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典型区乡村性评价及其时空分析

以三门峡市及其6个县域为研究单元,从乡村基础设施投入状况、农业生产水平、农业科技进步3个维度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了1999～2016年的乡村性指数RI,并据此划定了乡村性强弱程度。结果表明:(1)在时间序列上,1999～2016年,除义马市的乡村性指数呈现平稳下降的态势外,湖滨区、陕州区、渑池县、灵宝市和卢氏县的乡村性指数均呈现出先下降后又略微上升的趋势。(2)在空间上,三门峡市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高西低"转变为"西高东低"的特点。(3)1999～2016年,三门峡各县域乡村性分异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区域发展状况变化显著,各县域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拉大,尤其是在2013年后各县域的乡村性分异指数增长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突出。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典型区乡村性评价及其时空分析

以三门峡市及其6个县域为研究单元,从乡村基础设施投入状况、农业生产水平、农业科技进步3个维度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了1999～2016年的乡村性指数RI,并据此划定了乡村性强弱程度。结果表明:(1)在时间序列上,1999～2016年,除义马市的乡村性指数呈现平稳下降的态势外,湖滨区、陕州区、渑池县、灵宝市和卢氏县的乡村性指数均呈现出先下降后又略微上升的趋势。(2)在空间上,三门峡市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高西低"转变为"西高东低"的特点。(3)1999～2016年,三门峡各县域乡村性分异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区域发展状况变化显著,各县域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拉大,尤其是在2013年后各县域的乡村性分异指数增长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突出。     

绵阳市县域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性评价研究

以绵阳市为例,根据各区县2004年、2007年、2011年相关数据,利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将绵阳市乡村划分为了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均衡发展型四类。从农业生产、人口状况、土地状况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乡村性指数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从2004年到2011年,绵阳市各区县乡村性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且呈现中间低两边高的格局,增加幅度基本与地势变化吻合;同类型的区域,其乡村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的区县均占11.1%,均衡发展型的区域占66.7%,其中乡村性较弱的区域占22.2%,乡村性较强的和很强的分别占33.3%和11.1%。分析了不同区域乡村性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甘肃省县域乡村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人均耕地面积、第一产业经济水平、从事农业人口比重等6项指标构建了甘肃省县域乡村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了2005─2019年甘肃省64个行政县的乡村性指数；借助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甘肃省县域乡村性的时空分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乡村性指数在2005─2019年整体处于下降态势，同时地区间的乡村性差异逐渐缩小；甘肃省的乡村性分布与空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2005—2019年乡村性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下降；以HH和LL型的空间聚集分布为主，乡村性强地区和乡村性弱地区均呈现区域的集聚现象；2005年甘肃省乡村性的冷点区分布在西北，热点区分布在东南，2019年该省乡村性的热点地区转移到以民乐县和镇原县为核心的2个热点区，冷点区在西北部的基础上新增了以卓尼县为核心的1个冷点区；自然环境、国家与地区政策、产业结构是甘肃省县域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羌族地区乡村聚落景观评价体系与模型建构研究

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方式,通过景观评价要素筛选和专家打分确定各个景观要素影响因子初步权重,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分析羌族地域乡村聚落景观评价模型的合理性,揭示羌族地区乡村景观特色主导元素,旨在为景观设计和建设内容提供参考。     

陕南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评价

基于陕南2017年县域数据,通过各产业占GDP比重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创建了乡村性评价体系,测算了28个县域乡村性指数,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及ArcGIS技术,分析了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性空间差异。结果表明:(1)陕南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分为均衡发展型、商旅服务型、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以均衡发展型县域为主,占46.4%。(2)陕南县域尺度乡村性具有明显差别,总体发展程度为安康商洛汉中;虽然安康市发展水平高于商洛,但从发展的均衡性、综合性来看,商洛市发展优于安康市。(3)乡村性强弱与乡村发展水平并不是完全相关,以南部大巴山区为代表。     

基于变异系数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评价研究

以社区居民的分享权、发展权、监督权及保护义务为理论基础,建立分享参与、发展参与、监督参与、保护参与为评价准则层的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的主观权重和变异系数法的客观权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乡村旅游案例地(哈尔滨市道外区胜利村、帽儿山镇、阿城区振兴村)的社区居民参与度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1)分享参与对乡村旅游地社区总体参与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3个案例地都处于中度参与状态,帽儿山镇的社区参与度高于其他2个案例地;(3)旅游地的资源禀赋、旅游发展阶段、经营管理和地理位置差异会影响社区参与度,社区居民的素质与能力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区参与度。最后,提出能够提升社区参与度的有效对策及措施,从社区参与角度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旅游增收扶贫提供参考。     

陕南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评价

基于陕南2017年县域数据,通过各产业占GDP比重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创建了乡村性评价体系,测算了28个县域乡村性指数,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及ArcGIS技术,分析了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性空间差异。结果表明:(1)陕南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分为均衡发展型、商旅服务型、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以均衡发展型县域为主,占46.4%。(2)陕南县域尺度乡村性具有明显差别,总体发展程度为安康<商洛<汉中;虽然安康市发展水平高于商洛,但从发展的均衡性、综合性来看,商洛市发展优于安康市。(3)乡村性强弱与乡村发展水平并不是完全相关,以南部大巴山区为代表。     

