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保护地是我国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基于保护地类型的多样性和区域地理条件与历史脉络的差异性,借助ArcGIS、SPSS软件分析,以长江中下游地区6省1市为研究区域,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湿地公园、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9类国家级保护地形式为研究对象,引入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及Kernel核密度指数分析长江中下游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影响自然与人文保护地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地总体趋于集聚分布,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最邻近点指数R＞1,趋于均匀分布,其他类型的保护地均呈集聚分布。省域保护地地理集中指数江苏最高,江西最低;各类型保护地地理集中指数相差不大,分布较为均衡。自然保护地分布形成环太湖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和长沙都市圈4个高密度地区;人文保护地高密度地区集中在浙江、安徽和江苏3省。自然保护地分布受资源禀赋影响最大,而人文保护地与城市发展状况关系紧密。     

秦东区域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空间体系重构

以秦东区域为案例,通过该区域自然保护地现状剖析,应用GIS空间叠置分析技术、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解析其空间格局及重叠区域。结果表明,秦东区域共有14个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叠区域,重叠次数18次,重叠面积9 186.15 hm~2,占全部自然保护地面积的22.48%。其中,主要是地质公园和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之间重叠,共有4处重叠,重叠面积8 837.14 hm~2。整合优化后形成2类23处保护地,总面积12.4万hm~2,占秦东区域国土面积的9.5%。通过分析自然保护地重叠区域空间关系以及与生态保护红线面临的现实冲突问题,提出了整合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措施。     

中国东北地区自然保护地数量特征分析

目的研究我国大型地理单元内自然保护地的数量特征对当下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以我国东北地区为研究范围，基于研究区内59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信息，从建设类型、建设时期和自然生态系统类型3方面对我国东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数量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对范围重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进行了筛查统计。结果我国东北地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数量在1956—2016年的60年间，经历了停滞、发展、爆发3个阶段，无论是类型、数量还是面积，均呈上升趋势；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在研究区域内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范围存在交叉重叠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多达108处，尤以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重叠最多；以自然保护地内主要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对东北自然保护地进行归类，可将其大致归为6类，森林生态系统类和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类在数量和面积上均占据优势，草原草甸类、荒漠与沙漠类和海洋海岸类生态系统受重视程度不高，存在相当大未受保护的区域。结论建议未来东北地区的自然保护地形式在保持多元化的同时，也应向系统化方向发展；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多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出发，更注重自然保护地类型与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的一致性，以便于建设和管理；对自然保护地集中的热点区域按照主要自然生态系统类型进行优化整合，通过建设国家公园，合并空间距离邻近，保护对象存在关联的自然保护地来减少重复。此研究结果可为我国东北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张掖市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及交叉重叠关系研究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促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和张掖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的开展，本文收集统计了张掖市6类13处保护地的数据信息，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对张掖市保护地的空间分布以及交叉重叠现状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张掖境内13处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张掖市13处自然保护地相互重叠面积为11 842.06 hm²，扣除交叉重叠面积后，净面积为82 000.48 hm²；张掖国家地质公园北侧、东南侧和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台段正义峡区域以及沿线典型湿地区域存在5 267.56 hm²自然保护地空缺，此3处保护价值相对较高的地带应纳入自然保护地的范围。     

云南省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研究

目前云南省已建立了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11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了云南省大部分特有和典型自然景观、重要物种及珍稀动植物,筑牢了生态安全屏障,加快了云南省生态文明和中国最美丽省份建设进程.但也存在自然保护地分散管理,保护地新增进度与管护力度不同步,空间范围交叉重叠,保护地存在保护空缺,自然保护地内人地矛盾等问题.分析了云南省自然保护地建设现状及取得的成效,并从建立高效管理体制,协调人地矛盾,做好资源清查统计,优化整合功能分区,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等方面提出建议,讨论了风景名胜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分类、保护与开发问题.     

