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森林生态效益计量

为了使人们直观地认识和了解森林所具有的全部价值,使我国的GDP尽快进入绿色GDN核算中,有必要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货币化计量.通过对森林多种生态效益的分析,确定了计量森林生态效益的因变量集和自变量集.自变量集又分为区域自变量和林分自变量.按照这样的计量体系,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的多元线性模型.通过该多元线性模型对我国森林的生态效益进行计量,得到我国森林每年产生的生态效益为7 238.16亿元,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量的合理确定提供了参考数据.     

森林生态效益似乎不相关模型及其应用

在近代统计模型中的似乎不相关模型为理论基础上,用林分、气象因素、地理位置因子等比较容易取得的自变量集,以森林的各种生态效益为因变量,构造出森林生态效益的似乎不相关模型,然后用整体扩散模型估算了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涵养水源、固土、吸收二氧化碳、净化大气、抑制风沙等森林生态效益.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每年的森林生态效益为18827万元人民币.     

广义森林生态效益似乎不相关模型的总体估计

用 2 0 0 2年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森林资源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 ,研究了黑龙江省广义森林生态效益的特征及似乎不相关模型 .采用“市场化”逼近技术方法 ,在理论和技术上将森林生态效益向市场化的商品靠拢 ,研制出了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技术体系 (包括概念、特征、变量集、数学模型等 ) .通过生态效益补偿特征系数曲线分析 ,提出了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基准法则 .研究结果初步确定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森林生态效益价值为179亿元 a,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量的估计值为 18亿元 a ,并提出补偿的主体应该是国家的公共财政 .     

森林生态效益的计量理论与方法研究

森林生态效益的计量理论目前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文章给出了森林生态效益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计量生态效益的模型,同时对如何确定相关变量的方法进行了介绍。应用此模型对我国目前森林的生态效益进行了估测,以期为制定相关标准提供帮助。     

建立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构想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是保证我国生态公益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措施。在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法律依据。结合我国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思路。     

森林生态效益的计量理论与方法研究

森林生态效益的计量理论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文章在分析了生态效益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生态效益计量的模型以及确定相关变量的方法,最后针对我国的林业生态系统做了生态效益整体的初步估计。     

森林生态效益评价的研究进展

作者在对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森林生态效益的内涵、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目前主要采用的方法及理论基础作了综述 ,并指出了在森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如替代的合理性问题、结果的可加性问题、计算的重复性问题、评价的全面性问题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等 .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今后森林生态效益评价研究的八点建议 :(1 )进行森林多种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价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2 )从国情出发建立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评价理论框架 ;(3)在创新核算方法的基础上开展分区案例研究 ;(4 )建立区域性森林生态效益定位监测系统 ,为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料 ;(5 )更全面地研究生态效益计量评价指标 ,使之既具完备性又具独立性 ;(6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评价标准 ,使评价结果能为林业补偿等法律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7)建立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核算制度 ;(8)建立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制度     

关于青海省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思考

近年来,青海省在森林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森林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青海省深耕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设方面,实现了广覆盖、快速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效益。青海省通过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取得了许多效益,可以为保护森林资源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稳步推进青海省林业资源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青海省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内容。然后,从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了青海省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青海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顺利实施、长效发展的相关对策。     

论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补偿

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是付费制度的一种实现形式,是解决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的具体途径。由于森林生态效益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价值实现方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以公共财政补偿为主,社会、市场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吸引全社会共同参与森林的培育和保护,是目前对我国森林生态效益提供者进行价值补偿的有效方式。     

森林生态效益税对陕西省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者也提出未来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将发展成为森林生态效益税.在论证森林生态效益税的理论依据、课征对象、征收方式、税率等的基础上,以陕西省为例,构建了突出林业的2007年陕西省42部门投入产出表,并采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分别使用成本定价法和溢价定价法,定量分析了课征森林生态效益税对陕西省各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对林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征收10％森林生态效益税的3种不同方案下,森林生态效益税不会对陕西省价格体系造成过大影响,实施森林生态效益税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食品制造业、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3个产业的价格变化较大.此外,两种定价方法的计算结果略有差异,采用溢价定价法得到的结果要略高于成本定价法的结果.     

