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州区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研究

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为例,根据农户就业地区差异,选取16个村,将农户就业分为县域外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兼业和农业生产就业4个类型,并以此为基础,选取非农劳动力、收入和时间比例3个指标对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商州区农村非农化现象普遍,非农化程度介于68.89%～90.14%之间。驱动力研究表明:农村地形、区位、产业收益和到城镇的通达度等因素导致不同村落劳动力就业结构和收入存在差异,从而引起商州区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     

农户生计分化对农民新村建设的影响——基于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实证调查

农户生计分化成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当前农民新村建设模式需要适应农户生计分化和农业生产生活的双重要求。以山东省沂水县4个典型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从农户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就业时间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农户生计结构呈现的特征,探讨农户生计分化与农民新村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1)调研村农户生计非农化倾向明显,4个村庄人均非农收入和劳均非农就业时间比重均超出70%,生计收入主要依靠非农业生产,但是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户重要的生计方式;2)受县域和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靠近县城的韩家曲村农户生计多元化越突出,县域内就业生计表现明显,而远郊、偏远山区的李家营村、四旺村和东土沟村农户非农化生计以县域外就业为主;3)近郊村非农生计结构突出,其新村建设宜倾向于集中形态;远郊、偏远山区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其新村建设宜适当分散布局;4)集中上楼的模式忽略了农村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民居住方式超前于农户生计分化,会对农村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农民新村建设要考虑农户生计分化出现的新特点,匹配多元化的农民新村建设模式。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对三峡工程农村移民进行实地调查,用潜在聚类分析定量划分农户生计策略的类型,并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农业自给型、农业经营型、兼业化型和非农化型4种类型;收入多样化现象普遍存在,非农收入对不同生计策略的收入差异起决定作用;兼业化型和非农化型生计策略明显优于其他策略,农户选择优势生计策略取决于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政策,通过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来实现生计多样化。     

城乡转型背景下林区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农民就业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在人多地少等多种因素下,农业自身无法吸纳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实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能逐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利用福建省三明市的12个村84户农民的样本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林区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占76.2%。随着林农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林农对身份转变的认识显著提高,非农就业意愿明显增强。家庭人数越多,小孩越少,劳动力流动率就越高。人均林地面积越丰富,林业对劳动力的粘性就越强,林农外出务工的意愿下降。务农收入和农村非农产业收入是农户决定其成员是否流动所参考的重要依据。重视微观层次的户主禀赋、家庭特征、林地禀赋和收入差异,对于促进林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东营市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非农就业视角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引领和关键动力所在。现阶段农村农地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两大来源,文章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将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在当前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以及农地流转速度滞缓、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促进农地规范有序流转、充分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转移就业渠道的对策建议,进而使农户合理配置农地和家庭劳动力等资源,优化收入结构,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四川地震灾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5县23个村的问卷调查

基于对地震灾区5个县23个村的问卷调查,建立Probit模型深入探析了灾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和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灾区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者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且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就业;拥有技能和培训经历、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的灾区农村劳动力通常选择外出务工;此外,家庭劳动力越多、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实际经营农地面积越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越高的灾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可能性越大。     

工业化进程中农户行为分化与动因分析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户行为。具体分析了工业化进程对农户非农化行为的影响和动因。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理性的农户根据收入最大化目标进行资源配置,农户行为逐渐分化。工业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劳动的分配、农户土地的投入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等方面;工业化对农户行为非农化影响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拉力和推力两个方面。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基于村庄视角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的研究还鲜有报道。通过运用演化博弈的研究方法, 重点考虑村庄的资源禀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从村庄角度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演变过程和均衡状态。结果表明,一个村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与非农收入成正比,与人均农业收入水平成反比。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村庄视角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基于村庄视角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的研究还鲜有报道.通过运用演化博弈的研究方法,重点考虑村庄的资源禀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从村庄角度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演变过程和均衡状态.结果表明,一个村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与非农收入成正比,与人均农业收入水平成反比.     

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及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关中地区为例

采用蒲城和户县4个村24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双层次Logit模型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和成功采纳新技术概率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是否为户主、受教育程度、职业、农业贷款、家庭劳动力数量、信息传播渠道与采纳技术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比例、是否为村干部与其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在农户成功采纳新技术概率的模型中,职业、农业贷款、农户种植面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与成功采纳新技术呈正相关关系;年龄、非农就业比例与成功采纳新技术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的数量、非农就业比例、受教育程度、性别、是否为村干部等因素对农村科技推广工作产生消极作用。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农户采纳新技术能力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以湖北省4个县(市)为例

基于2013年湖北省4个县(市)的农户调研数据,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因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减少,非农生产收入反而增加。务工汇款使非农生产收入显著增加,而使农业生产收入显著减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农户家庭总收入显著增加,其主要源于非农生产收入的增加。外地务工者给家庭的资金支持明显少于本地务工者,却对非农生产收入的促进作用明显。鉴于此,应继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非农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关系研究

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非农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关系。结果表明,对于那些教育程度较好、社会资本丰富、家庭负担少、曾经有过务工经历的农户来说,参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有利于实现非农就业。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为例

从农户微观角度着手,选取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为研究区域,通过走访调查基层农户了解研究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与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较明显差异,农地重要性、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以及家庭农业收入对转出意愿影响较显著;而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转入意愿影响较显著。     

农牧交错带农户转出耕地行为实证研究——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

通过内蒙古包头市调研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农户转出耕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转出耕地的行为与农户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和农户的非农收入有密切关系。农户年龄和家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与转出耕地行为呈负相关,非农收入与转出耕地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从三者之间影响的显著程度看,农户非农收入较家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农户的年龄更为显著,而农户年龄对转出耕地的影响程度最低。     

非农就业质量对农户转出土地的影响

土地流转不仅有利于促进农地规模经营,而且能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已有大量文献指出,农村大量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有利于农户转出土地,然而现实中农户的土地转出行为却随着农户非农就业率的提高而减少。非农就业为何没有像理论上那样促进土地转出?笔者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低质量的非农就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的是高强度、低收入、稳定性差、缺乏社会保障的非农工作,此时土地对于农户家庭的生计保障职能依然很强,农户不敢轻易将手中的“退路田”流转出去。文章结合现有的文献研究,为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进而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出提出建议。     

农户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根据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农村劳动力项目调查数据,使用OLS与Heckman两步法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会通过兼业或者资本换劳动的形式弥补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对家庭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并以此提出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湖北省、安徽省6个村的调研数据,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调研地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从事的非农职业、家庭劳动力的非农收入、现有耕地面积、地理位置等。未来应该从提高农户非农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推动农地流转。     

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基于西藏532户青稞种植户的调查

农业机械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决定了农业机械化程度。基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视角,利用欠发达地区青稞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市场参与、非农就业与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关系,探讨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32.89%青稞种植农户非机械化耕种,欠发达地区农户农业生产中农机采用不足。市场参与、非农就业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且非农就业在市场参与对农户农业机械采用行为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提高农户市场参与能力及行为可以直接促进农户农机采用行为,也可以通过非农就业间接促进农户农机采用行为。因此,提出提高市场参与程度,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完善农机服务市场,提升欠发达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