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相关问题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刑事司法革新，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缘起的主要背景就是以保护被害人和“非刑罚化”为导向的刑事政策的勃兴。我国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是必要的。然而，在当前刑事和解探索背后，同样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如：缺乏现行法律的有力支撑，各地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程序混乱。为此，本文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拘传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拘传作为我国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并不高。新刑诉法出于人权保障的目的,修订了拘传制度,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拘传的起算时间、是否允许夜间拘传、是否可以无证拘传等方面。因此,有必要明确、细化刑事拘传规定,完善与拘传相关的制度,从而促进刑事拘传制度的合理合法。     

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及完善建议

刑事和解是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刑事和解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就我国来说,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对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刑事司法环境的优化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农村应用的技术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西方国家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的司法改革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在研究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社会特殊的社会文化及司法现状,从中国农村和解文化、权利文化和法制环境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其导致的技术困境,从而为中国农村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及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农村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探究

长期以来,在以刑事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再次发生为主导的立法思想的指导之下,刑事司法一度将重心放在对被告的惩罚上;近代,随着人权保护思潮的掀起,对被告的保护又一度占据着刑事司法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旨在恢复因犯罪而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刑事和解制度,并且一度得到了很多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青睐。刑事和解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着重探讨了在我国农村地区构建刑事和解的问题、意义与价值。     

当代农村刑事和解的传统法文化因素研究

在刑法谦抑性与诉讼人权保障理念日益深入基层的背景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轻微刑事案件具备和解的理论与制度依据,也具备基于积极法文化因素而取得刑事和解成效的现实可能。从农村纠纷样态及性质与程度及其与刑事法律的适用关系层面来看,社区警务和基层审判机关要注重分析民间法律问题的缘起发展以及介入因素,根据事前、事中与事后三个阶段,对轻微刑事案件灵活使用刑事和解原理,通过官方体制与民间力量相结合方式,综合助推和谐农村构建。应从法文化角度先对影响刑事和解机制和效能的传统农村文化进行解构,然后再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新建构,从而实现传统法文化价值取向的剥离与重塑。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不仅是当今西方国家重要的司法改革内容之一,而且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它以其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稳定性强等特点备受世界各国刑事司法界青睐。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公共利益的保护,有利于加害人再社会化和节省司法资源。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功效

刑事和解体现出了一种综合的价值取向,它既不是单纯地追求正义,也不是仅仅追求效益,而是在追求正义结果的过程中兼顾效益,以此达到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刑事和解价值体系。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庭前会议的可行性分析

2012年3月修改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正式确立了刑事案件适用庭前会议制度。在庭前会议实施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届对于刑事简易程序是否适用庭前会议争议很大,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做法。根据立法本意和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来看,刑事简易程序完全可以适用庭前会议。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庭前会议适用的相关问题出台权威的立法解释,或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庭前会议适用的相关问题联合颁布司法解释予以规范。     

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在普通民事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有权就自己所受精神损害依据民事法律要求赔偿,而在刑事侵权领域,被害人即使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也无法寻求法律救济,因为无论是刑法、刑诉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对于因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种部门法的冲突既有损司法权威,也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从实践来看,因刑事侵权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的事实又大量存在,因此,无论是从法律制度建设角度还是从解决司法实践问题来看,对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试析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制度

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于起诉,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木文主要对不起诉的内涵、种类及其使用条件进行分析,旨在重新认识和研究不起诉制度。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探析

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是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国法学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新形势下,其教育教学、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革任重而道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国外法学教学经验,建立一个全新的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促进我国法学教育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理念考略——兼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契合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理念立法化,符合"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助于增加社会矫正效果,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节约司法资源。但关于新刑诉法中未成年人案件特别程序的适用,仍须转变理念,不断调整并发现问题,才能对司法的改革创新有积极作用。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完善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这两个方面郁做了有益的尝试。针对我国法律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缺陷,提出对被害人的起诉权作出完善的规定,确立刑事被害人的上诉权,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相应权责,完善被害人陈述意见权,加强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障,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增设国家补偿制度。     

浅议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侦查权力有权采取一系列直接涉及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和健康权的强制措施。鉴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需要,在侦查阶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目前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法院对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在我国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建立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设想。     

亲手犯若干问题思考

亲手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是指必须由行为人亲自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可能以间接正犯的形式实现的犯罪。起初亲手犯的提出是为了限制间接正犯的范围。在我国法典中没有关于间接正犯和亲手犯的规定,因而理论界也缺乏深入的研究。为了完善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有必要承认间接正犯和亲手犯的存在。     

重构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以对单位组织体本身的刑罚为研究视角

现行刑法对单位组织体本身的处罚不能满足惩治单位犯罪的需要。本文以对单位组织体本身的刑罚为研究视角,提出了新型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的宗旨和具体目标,重构了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即主刑和附加刑。     

我国民事诉讼再审程序制度的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启动,应摒弃以国家政权主义为主的模式,建立以当事人为主、检察院为辅的模式,以与民法的司法要求相适应,以符合民事诉讼法作为民法救济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