森林生态系统经营规划决策的研究

以带岭林业局东方红林场森林为例,进行了中、长期的森林生态系统规划决策的研究。在规划中以恢复地带性顶极群落作为经营目标,以各种林分类型向相应的顶极群落演替所需要的相对时间长短作为距离系数建立目标函数。在研究了该区域天然林经营与替模型基础上,把东方红林场森林划分为８个森林经营类型组,分析和定义了决策变量及约束条件。进行线性规划求解。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森林规划兼顾森林的经济和生态效益。适应性经营与一体化森林规划体系是控制和纠正这种森林规划风险性的技术手段。     

新常态下国有林场森林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研究——以福建闽侯白沙国有林场为例

依据白沙国有林场资源调查数据、市场调查和专家咨询等方面数据,对林场不同方面生态效益价值进行经济核算。结果表明:白沙国有林场固碳释氧效益值最高(约为1.728×108元),其次依次为固土保肥效益值(约为4.458×107元)、其他生态效益值(约为3.969×107元)、水源涵养效益值(约为2.193×107元),土壤改良效益值(1.241×106元)最低。当前国有林场在生态效益价值总量较大,林场管理者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当逐步提高对其生态价值量的重视,降低林场对用材林采伐的依赖程度,促进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公益林生态效益货币化计量探析

论述了公益林生态效益货币化的两种方法及其应用，提出了当前公益林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公益林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减小评估尺度，建立动态评估体系．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核算与筹集探讨

阐述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核算、标准、筹集现状,并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核算、补偿基金标准的核算、补偿基金筹集进行了探讨,旨在提高标准,强化补偿基金的征收与筹集,促进林业健康快速发展和森林生态效益的积极发挥。     

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的物元可拓识别法

为了建立森林火灾后生态变化趋势的分类识别模型 ,在确定判别指标及分类标准的基础上 ,针对火灾后生态变化遥感监测资料和调查信息的复杂性以及单因素识别与类别划分结果之间的不相容性特点 ,应用物元可拓集方法 ,构造物元矩阵 ,根据计算出的关联度值大小对森林火灾后生态变化趋势进行可拓识别。实例分析表明 ,物元可拓法应用于森林生态变化趋势识别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基本吻合。     

生态公益林研究文献综述

对331篇生态公益林研究文献的分析结果发现，生态公益林研究在地域和领域都存在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是生态公益林研究的中心地带，生态公益林补偿、分类经营和宏观研究等问题是目前生态公益林研究的重点领域，并指出应继续加强生态公益林补偿问题和效益评价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以及生态公益林林种树种选择和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浙江天童生态公益林养分循环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为完善生态服务价值定量评价方法，并推动绿色国民生产总值（GDP）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分析了浙江天童生态公益林氮磷养分的储存和流通特征，并对其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区域尺度上，分布面积是主要决定因素，木荷Schima superba林和木荷-米槠Castanopsis carlesii林总价值最高（分别为673.46和576.05万元·a^－1），栲树Castanopsis fargesii林、木荷-石栎Lithocarpus glaber群落和毛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林介于中等（分别为219.52，140.65和111.84万元·a^－1），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林、马尾松-木荷林和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林最低（分别为30.16和44.30万元·a^－1）。单位面积内，林木生产力和群落结构完整性是决定养分循环服务价值的影响因子，竹林最高（13.01万元·a^－1），栲树林次之（7.62万元·a^－1），其他类型较低。表3参14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研究

我国正在探讨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但在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来源等很多问题上还存在争议,因而尚无具体、可行的补偿措施。本文从补偿的根本目的出发,认为应该由营林者与政府交易形成补偿标准,森林生态效益价值估算的理论依据可由交易双方共同选定;确定补偿范围要兼顾必要性与可行性原则,从最需要的区域不断扩大补偿范围;同时,各级政府要不断拓展财政以外的补偿资金来源,合理确定补偿收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