的40个种源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9条ISSR引物共检测出133条带,其中122条多态性条带,多态条带百分率(PPB)为91.73%,各种源PPB和Shannon表型多样性指数(HPOP)分别为37.46%~55.75%和0.201 5~0.344 5,物种水平多态性条带百分率和Shannon信息指数(HSP)分别为89.86%和0.565 5;分子方差分析(AMOVA)揭示,种源间遗传分化系数(ΦST)为0.4651,这表明杉木种源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种源间遗传分化较大。UPGMA法聚类表明,参试的40个杉木种源可分为7地理种源区。     

南方红豆杉种源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

利用ISSR分子标记对来自10省区15个南方红豆杉代表性种源,研究揭示其种源遗传多样性及地理变化、种源遗传分化等.结果表明:南方红豆杉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物种水平上的遗传多样性为0.419 2,多态百分率(PPL)、Nei's基因多样性(HE)和Shannon信息多样性指数(I)分别变化在80.00%～93.33%、0.339 3～O.3873、O.492 6～O.5615.南方红豆杉种源遗传多样性受其产地经度和纬度非线性共同影响,偏南和偏西地区种源的遗传多样性较低,而偏东和偏北地区种源遗传多样性则较高.因试验的南方红豆杉种源其原产地种群皆是较大的古树群,且片断化的时间较短,加上其特有的繁育特性,种源问基因分化系数为O.1211,仅有8.75%的遗传变异存在于种源间,而91.25%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种源内.UPMGA聚类结果还显示,除福建武平和武夷山2个较小种群的种源外,试验种源可按地域大致划分为偏东和偏北,及偏南和偏西2个种源区.     

木荷种源苗期干物质积累和分配差异

利用28个木荷种源的苗期测定材料,研究了不同种源的干物质积累和分配规律。结果显示:木荷苗期单株及其根、茎、叶各器官的干物质积累量在不同种源区间和种源区内不同种源间存在显著的遗传变异,这种变异主要来源于种源区内种源间,其次是来源于不同种源区间。木荷苗期单株及各器官的干物质积累量呈典型的纬向渐变模式,即南部种源区>中部种源区>北缘种源区,而与经度的相关性较小。研究发现,不同种源区间木荷干物质积累量在地下和地上部分的分配比例(即根冠比)遗传分化较小,变异主要来源于种源区内种源间,木荷种源根冠比表现为随机变异的地理模式,自然分布区内降雨量丰富,较少干旱胁迫可能是其主要的原因之一。     

南方红豆杉种源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

利用ISSR分子标记对来自10省区15个南方红豆杉代表性种源,研究揭示其种源遗传多样性及地理变化、种源遗传分化等。结果表明：南方红豆杉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物种水平上的遗传多样性为0.4192,多态百分率（PPL）、Nei＇s基因多样性（HE）和Shannon信息多样性指数（I）分别变化在80.00%-93.33%、0.3393-0.3873、0.4926-0.5615。南方红豆杉种源遗传多样性受其产地经度和纬度非线性共同影响,偏南和偏西地区种源的遗传多样性较低,而偏东和偏北地区种源遗传多样性则较高。因试验的南方红豆杉种源其原产地种群皆是较大的古树种群,且片断化的时间较短,加上其特有的繁育特性,种源间基因分化系数为0.1211,仅有8.75%的遗传变异存在于种源间,而91.25%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种源内。UPMGA聚类结果还显示,除福建武平和武夷山2个较小种群的种源外,试验种源可按地域大致划分为偏东和偏北,及偏南和偏西2个种源区。     

巨桉种源遗传多样性的RAPD分析

用随机扩增多态DNA(RAPD)分子标记方法对巨桉11个种源80个个体进行了遗传变异的比较分析.通过20个10bp随机引物的扩增,共检测到149个位点,其中89个为多态性标记位点,总的多态位点百分率为59.73%.各个种源多态位点百分率较高,为42.86%～55.89%,多态位点最多的是8号种源,最低的是6号种源.Shannon表型多样度估测值的统计表明,遗传多样性主要存在种源内部.遗传变异在种源间占28.74%,在种源个体间占71.26%.Shannon表型多样度估测值在种源间为0.1720～0.2650,平均为0.2373.8号种源的遗传多样性最高,6号种源的遗传多样性最低;种源间的遗传距离为0.0391～0.1344,平均为0.0817.这些遗传变异为巨桉优良种源的早期选择提供了科学依据.     

侧柏种源区划分的研究

在研究侧柏地理变异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具有明显规律性的代表性状,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将侧柏分布区划为7个种源区:即西北种源区;北部区;东北种源区;中部种源区;东部种源区;西部种源区;南部种源区。并对各种源区的概况进行描述。     

木荷苗期生长性状的地理种源变异

利用来自安徽、浙江等6个省34个木荷种源种子在福建建瓯开展苗期测定试验,研究其种子性状和苗木生长的种源差异及其地理变异模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种源效应都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或极显著水平。通过种源苗木生长与产地地理气候因子的相关分析发现,苗高呈典型的纬向变异模式,产地温度则是造成这种纬向变异模式的主要环境作用因子。与北部种源比较,南部种源生长快。以苗高为标准,初选出苗期表现好的优良种源10个,这些初选种源多来自木荷自然分布的中心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