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现象及规避措施分析

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一再刷新纪录,惊爆民众眼球,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社会问题。尽管我们一直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但当前的现实表明,对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不匹配、环境信息沟通不足、预防机制的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客观存在。为此,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立场出发,我们要努力探讨各种必要措施,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推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环境责任,搭建民众参与平台,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进而有效规避环境群体性事件。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体意识影响的研究——基于福建省30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食品安全作为社会公共问题，事关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阶段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有多主体共同参与方能汇聚更大治理合力、激发治理效能。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体意识是影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因素，分析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有利于推动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大背景，选取了福建省9市1区共303个农户进行入户调研或线上调查，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其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体意识培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社会规范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信任资本等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养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培育农村居民公共精神；健全农村关系网络，拓宽居民参与平台；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提升社会普遍信任。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路径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在农村发展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面临突出问题,诸如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农村自治面临新的挑战.农村社会治理发展应坚持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同体建设协调式发展的思路,加强农村基层自治结构与体系建设与重构,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推进政府治理与农村自治的互动.     

乡村环境的协同治理:生态政治学与社会的生产

当前乡村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与社会组织力量的缺位。考察近年来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抗议可以发现,其与国家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权力的高度渗透下,以体制错位、资本强势、社会缺失等形式出现的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在生态政治学的视角下,构建乡村环境治理的平衡体制,需要以社会力量的培育为出发点,依托政府权力重构,加强对于政府的谋利倾向和市场的逐利取向的规制。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限制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而依托于政经一体化体制的重构并推动"能动社会"的增长成为可行路径。着眼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可以分别从府际协同、国家-社会协同以及国家、市场与社会协同等不同的路径着手进行考虑,最终构建国家、市场与社会针对生态议题的新格局。结构重构的最终目的是搭建国家、市场和社会对生态议题的协同治理机制。     

把握农村基层治理新趋向

从治理生态学看,治理方式与治理环境相关。伴随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国家的农村基层治理政策及时进行了调整,为农村基层治理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正推动着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迈进,不仅创新了农村基层治理新的技术条件,也变革了农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总之,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国家政策的时代性调整、新科技的进步三大因素重构了农村基层治理的环境,决定了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基本趋向。     

社会心理服务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会心理服务嵌入乡村治理是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社会心理服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助于构建乡村协商民主的长效内生动力机制,增强农民对乡村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增强其参与意识,帮助他们有效应对压力,是乡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途径与重要体现;有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引领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     

我国环境问题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治理除政府和企业以外,还需要树立环境多元共治理念,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环境社会治理。环境社会治理是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社会治理需通过强化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建立健全环保公益组织和环保行业协会,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路径来实现,达到减少环境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社会风险视角下“村改居”转型社区治理研究

处理好城市发展速度与质量、发展层次与整体水平之间的关系,高效率、高质量的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制度,实现利益博弈的合法化和规范化;转变传统的社区治理理念,不断完善社区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实行"参与式"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共同体;及时了解和正确引导社区舆论,优化政府服务方式,促进转型社区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机制的路径创新研究

乡村社会对我国时代改革进程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现有的乡村治理机制显然跟不上乡村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步伐,各种治理困境和挑战层出不穷。其在治理层面的主要表现是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僵化保守和过分依靠行政权力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存在明显背离。因此,要想突破乡村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化解现有的治理困境,有序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改革,需要将乡村社会协同参与机制、农村经济合作治理模式、统筹城乡整体发展作为治理导向,构建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发展新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绅之治”的传承与建构

当前乡村社会发展面临着内外部各种问题,乡村公共性缺失、基础设施滞后、村民自治 流于形式。乡村振兴即需“治理有效”。传统社会时期,“皇权不下县”成为国家正式权力和社会 自治权力的分野,乡村社会依靠乡绅治理实现了有序发展。新时期,面对乡村治理的新困境,重 构“乡绅之治”有利于提高村民认同感、重塑村民公共性、营造乡村精神共同体进而实现乡村善 治。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哪些新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需要维护农民共同利益,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社会治理组织化程度。     

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困境

指明了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困境有农村社会治理法治目标模糊,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体结构单一及缺乏正当法律程序。分析了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困境的原因有传统观念的深远影响和现实行政绩效考察的体制压力。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公共危机治理措施分析

当前,公共危机高发频发,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问题,需要认真治理。围绕公共危机的治理,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单打独斗式的管控是不行的,它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进来,实行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理论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当前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同度依然不高,存在着诸如政府的危机意识不足、治理主体间参与度不平衡、法律体系不健全、应急资源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此,我们要从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度的目标出发,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强全社会的危机意识,健全相关法律体系,确保应急资源有效供应,进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治理更加科学有效。     

大数据与现代化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优化路径

现代化社会治理,意味着要从以往的"管控"模式,转型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新型结构;从"单一中心治理"转变为"多中心治理";从"行政"导向转向"信息流"导向的动态治理流程。这种转型依托大数据平等公开、整合共享、全局性和关联性的特征,然而社会治理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中,还需要政府进一步转换观念,建立需求导向的治理机制,建立纵向和横向连接的大数据平台,积极拓展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渠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更好地保障现代化社会治理的转型之路。     

社会动员视角下的百户长制基层治理创新探析——以湖北省襄阳市G县S镇W村为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探索农村基层治理路径,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湖北省襄阳市G县S镇W村百户长制的村庄治理实践为例,基于社会动员理论,构建一个多中心的行动者分析框架。分析了W村如何运用行动主体、行动者逻辑、具体行动这三个维度解决农村问题。分析认为,百户长制是以党委为核心,村委会与百户长为骨干,村民广泛参与的治理模式,党、村委会和百户长通过自上而下,垂直动员的方法进行全社会动员,实现了有效的村级治理共同体。     

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治理共同体构建——基于3个实践案例的启示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主要体现为农村由封闭型走向流动型、农民由群体化转向个体化以及治理单元扩大化3个方面,由此相应带来了村治主体空心化、公共精神淡漠化、网络关系陌生化等消极影响,成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困境。针对于此,湖南宁乡大成桥镇"六化社团"、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和湖北秭归"幸福村落"3个地区的乡村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成功构建了乡村治理共同体。3个实践案例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4个方面的启示:注重党建的重要推动作用、注重提升村民的参与深度、注重挖掘传统治理资源、注重引入切合地方实际的激励机制。     

我国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意义的"乡政村治"难以解决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重难题。因此,创新治理路径,实现多元主体治理、完善治理机制、促进法度建设、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成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重要选择。     

我国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的困境及策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政府功能发挥不足、基层干部治理异化、内生动力不足、社会组织缺位等困境。基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了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完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激发内生动力、培养社会组织等策略思考，实施“三治融合”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浅析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演变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政府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中国社会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但是从治理体系来看,不难发现真正的社会治理确是"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制。因此,要想彻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首先调整我国现行的农村治理方式,通过农村治理方式的调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切实让基层政府参与进来,以农民为主体开创农村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现代化境阈下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与功能调适的理论解析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其根本任务是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身执政目标,因而社会整合是政党的基本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执政党发挥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体系和群众运动的革命化社会整合模式,调适为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整合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利益整合、价值整合、制度整合、组织整合等途径,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