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特色、问题及对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重庆市正在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于对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分档整治开展情况及成效的调研，从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提升改造及村民良好卫生习惯养成等方面分析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特色与存在问题。提出规划先行，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宣传、教育与培训力度；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支撑；建立完善建设及管护机制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旨在为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参考。     

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探析

精神文明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推手,也是推进乡村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的不仅在于改善生活环境,更在于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因此,将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深入结合,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加强农村道德建设,还能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三个维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是衡量人民生活获得感、幸福感的直观体现。本文坚持以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系列论述为指导,以中办、国办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为基准,在对湖南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由此提出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有效对策。研究表明,房屋修建布局、厕所改造、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村容村貌整治等问题是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存在主要问题;提出改善居民思想认知、落实乡村自治体系、科学进行村庄规划,盘活乡村旅游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有效举措。本文的研究可望为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参考依据。     

集安市全面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正2018年~2020年,集安市启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3年攻坚行动,围绕全域旅游总体规划,以乡村环境整治为重点,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着力解决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到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严重"错位"、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努力把集安市的乡村建设成人居环境更加优美、基础设施更     

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综述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本文主要对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主要包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农村人居环境的地域差异和存在的问题等。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继续深化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方面的研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研究,重视村庄规划管理、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的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影响因素和评价方法的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探究

农村美丽人居环境的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农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存在、村民垃圾治理意识不强、垃圾处理体系建设滞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政府宣传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农村生活垃圾成为美丽人居环境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不仅需要增强村民环保意识、完善各项制度体系、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同时还要注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公平性问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民满意度评价——以广东省德庆县为例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为农村生态振兴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广东省德庆县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和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民满意度评价体系,研究发现:总体上,村民总体满意度水平处于比较满意等级;去模糊后支持层满意度排名第一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空间规划布局,再次是村容村貌整治和公共服务供给。因此,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强化行政监督;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充分发挥乡村自身力量等。     

多措施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共建共享美丽乡村

<正>弥勒市农村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取得显著成效，但还存在村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长效管护机制不够健全、群众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了根源剖析，提出因地制宜编制村庄规划、聚焦“四项治理”（治厕所、治污水、治垃圾、治村庄）、大力践行“典型引路法”等对策建议，持续推进弥勒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基于物元模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评价研究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评价工作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从村内塘沟清理、养殖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的改变、乡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乡村治理改进等7个方面构建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物元方法构建了评价模型,为科学测度各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提供了依据。     

基于子女教育视角的北京郊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分层

为了解子女教育对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利用北京市郊区的调研数据,运用统计软件中的排序模型和"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简称MFX)与"平均偏效应"(Average Partial Effects,简称APE)方法,将农民按是否有子女教育进行分类,进而对其进行城镇化意愿分层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子女教育与农民城镇化意愿正相关,不同人群的异质性和需求取向的相异性均不同,APE值表明农民对空间布局、人居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偏好次序存在明显差异。针对此问题,需要预先考虑人群结构和不同类别农民的需求取向,进而形成一个相对均衡的规划体系。     

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整治框架——以重庆某县为例

为明确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思路，本研究通过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政策演变的梳理和典型县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状的问卷调研，探讨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框架。结果表明，2004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分阶段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调查县农业废弃物中农膜和棚膜未回收的村庄占比为29.33%和22.51%，但秸秆和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程度较高；公共厕所、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村庄普及率相对较低，农户院落闲置率和倒塌率分别为21.93%和13.28%，倒闭的种养企业厂房废弃率较高，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57.44%。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应着力促进政府“自上而下”决策和社会组织及农户“自下而上”参与的有机结合，加强农户层面的卫生设施配套、移风易俗推进和环保意识提升等。     

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陕西、宁夏两省份数据的考察

为考察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对陕西、宁夏两省758份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村民归属感和干部亲近感作为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两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内部人身份认知程度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集体效能感在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3)村民的亲社会倾向能够显著增强集体效能感对村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分析结果,建议以营造集体文化、凝聚集体意识、再造集体组织为前提,弱化村社内部的异质性,增强村民对村社集体和村级组织的认同感,为村民参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强化宣传教育,提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水平。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应用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扶沟县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我国乡村发展难题的重要突破口。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通过调研，发现河南省扶沟县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重管治轻服务、基层责任意识缺失、村民参与意识不强、现有资源难以支撑建设等问题。需要突破固有思维限制，从新公共服务的角度，分析新公共服务理论与美丽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思想意识、治理模式、制度建设以及资源配置等层面探索助力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农村地区地方权力结构的当代变迁——以江西省鄱阳县管驿前村的治理为例