辽宁省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与重叠现状分析

  目的  通过对辽宁省自然保护地重叠现状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描述辽宁省6类235处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情况与重叠现状及特征，由此对辽宁省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现状进行评价，为辽宁省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提供科学参考与理论依据。  方法  利用最邻近指数分析与核密度分析，评价辽宁省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现状，同时提出了自然保护地镶嵌体的概念，通过分析镶嵌体内部的重叠板块占比情况，对辽宁省自然保护地重叠现状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相较于传统重叠率分析方法，为分析一个区域内多层重叠的情况我们提出了自然保护地多元重叠率计算方法。  结果  （1）辽宁省自然保护地的最邻近比率为0.904，表明辽宁省自然保护地分布属聚集型分布；（2）结合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辽宁省自然保护地主要形成4个聚集区域；（3）辽宁省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叠情况的自然保护地数量占自然保护地总数的50.43%，重叠面积占辽宁省自然保护地的8.63%。重叠情况主要发生在自然保护区与自然公园之间，数量共107处，面积达134 421.1 hm2；（4）辽宁省存在重叠的斑块中两层重叠82处、三层重叠13处、四层重叠1处；（5）辽宁省可划分为36个自然保护地镶嵌体，其中内部重叠率高于50%的保护地镶嵌体有8处，最高为81.34%；低于10%的保护地镶嵌体有6个，最低为1.82%。  结论  将重叠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时，镶嵌体重叠率过高代表保护服务功能与划定保护范围过剩，整合时对于这种情况所涉及的保护地建议以合并为主。下一步对于计划新建自然保护地应将现有保护服务力度较低或中等区域进行补充完善，将如辽东半岛阔叶落叶林与湿地区南部的沿海陆域利用起来。在解决重叠与地质遗迹等情况后确保保护等级不下降，保证保护力度与保护效率。      

基于国家公园体制的贵州自然保护地资源整合及体系转换研究

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自然保护地资源整合优化模型,对贵州自然保护地格局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1)贵州省自然保护地资源以中等级自然保护地分布为主;(2)贵州省自然生态空间适宜区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大部以及铜仁、遵义、安顺、黔西南部分地区;(3)贵州省自然保护地整合重点区域为黔南与黔东南地区;(4)结合当前自然保护地保护空缺分布、保护类型分布、整合保护等级分布,本研究选出贵州省5处国家公园潜在区域,并提出3种拟转自然保护区和3种拟转自然公园的区域类型。     

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分析、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规模度指数、洛伦兹曲线等地理数学方法分析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省域层面上,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呈现多中心集聚、组团分布格局;浙东北地区3A级景区村庄分布数量与集聚程度均高于浙西南地区,杭州、绍兴、衢州、宁波等4市的3A级景区村庄数量超过了全省的50%。市域层面上,3A级景区村庄分布类型大多数为均匀型,仅杭州、衢州、台州等3市为集聚型。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的空间分布受区域中心城市、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地理环境等影响较大。建议从空间结构、规模数量的角度结合经济、交通等影响因素优化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的空间布局。     

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自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地理标志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利用对于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法、最邻近指数等空间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湖北省不同部门、不同类型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地市州(林区)地理标志数量的分布较均匀,但不同部门、不同类型地理标志的表现有所不同,质检地理标志以及中药材、水果与坚果、茶产品、禽畜制成品、水产品类地理标志的分布相对集中;不同类型工商地理标志点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茶产品、豆制品与加工食品类地理标志点分散分布,具有双热点区域;蔬菜与菌类、水产品、畜禽制成品类地理标志点集聚分布,具有单热点区域;水果与坚果、中药材和粮食作物类地理标志点也呈集聚分布,但具有多个热点区域;区域的常住人口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该区域地理标志数量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地形、水文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口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控制着不同类型地理标志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差异。研究表明,湖北省各类地理标志产品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当有限。因此,湖北省应加强地理标志的利用,发挥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帮助农民创收增收,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同时,还应因地制宜地有意识、有计划地培育地理标志。     

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安徽省216个农民田间学校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指数等方法研究农民田间学校的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类型多样,按其培训内容可细分为农、林、牧、副、渔及休闲农业、农技服务、电子商务等8个类型,其中,农业田间学校又含普通种植业、设施农业等学校;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整体空间分布趋于集聚,空间结构属于凝聚型;在普通种植业田间学校中,粮食种植、蔬菜种植培训学校集聚程度较高;安徽主体功能区、经济基础、人口密度、文化教育资源与农民学习意愿是影响农民田间学校分布的主要因素。     

对我国设立国家公园的思考和建议

国家公园已经发展了140余年,目前在IUCN推行的"保护地"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全球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着关键作用。我国虽然在"国家级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方面的建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尚未形成完整的国家公园体系。基于我国"国家级公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立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新体系、设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整理现有"国家级公园"等建议。     

国家公园划界分区理论研究进展及问题与策略探讨

国家公园资源受到责、权、利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明确边界范围和分区规划,才可能形成对国家公园范围的国土空间有效用途管制。边界划分是保护地有效的管理工具,但是如何实现科学有效的划界分区则是管理的难点问题,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通过阐述岛屿生物地理学、集合种群、景观生态学3种保护地划界分区理论的优劣势,梳理国家公园划界分区存在的问题,探讨以自然资源为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划界分区所涉及的因素,构建基于“生态边界阈值”为指导原则的划界分区方法,为国家公园的发展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OWA多属性决策的生态系统服务最优保护区选择研究——以渭河流域（关天段）为例

