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吗?——基于收入与偏好效应理论的实证检验

为了回答非农就业是否能够释放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优化家庭消费结构的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综合运用OLS、分位数回归与中介效应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结构占比,这一结论在利用"是否有工资性收入"替换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系数随着家庭纯收入的上升而明显递增且始终显著为正,此外,影响效应呈现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稍差的差异化格局.(3)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会通过家庭收入增加与社会资本积累的中介作用实现.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公共安全服务需求的影响

为完善农村基本公共安全服务,提高农村公共安全服务水平,采用江苏农村的调查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深入分析了农村居民公共安全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安全服务的需求较高,但对不同种类的公共安全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通过OLS回归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村居民的安全服务需求具有显著的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安全服务的需求越高。收入对农村居民公共安全服务的需求具有显著影响,收入越低的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安全服务的需求越高。职业对农村居民公共安全服务需求产生了显著影响,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村工商户和农民工对农村公共安全服务的需求较高。     

贫困线视角下农村居民收入对膳食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微观实证

我国农村居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其膳食健康状况仍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分析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家庭生产理论,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健康膳食指数(HEI),运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回归、门槛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评估我国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分析收入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对比分析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之间的影响差异,从膳食健康视角评估当前贫困线标准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明显优于贫困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贫困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明显高于非贫困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存在内生性,不考虑内生性会低估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从膳食健康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应提升至3 159元,高于当前的贫困线标准(2011年为2 300元)。因此,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仍是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膳食健康的重要途径。如果计划对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进行政策干预,现有的贫困线有必要进行上调。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Consumption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基于统筹城乡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选取1985 ～ 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性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建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的回归模型,运用计量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滞后1期的消费、滞后1期的收入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当期收入是决定本期消费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农村消费水平.     

统筹城乡视角下我国农村消费函数实证研究

基于统筹城乡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选取1985～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性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建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的回归模型,运用计量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滞后1期的消费、滞后1期的收入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当期收入是决定本期消费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农村消费水平。     

基于市域尺度农民收入时空差异及驱动力分析

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民增收路径提供参考,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2000-2014年中国市域农民收入时空格局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4年,中国地级市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整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在地级市上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区域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有向中部扩散的趋势,区域农民收入差异仍然较大。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农民人均收入表现出很强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上呈明显的集聚格局;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集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空间回归分析表明,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产值、城市化率对2000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用电量对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2014年农村居民收入影响不显著。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膳食质量改善——基于黑龙江省微观调查数据分析

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嵌入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积累与膳食质量改善提供了新的技术赋能。基于信息效应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黑龙江省为例，利用316户农村家庭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膳食质量的微观作用，探讨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村居民膳食质量处于低度膳食失衡状态，膳食质量距均值为34.133。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居民膳食质量，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农村居民膳食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膳食质量的改善作用在高学历和种植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更为显著。据此，提出了扎实推进合理膳食行动，促进农村居民膳食营养均衡；向纵向深发展“互联网+营养与膳食”模式；拓展农村居民互联网社交新渠道，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等建议。     

农村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户家用计算机拥有量的分析

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推广并被农村居民采用是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重要举措。2006年以来,农村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显著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主产区计算机拥有量也在显著增加。作者通过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与农村居民收入和储蓄有着显著的关系。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安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增收实证分析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算安徽省农民收入与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2000年和2010年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安徽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低收入集聚区自安徽西部向西北部转移,高收入集聚区随皖江城市带"两点一轴线"蔓延;城镇化发展在局域呈现以淮北为"极点"和巢湖为"洼地"的格局;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显示农民收入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避免经典回归忽视空间因素导致对影响程度的高估,城镇化发展有助于农民增收,2010年较2000年作用程度增长188.67%,对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强,而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利于农民收入提升,特别是缺少非农就业机会,制约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采用1985-2010年中国各个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数据特征显示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从1985年到2010年间整体上呈持续扩大趋势.构建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计量模型,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及结构的影响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的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显著,同时,互联网使用通过消费构成项目中的食品及烟酒、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家庭设备、文教娱乐消费影响总消费.     

教育对中国西北地区水库农村移民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甘肃、宁夏入户调查的证据

中国西北地区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是制约移民区经济有效发展的瓶颈。本文运用甘肃、宁夏两省份水库农村移民调研数据,研究教育在水库移民内部不同层次的影响。运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对比研究验证:教育能够显著提高移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同时发现,教育的减贫效应对于收入最低层较大;从事非农工作能够显著增加收入最低层农户的收入水平。因此,政府精准扶贫不仅要注重扶持政策的完善,还应着重关注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扶贫,注重非农就业的培训工作,鼓励、倡导和培养有条件的农户从事非农工作。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农村产业融合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依据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具有“东高西低”的特征,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以省(区、市)为区域单元,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增收效应,但在区域间没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正向效应,在区域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均具有负向效应。在不同的经营规模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实现农民增收,需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加强区域农村产业间融合活动的联系,发挥示范效应,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     

中国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来说一直偏低,选取我国1978~2013年的农村人均消费、人均财政支出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OLS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财政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一定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     

基于三大经济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供给消费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2000—2015年农村社会保障和消费等统计数据,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村社会保障消费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供给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较快的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储蓄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障收入、上一年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     

大中型水库移民种植业收入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宜春调查数据为例

利用江西宜春261个样本数据,采用OLS回归方法和分位回归方法对影响大中型水库移民种植业收入的因素进行探究。最终OLS回归结果显示,对移民种植业收入存在较大影响的因素分别是实际耕地面积、生产消费支出、劳动力投入数量;进一步的分位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消费支出、劳动力投入数量、移民直补资金三个因素仅对种植业收入较低移民的种植业收入存在较大正向影响,实际耕地面积对移民种植业收入始终存在正向影响,但对种植业收入差异移民,影响程度亦存在差异。因此,对种植业收入较低的移民,应增加直补资金;对种植业收入较高的移民,应鼓励增加实际耕地面积,实行规模化生产。     

消费品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及福利的影响

采用1995-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在食品、住房、交通通讯、娱乐文教等商品消费的相关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利用补偿变量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福利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品、家庭用品、医疗保险的支出弹性小于1,表现为缺乏弹性,而居住和文教娱乐的支出弹性大于1,表现为富有弹性;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受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同,收入越低的农村家庭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越大,对农村不同家庭的补偿随其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受工资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人均农林牧渔产值以及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依据2000~2015年河南省的经济统计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并分析出各因素对收入影响程度的大小,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根据此模型可以对提高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提出相应的建议,为地区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我国农民工数量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1978年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我国农民工数量与我国农村家庭主要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民工与我国农村家庭生活水平存在紧密的正向关系,农民工的增多促进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增多并不会导致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减少;农民工数量增多的原因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之间的差额存在显著关系;农村边际劳动力要素机会成本是影响农民工数量增多的比较重要原因;家庭经营收入和进城务工收入的总和是影响农民工数量变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