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

本文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情节加重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在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如果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中包含看必然剥夺受害人生命的现实危险性,即对于伤者的生命排除了他人救治的可能性,则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从而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甘肃省经济发展中的行政法制建设研究——行政不作为刍议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积极作为的行政义务,并且具胡作为的可能性,但却在程序上超过法定期间或合理期间消极的有所不为的行政违法行为。其具有消极性、违法性、程序性及非自由裁量的特征。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是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行政义务、有履行行政义务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具有在法定的或合理的期限内不履行行政义务的事实四个构成要件。行政不作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不予受理或受理不予答复;视而不同、置若罔闻;借故推脱。无正当理由拖延行政交务;不履行行政合同约定的行政义务,不履行基于行政主体的自身行为所派生的行政义务等。     

不纯正不作为犯之共犯问题研究

凡具有共同作为义务的二人以上者,互相联络犯罪意思,进行违反其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时,即为存在共同实行,能够成立不作为的共同实行犯。不作为的片面帮助犯罪非无一例外的排除在刑法的规制之外,当不作为同时构成违反特定职务或业务上之罪的正犯时,可按该罪的正犯处罚。     

事后不作为能否单独成立犯罪研究

从交通肇事中故意杀人切入,对基本犯罪可以引起作为义务予以证成,并对该类犯罪如何处理等价性问题进行了说明。在具体判断上,应将视野置于整个犯罪事实并加以通盘考虑,惟此才能既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又不使行为人获得刑法处断上之不当利益。     

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侵权行为研究

先行行为介入他人生活资源之变动,根据团体主义和公序良俗等原则,承担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具有合理性.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不要求先行为违法和有责,但对先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有要求.具体而言,是要求存在先行行为,使他人处于危险之中或升高了危险,行为人因而负有作为义务.     

论不作为诈骗行为的认定

刑法学界对不作为诈骗多有探讨但尚未形成统一定论。解决不作为诈骗行为的认定,需正确把握对行为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是否陷于认识错误等相关问题。行为人是否承担告知义务源于对行为人是否居于保证人地位的判断;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需借助假设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且有必要厘清不作为行为和引起错误之间因果关系的顺序。不作为诈骗与默示诈骗主要区分在于使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的原因,而不作为诈骗与交易博弈诈骗的区分则主要集中于行为人、相对人对产生错误的认知上。     

行政不作为及国家赔偿责任的确认

行政不作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必然对社会及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有损害就要承担责任,包括赔偿责任,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时此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学界对此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主要对行政不作为及国家赔偿责任的确认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的义务,并且在法定期限内能够履行而未履行(包括没有完全履行)的行为。国家承担行政不作为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政不作为侵权行为主体特定；行政不作为侵权行为客观存在；法定损害事实存在；行政不作为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金融经营者不当销售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信义义务为进路

一些金融经营者在金融商品交易过程中存在不当销售行为，给金融消费者带来财产损失。然而依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则，消费者通常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在英美法国家，法院通过信义关系理论将金融经营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认定为一种信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经营者设定信义义务的约束，相关原理和规则值得我国立法借鉴。我国立法宜应明确以适当性原则以及说明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信义义务规则，确立违反信义义务的民事责任，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可以援引的私法规则。     

关于夫妻间救助义务的思考

对于夫妻间由于琐事引起争吵导致一方自杀,另一方见死不救,导致自杀者死亡的案件,我国法院的判决逐渐表现出处罚不救助者的倾向。夫妻间的救助义务能否成为并且如何成为刑法上的救助义务,在我国理论界存在诸多观点。     

其实这样已经犯罪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伤害、放火、抢劫、盗窃等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而对于义务运赃、买赃自用、传授犯罪方法等行为则认为“无所谓”。     

高校在农业产业产学研合作中的权义责

为了依法促进高校参与农业产业产学研合作,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按照自愿与义务相结合、有偿与无偿相结合、市场引导与政府指导相结合、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相结合等原则,介绍了高校在合作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促进和保障农业产业产学研合作的健康运行。其中,权利应包括合作自由权、经费获得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内容;义务应围绕接受国家科技项目委托、合理使用经费等加以约定;责任则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认定——以意思表示规则为核心

从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的角度入手，《公司法》16条第1款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不是当事人行为能力、标的问题。因此，判断对外担保的效力应遵循意思表示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过程是：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做出决议，形成对外担保意思，由法定代表人向外做出意思表示。无意思形成的对外担保效力，应据动机错误的效力规则确定其效力。有意思形成的对外担保效力，属于典型当事人错误，可纳入表示内容错误。由于界定赔偿责任时，须考虑相对人的过错，相对人过错取决于其审查义务，应限制相对人只是形式审查公司章程与担保决议。     

中外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比较

长期以来,不能犯一直是刑法理论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不能犯不为罪、不可罚与不能犯可罚是争议的焦点。各国立法的不同反映出各国刑法基本立场的不同。鉴于我国新刑法倾向于客观主义的立场,因此,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不能犯不具有可罚性。     

Central crime computer project draws mixed reviews

After committing a crime in Ohio, an offender from California, for example, may flee to Florida, having profitably disposed of his stolen goods in still another State. With all the marvels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all this can and does occur while the police pore over the fresh traces at the crime scene. To solve crime in the space-age tempo of today's society demands tha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have available immediately the facts of crime whenever or wherever they are likely to confront suspected elements of it.     

曼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的法律适用探析——以一起“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刑事案＂为例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40条规定“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关于侵犯植物新品种犯罪在《刑法》中却找不到与植物新品种权有关的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使《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代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无法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和严厉的惩罚。同时，也给司法实践中侵犯植物新品种犯罪的法律适用带来诸多困难。文章从一起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刑事案出发，在剖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构成的基础上，探讨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的法律适用。     

"见死不救"的刑事责任分析

对"见死不救"的刑事责任问题,应从"见死不救"者所负的义务,"见死不救"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两方面来确定."见死不救"者如果负有法律、职务或业务上的义务,以及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义务或由于受害人的求助并产生的信赖与期待,为维护社会内在秩序而形成的义务,当为而不为,应负刑事责任.但由于在不同情况下,不作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因果联系的差异性,应分别以杀人罪或不救助罪处罚.     

污染环境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介入环境污染控制领域主要经历了起步、形成发展及逐步完善阶段.《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条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存在立法体例不科学、罪名设置不合理、犯罪构成要件引争议以及刑罚措施适用不当等缺失.应重塑污染环境罪立法体例、细化污染环境罪罪名、完善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并且丰富污染环境罪刑罚体系.     

论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

实行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大学生是末来法治社会的主体，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是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和我国入世的必然要求。木文从提高大学生的法理认识、培养宪法意识、法律权利与义务对等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阐述了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素质的培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