【目的】 通过对生物多样性、固碳、产水以及文化四类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测算,使用多属性决策方法进行区域最优保护范围的选取,为研究区生态平衡的维护及生态建设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以渭河流域关中-天水经济区（关天段）为研究区,通过InVEST模型测算生物多样性及固碳服务,SWAT模型划分子流域并计算产水服务以及SoLVES模型量化文化服务,在此基础上利用OWA（Ordered Weighted Averaged,有序加权平均）多属性决策方法建立11种情景,筛选出优先保护区。【结果】 （1）研究区在子流域尺度上产水量分布不均,整体情况为东部最高,中部地区小于西部地区,平均产水量约为95 mm;子流域固碳量范围为5.041—10.284 t·hm ^-2,单位面积固碳量较高的子流域多为秦岭地区,位于关中平原地区的子流域是城市聚集地区,建设用地密集的区域碳储存十分受限;生物多样性主要由生境质量指标衡量,研究区生境质量范围0.222—0.921,关中平原地区植被覆盖较少,人类活动频繁和城市发展导致威胁因子分布密集,因此生境质量较低,平均值在0.22左右,秦岭地区属于高植被覆盖且距离生境威胁因子较远,生态适宜性高且生物多样性保持良好;研究区文化价值总指数1.298—5.667,审美和精神价值集中在森林公园及秦岭山脉地区,但城市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浓厚且娱乐设施丰富,因此综合来看城市区域文化服务价值最高。（2）通过设立不同风险值和权重计算OWA算子,共得出11种风险情景及其保护效率。最终选取权衡值最高的风险情景6的覆盖范围为最优保护区范围,其保护效率约为1.499,覆盖范围多位于南部秦岭地区、天水市和宝鸡市交界处等。 【结论】 结合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分析与评价,通过OWA算子平衡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并选择最优保护区,为提升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参考。     

基于GIS的太原市景观格局与可达性分析

城市公园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环境的重要标准.本研究以太原市中心城区(环城高速内)为研究对象,运用遥感技术以及GIS相关技术,对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及景观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偏少且各行政区之间分布不均匀,其中杏花岭区城市公园绿地面积最小仅为0.99 km~2,占研究区的2.37%;②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整体较差,仅有不到50%的城市居民能在30 min内通过步行方式到达最近公园;③太原市城市公园绿地整体分布较为均匀,破碎化程度较低,但其景观形状较为规则,不利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且斑块丰富度密度较低.本研究成果可以为太原市合理优化绿地空间结构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风景名胜区

<正> 中国风景名胜区系统,包括天然和人文两类不同的风景旅游资源,也包括天然和人文两类不同的景观。由于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化,所以自然景观常常与人文景观互相渗透,交相辉映。当然另外也还有大量纯粹属于原始自然状态的自然保护区,如湖北的神农架、长白山天池、四川卧龙熊猫保护区等等。同样,另外也有不少类型,是属于完全由人工建造起来的历史名胜区,如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北京八达岭长城和西安古都等等。但是多数风景名胜区是天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     

生态保护关键区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为遴选出省域范围内的生态保护关键区,建立一套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源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功能保护区以及一般关键区域等8个指标为主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评价方法。     

浙江省森林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浙江省森林特色小镇在省域尺度上的空间布局特征，并对影响空间布局的人文和自然因素进行研究。  方法  以浙江73个森林特色小镇、121个省级及以上森林公园的地理数据以及各市相关自然社会状况指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相关性分析与核密度分析，对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结果  浙江省73个森林特色小镇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分布在浙北、浙东和浙南的小镇为均匀型，分布在浙西的小镇为凝聚型；从均衡性来看，不同地级市内的森林特色小镇数量分布合理，另外根据核密度值由密到疏的散布情况，可以将小镇分为3个主要梯队，其中湖州西部与北部为第1梯队，衢州中北部为第2梯队，丽水、温州和台州的部分区域为第3梯队。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山区分布、交通条件以及临近城市等因素对3个梯队的划分产生了影响。  结论  森林特色小镇的成长以当地林业产业为重要支柱，并以第一、三产业为主导产业，小镇集中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森林特色小镇沿山麓与山谷地带布置的趋势十分明显，且高速公路网有利于小镇的落地发展，但地级中心城市对森林特色小镇布局的影响十分有限；从森林特色小镇的选址与森林公园分布的空间高关联度可以看出，周边丰富的森林资源是森林特色小镇发展至关重要的保障，浙江其他地区发展森林特色小镇的潜力仍然巨大。