河南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划分了2012年河南省126个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通过建立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并借助ArcGIS和SPSS软件深入分析2000-2012年县域乡村性的时空分异格局。结果表明,2012年河南省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均衡发展Ⅰ型、均衡发展Ⅱ型的县域分别为26个、30个、14个、17个和39个,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Ⅱ型的县域占54.76%,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河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空间分异较为明显,东部高于西部;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Ⅱ型县域乡村性指数明显高于商旅服务型县域;乡村性指数较高的县域集中分布在冀鲁豫低洼平原区、黄淮平原区东南部和鄂豫皖丘陵山地区东部,地级市市区的乡村性指数明显较低。2000-2012年间河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由0.6844下降到0.5844,均衡发展Ⅰ型县域的乡村性指数下降最为显著。     

农业生态景观型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社区农民幸福指数测评——以昌都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为例

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课题组前期研究与实地调查工作经验,构建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技术确定了测评指标准则层、领域层、测评指标层的指标;进一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技术对测评指标体系进行了处理,确定了不同层次指标的权重.以西藏农业生态景观型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代表——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为研究个案,对其乡村旅游目的地社区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并获得了原始数据.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该乡乡村旅游目的地社区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736,并进一步分析了构成该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旨在从微观角度丰富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测评研究.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评价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以江苏省65个县市为研究实证单元,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对县域尺度上江苏省乡村性进行定量评价,以ArcGis 9.3、GeoDa 095、SPSS 16等软件平台为支撑,采用Jenks最佳断点分类、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的空间分异进行定量地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差异性不显著,但乡村性较强区域所占比重略大;从苏南到苏北呈现乡村性梯度递增的空间分异特征;全局上呈乡村性集聚分布态势,局部上在江阴、昆山等7县市和苏北灌云、阜宁等7县形成县域尺度的乡村性"冷点区"与"热点区"。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和居中(0.40相似文献   

乡村振兴背景下温州市乡村未来社区建设评价体系设计与实证研究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本文为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为了解决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温州市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效果不一的问题，从而建立统一的乡村未来社区评价标准。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评价体系，通过调研和专家讨论，建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态富裕五个准则层。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主观权重分析，同时运用熵权法进行客观权重分析，最后运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进行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温州市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水平空间差异小，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其中瓯海区山根村得分最高，龙湾区瑶溪村得分最低。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水平和当地的地理位置存在一定关系，山根村地理位置较为核心。本研究可以为温州市乡村未来社区的建设提供科学评价和决策依据。     

江苏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以县域为空间尺度,依据江苏沿海地区3个地级市各县域的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均值和标准差构建指标体系并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根据乡村对社会产生影响的5个因素构建乡村性指数(RI)评价体系,使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乡村性强弱划分为5个等级,并对全部县域进行评价。最后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为促进江苏沿海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乡情视角的闽南乡村景观意象评估

为构建乡村景观意象评估模式以理解乡村景观消逝的症结,基于乡情构建景观意象评估的初步体系,使用模糊德尔菲筛选评估因子,并以闽南乡村为例,通过问卷评测各因子,再采用多准则折衷评估法评估闽南乡村景观意象。结果表明,在视觉认知方面,自然性与生动性是闽南乡村最重要的景观要素;在乡村情感方面,依赖感与归属感是最需改善的目标。实证结果表明,提出的评估模式能明晰景观现状的优劣势,可为延续乡村景观意象提供参考依据。     

凉山彝族地区乡村聚落景观评价体系与评价策略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建立评价体系和评价策略,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景观要素影响因子初步权重,并运用综合数学模型分析凉山彝族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的因素,形成独特的评价策略,并揭示了凉山彝族地区乡村景观特色的主导元素,旨在为凉山民族特色乡村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     

都市近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精准脱贫模式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为例

对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进行乡村性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不同乡村发展类型贫困发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其精准脱贫模式.研究表明:(1)渝北区乡村性总体上由西南部向东北部递增,各个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格局;(2)渝北区138个行政村可划分为现代农业导向型、三产融合发展型和城乡空间邻近型3个发展类型;(3)贫困探测因子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应科学施策,对不同发展类型乡村因地制宜,精准脱贫;(4)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虽然远低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但必须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补齐短板,发挥产业优势和都市带动作用,实现全面脱贫.     

基于改进AHP法的乡村居住环境适老性研究——以南昌市新建区乡村居住环境为例

为研究当前中国普通乡村居住环境的适老化建设情况,选取南昌市新建区9个乡镇的乡村居住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以1个目标层、6个准则层和36个指标层为基础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创新性使用改进AHP法进行权重计算.结果显示,9个调查乡镇的乡村居住环境适老性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序为招贤镇(3.8705分)>经开区(3.7672分)>梅岭...     

基于农旅融合的乡村建设模式评价与优化对策——以江苏省南京市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农旅融合的方式连接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帮助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实现乡村转型升级。通过对南京地区9处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的调研评价,发现了建设短板,以期为今后发展提供科学性建议。运用层次分析法,从乡村产业、乡村景观和旅游开发3个角度入手,建立包含28个评价因子的评价体系,对南京地区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的建设成效进行综合评价。因子权重方面,项目层乡村产业占比略高于乡村景观,高于旅游开发;要素层中,农业规模化、聚落景观和旅游项目分别在其所属部分占比领先。综合来看,示范村得分均低于4分,尚未达到最优,蓝溪村等3处示范村达Ⅰ类水平,蒋山村等5处示范村达Ⅱ类水平,中桥村仅达Ⅲ类水平。示范村发展总体差异性较大,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平衡区域发展、挖掘产业特色、协调村域景观和灵活项目设置4个角度提出优化建议。     

盐城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机理及路径

民俗文化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能有效推动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盐城民俗文化资源禀赋优良,其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也已初具规模,但盐城民俗文化异质化现象开始显现,乡村旅游精品缺乏,文化内涵缺失,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亟待重构。为有效推动盐城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应构建有效的互动发展机制,保证社区参与的同时加强旅游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