随着当代农村村民自治政策在广大地区展开,村落中普遍开展了以直选为基础的治理模式,而民主选举尚无法化解原有的权力形式。以20 世纪初以来农村地方权力形成为例,认为除了国家权力外,农村地区的地方势力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地方精英也掌握着话语权力,当代乡村治理呈现了多元权力相互作用的复杂格局。村委会作为乡镇的派出机构,其政治性功能相应淡化,经济和管理作用逐渐凸显曰地方民间组织和团体则以其文化网络为依托,因其广泛的团结性而成为地方保护的代表。若将广大农村地区的权力形式简化为“国家”与“地方”的二元格局,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代而发生相应地变化,在经历了统一、冲突阶段之后,当代的农村治理呈现出国家与地方之间谋求合作的状态。     

北京乡村治理模式分析

乡村治理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北京市不断加大治理力度，致力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本落脚点在于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乡村治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四种模式：政府治理模式、村民自治模式、市场治理模式、多元共治模式，各有优缺点。文章通过对平原、山区、近郊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坚持党建引领、村民自治为主体、互联网科技赋能等治理经验，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乡村治理提供借鉴。     

关于“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思考

为全面掌握依托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问题，指导“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2008—2018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农村生活污水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从国家层面推动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已经跨越三个“五年”，但总体上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比例仍然很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仍将是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十四五”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开局起步期，是夯实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重要阶段，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农村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之一，亟待在分类聚焦细化资金保障、加强县域规划技术帮扶、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供需平台和提升监管水平等方面系统谋划和布局。     

村域认同、关系网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以江西省501个农户为例

探讨村域认同、关系网络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选取江西省501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村域认同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且对于提升高学历和村干部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作用更为显著；户主的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每提升1%，选择比较愿意参与环境整治的概率提升23%和7%；关系网络在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95；农户的村域认同感不仅可以提升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还可促进其落实到具体行为，提升环境整治参与程度。因此，政府应通过提升农村生活基础条件，强化村委会的服务功能，加强和美乡村的宣传与教育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丹江口水源涵养区绿色高效农业技术农户意愿选择性研究

为提高丹江口水源涵养区示范的13项绿色高效农业技术推广适应性和广度，提升区域农业绿色发展质量和能力，采取问卷调查和二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农户的技术供给和获取途径及其对技术的采纳意愿。结果表明，技术1 （良种及其繁育、栽培）、技术2（肥料及其施用）和技术3（植物病虫害和其他有害生物防治）供需契合度分别为60%以上、50%~60%和50%~55%，其他类技术供需契合度较低。技术推广需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其中技术1的2项技术（秋葵种植、苎麻种植）推广宜选择区域生态环境良好、交通便利且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技术2的养殖废弃物技术可选择文化程度较低的小农户或种植年限较短的专业大户进行推广；技术3中6项技术（茶园生草增产提质、魔芋病害防控、魔芋软腐病防治、设施蔬菜水肥药一体化、设施蔬菜绿色防控、土壤消毒防治根结线虫）宜选择种植规模较大的农户或男劳动力为主及生态环境良好区域的专业大户进行推广；技术5（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低氮磷排放环保饲料技术应针对专业养殖大户推广；技术6 （农田水利、农村供排水、土壤改良与水土保持）的低产田改土培肥技术宜选择生态环境较好区域的专业大户进行推广；技术8 （农业防灾减灾、农业资源与农业生态安全和农村能源开发利用）的2项技术（生物多样性利用与生态强化技术、桑-草-鸡种养技术）宜选择家庭收入较高且生态环境良好区域的专业大户进行推广。研究表明，13项绿色高效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结合农户对技术需求采纳意愿、供需契合度、技术属性等，分别制定相应的推广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